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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
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
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
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
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部，其部多来归降。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
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
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
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
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
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部，其部多来归降。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