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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的帝王看来，他们的狂妄根本不是狂妄，而是作为一位伟大帝王的魄力和魅力。做臣子的狂妄就不行了，大逆不道，死有余辜。
古代帝王之中，对读书人下手最狠最重的，除了朱元璋父子，就数乾隆皇帝。秦始皇坑儒，还有个原因，是听说儒生背地里骂他。朱元璋和乾隆皇帝是对读书人鸡蛋里挑骨头，哪怕他们著书立说时毫无恶意，只要一字不合圣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还不是把人杀掉就算了，而是祸及族人，牵连无辜，每每酿成血雨腥风的惨案。
乾隆年间，我家乡有位很有名望的士绅魏塾，读晋人江统的徙戎论之后写了点评论，竟以“悖妄”之罪，全家处死，祖坟被挖，坟头上的树都被锯去树头，箍上铁箍。这个“树砍头”的恐怖故事在当地流传二百余年，到我幼年时，还时常听老人们说起。魏塾被杀后，族人四散而逃，全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有人散布谣言，说官府要把全城之人流徙，竟把全城人吓跑，一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
一篇简短的读后感，竟引发如此惨剧。
若按乾隆年间的标准审查李白的诗歌，李白死一百次都不止。乾隆皇帝赞赏的杜甫，若是生活于乾隆年间，只怕也要死上几十次。只他的丽人行、兵车行两诗，就可以灭族了。
他从京城去奉先，不是歌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美景，而是在几具冻死骨上大做文章，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皇上开疆拓土，他不但不赞美，反而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在石壕村遇到官府征兵，对逃避兵役者不加谴责，反而同情。
这要放在乾隆时代，都算得上居心险恶，不死也要流放或罚苦役。不独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杜牧一干人等，若生于乾隆年间，哪个也难逃一死。
可我们知道，上面那些诗人，有老死的，病死的，贫困落魄死的，就是没有人是写诗触犯忌讳，被皇帝抄家灭门死的。
清朝人口比唐朝人口大大增加，诗歌总量也大大增加，乾隆皇帝一人就写了几万首诗，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语言环境十分相似，可是，我们既想不起几位清朝诗人，也想不起几首清人的诗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吟咏唐诗宋词。
这其中有个原因，清代文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写诗只是业余爱好，不像唐代诗人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可是诗歌不同于长篇小说，写诗耗费不了太多时间，一位受过格律诗训练的读书人，骑马时、行路时、静坐休息时，只要有所思有所感，几分钟就可以吟成一诗。
根本原因是，唐朝诗人的天空是广阔的，思绪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他们写诗，赞美可以，哀叹可以，讽刺可以，发牢骚可以，抨击时政可以，吟咏宫廷秘闻可以，几乎没什么不可以。
白居易的二十首新乐府，大多是政治讽刺诗，若是放在清朝，让乾隆皇帝看见，等待白居易的只有死路一条。长恨歌揭先皇隐私，也够上灭门大罪。可人家白居易在唐朝活得好好的，从没有哪个皇帝在文字上找过他的麻烦。
他死后，唐宣宗还作诗悼念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一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而清朝前期，除了歌功颂德，没有一种题材是安全的。
从唐宋到明清，人们的生活状况差别并不大，可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差异。我们感受各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差异的重要途径，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我们喜欢唐诗，是从唐诗里，可以读到最美好健全的人格。
比如送别诗，是最容易哀婉凄凉的，唐人的送别诗却坦荡豪迈，有时流露出几分担忧和思念，也不过是高天上抹过几丝微云，基调仍是明朗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无不如此：“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白在外漫游的时间长，结识的人多，写下的送别诗也多。“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这样的送别诗，只能出现在唐代。唐代中前期的送别诗，很少灰色沮丧的。他们并非背井离乡，而是走出家门，天地广大，今日别旧朋，明朝有新友，心里装着明媚的希望，四海之内皆朋友，人间处处是故乡。唐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这样壮阔达观的情怀。
清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可我们心里，总觉得“大唐”这个称谓名至实归“大清”这个说法名不副实，因清代疆域辽阔，人们精神卑弱，没有唐人的雍容、豁达、乐观、自信，这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泱泱大国风范。
李白与杜甫同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之所以说因为李白，感谢唐朝，而不说因为杜甫，感谢唐朝，是因为李白比杜甫具有更明显的唐代特色。杜甫内心的边界感很强，他牢牢把自己界定在儒家许可的范围内，思想观念上，他是符合正统的。
李白豪迈、奔放，有着强烈个性色彩与自我倾向，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他生长需要的社会空间比杜甫要大很多，这个空间稍微压抑，他就有可能异化，成为人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异类。
唐代以前无李白，那时诗歌的土壤还不够肥腴，没有支撑他生长的养料。唐代以后，空气太沉闷，阳光不充足，李白还没有成为李白之前，就被清除了，修剪了，矮化了。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长“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不凡的帝王看来，他们的狂妄根本不是狂妄，而是作为一位伟大帝王的魄力和魅力。做臣子的狂妄就不行了，大逆不道，死有余辜。
古代帝王之中，对读书人下手最狠最重的，除了朱元璋父子，就数乾隆皇帝。秦始皇坑儒，还有个原因，是听说儒生背地里骂他。朱元璋和乾隆皇帝是对读书人鸡蛋里挑骨头，哪怕他们著书立说时毫无恶意，只要一字不合圣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还不是把人杀掉就算了，而是祸及族人，牵连无辜，每每酿成血雨腥风的惨案。
乾隆年间，我家乡有位很有名望的士绅魏塾，读晋人江统的徙戎论之后写了点评论，竟以“悖妄”之罪，全家处死，祖坟被挖，坟头上的树都被锯去树头，箍上铁箍。这个“树砍头”的恐怖故事在当地流传二百余年，到我幼年时，还时常听老人们说起。魏塾被杀后，族人四散而逃，全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有人散布谣言，说官府要把全城之人流徙，竟把全城人吓跑，一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
一篇简短的读后感，竟引发如此惨剧。
若按乾隆年间的标准审查李白的诗歌，李白死一百次都不止。乾隆皇帝赞赏的杜甫，若是生活于乾隆年间，只怕也要死上几十次。只他的丽人行、兵车行两诗，就可以灭族了。
他从京城去奉先，不是歌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美景，而是在几具冻死骨上大做文章，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皇上开疆拓土，他不但不赞美，反而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在石壕村遇到官府征兵，对逃避兵役者不加谴责，反而同情。
这要放在乾隆时代，都算得上居心险恶，不死也要流放或罚苦役。不独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杜牧一干人等，若生于乾隆年间，哪个也难逃一死。
可我们知道，上面那些诗人，有老死的，病死的，贫困落魄死的，就是没有人是写诗触犯忌讳，被皇帝抄家灭门死的。
清朝人口比唐朝人口大大增加，诗歌总量也大大增加，乾隆皇帝一人就写了几万首诗，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语言环境十分相似，可是，我们既想不起几位清朝诗人，也想不起几首清人的诗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吟咏唐诗宋词。
这其中有个原因，清代文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写诗只是业余爱好，不像唐代诗人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可是诗歌不同于长篇小说，写诗耗费不了太多时间，一位受过格律诗训练的读书人，骑马时、行路时、静坐休息时，只要有所思有所感，几分钟就可以吟成一诗。
根本原因是，唐朝诗人的天空是广阔的，思绪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他们写诗，赞美可以，哀叹可以，讽刺可以，发牢骚可以，抨击时政可以，吟咏宫廷秘闻可以，几乎没什么不可以。
白居易的二十首新乐府，大多是政治讽刺诗，若是放在清朝，让乾隆皇帝看见，等待白居易的只有死路一条。长恨歌揭先皇隐私，也够上灭门大罪。可人家白居易在唐朝活得好好的，从没有哪个皇帝在文字上找过他的麻烦。
他死后，唐宣宗还作诗悼念他：“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一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而清朝前期，除了歌功颂德，没有一种题材是安全的。
从唐宋到明清，人们的生活状况差别并不大，可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差异。我们感受各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差异的重要途径，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我们喜欢唐诗，是从唐诗里，可以读到最美好健全的人格。
比如送别诗，是最容易哀婉凄凉的，唐人的送别诗却坦荡豪迈，有时流露出几分担忧和思念，也不过是高天上抹过几丝微云，基调仍是明朗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无不如此：“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白在外漫游的时间长，结识的人多，写下的送别诗也多。“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这样的送别诗，只能出现在唐代。唐代中前期的送别诗，很少灰色沮丧的。他们并非背井离乡，而是走出家门，天地广大，今日别旧朋，明朝有新友，心里装着明媚的希望，四海之内皆朋友，人间处处是故乡。唐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这样壮阔达观的情怀。
清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可我们心里，总觉得“大唐”这个称谓名至实归“大清”这个说法名不副实，因清代疆域辽阔，人们精神卑弱，没有唐人的雍容、豁达、乐观、自信，这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泱泱大国风范。
李白与杜甫同是唐代的伟大诗人，之所以说因为李白，感谢唐朝，而不说因为杜甫，感谢唐朝，是因为李白比杜甫具有更明显的唐代特色。杜甫内心的边界感很强，他牢牢把自己界定在儒家许可的范围内，思想观念上，他是符合正统的。
李白豪迈、奔放，有着强烈个性色彩与自我倾向，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他生长需要的社会空间比杜甫要大很多，这个空间稍微压抑，他就有可能异化，成为人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异类。
唐代以前无李白，那时诗歌的土壤还不够肥腴，没有支撑他生长的养料。唐代以后，空气太沉闷，阳光不充足，李白还没有成为李白之前，就被清除了，修剪了，矮化了。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长“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