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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国皇太子的出生，终于让长安城里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有一个象大皇帝这样的好皇帝不容易，但他已经成亲数年，却迟迟无法诞下皇子，这确实令臣民们心焦万分。
习惯了“民主、自由、平等”口号，嗯，哪怕只是口号的现代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古代的人们，对皇帝会那样忠心耿耿，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什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类的玩意，在现代人看起来，既可笑可怜又复可悲可叹。
可穿越而来的刘常满，却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的体验到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
大汉朝开国的时候，正是我中华民族——毋宁说是大汉族——的民族精神的青壮年时期，人们思想进取开放，敢于不择手段的为自己的理想打拚。不管这个理想是想称王称霸，还是想当个富家翁，甚至只是想多娶两房娇妻美妾。
相比起后世来说，唐朝时，我大汉族的民族精神宽宏博大，包容万物。以男人的一生作比方，如果说汉朝时候，正是男人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强盛阶段的话，那唐朝就是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平台阶段，身体尚未虚弱，而智慧却正是顶峰，正是民族精神的黄金时期。
而到了宋朝，大汉朝的民族精神，就开始彻底的走下坡路了。用刘常满家乡的话说，大宋朝的皇帝们，都他娘的是最没出息的“门里猴”，对内控制做得很好，对外却是屡战屡败，最后终于使北宋亡于敌手，将中华民族传统上的领地，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都送给了敌人。
到了最后，南宋小朝廷一边偏南一隅，一边却整理出了“理学”这个狗日的玩意，拿女人的贞操和生命说事，作为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结果，走入暮年的大汉族精神，终于在宋人手里被败坏完毕。“崖山之后无中国”，因为全中国的土地，都被夷人所占，从此以后的数百年内，虽然经过明朝的恢复，但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在大明朝的时候，大汉族精神已经腐朽无比，大汉族自然也就光荣不再了。
而后清朝入关，又一次以蛮夷之人为中华之君，历史的车轮忽忽倒转，中华文明不进反退，终于彻底落后于世界，再次沦陷于八国联军、东洋倭奴之手。
但就在这整个过程之中，皇帝，一直都是中国的精神支柱，这一点却毫无疑问。南宋小皇帝被陆秀夫背着跳海时，军民十余万一起跳海自杀；就连末代清帝溥仪，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去成立伪满洲国时，依然有许多遗老遗少前去效忠。
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人都是既可笑复可悲的，但在他们心里，他们所做的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象岳飞虽然手握重兵，却依然回到临安从容就死，用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来，那叫愚忠，但岳飞的《满江红》里，倘若最后一句变成“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百姓乐！”那就纯粹是扯淡了。
关于忠君的这个思想由来，以刘常满浅薄的理解，除了教育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限制力。
政治书上，常常将历史时代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其实，在刘常满这个穿越者的眼里，那都是闲扯淡。
按刘常满的理解，历史时代应该分为“采集与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信息时代”才对，以人们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来分类，就更能理解人们的思想。
在农业社会，也就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逐渐的越来越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农业社会，百姓们的所有东西，从名义上讲，都是属于皇帝的，甚至包括百姓们的身体和家人，都属于皇帝。
而百姓能够耕种田地，能够获得相对安宁的生活，则完全仰仗能有一个好皇帝来统治自己。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历史，唯有两种时候：一种是能够安心做奴隶的时候；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候。
这话虽然有些刻薄吧，却也一针见血。
农业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自给自足。正因为自给自足，百姓们的生活中，才缺乏有效的协作和组织，因而在日常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很难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正因为没有有效的渠道和保障表现自己的力量，所以处在最底层的百姓们，只能将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放在能获得一个好皇帝的身上了。
然而没有一个皇帝会认为自己是不好的，在中国又有“为尊者讳”的“高尚”传统，所以中国的皇帝当然都是好皇帝——只要他不亡国，不把外敌放进国内来屠杀百姓，百姓们都会真诚的把他当成一个好皇帝来崇拜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古代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皇帝，很多就有一种盲目的服从。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真正得到了一个好皇帝，甚至是好的地方长官时，也都会衷心的祝福他，爱戴他，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对于“与民休息”的高皇帝，大汉国的百姓就已经很感激了。虽然他因为平藩，在国内打了许多场仗，但百姓们却从心底支持自己的刘姓天子。
等到大皇帝刘盈上台之后，根本不用官吏们宣传如今天子是如何仁迈三皇，德超五帝的，老百姓们都看在眼里。
刘常满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正是叛逆时代。那个时候，也正是党内腐败初显，毛太祖和党都走下神坛的时候，刘常满正处在青春期，... -->>
大汉国皇太子的出生，终于让长安城里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有一个象大皇帝这样的好皇帝不容易，但他已经成亲数年，却迟迟无法诞下皇子，这确实令臣民们心焦万分。
习惯了“民主、自由、平等”口号，嗯，哪怕只是口号的现代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古代的人们，对皇帝会那样忠心耿耿，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什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类的玩意，在现代人看起来，既可笑可怜又复可悲可叹。
可穿越而来的刘常满，却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的体验到了，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
大汉朝开国的时候，正是我中华民族——毋宁说是大汉族——的民族精神的青壮年时期，人们思想进取开放，敢于不择手段的为自己的理想打拚。不管这个理想是想称王称霸，还是想当个富家翁，甚至只是想多娶两房娇妻美妾。
相比起后世来说，唐朝时，我大汉族的民族精神宽宏博大，包容万物。以男人的一生作比方，如果说汉朝时候，正是男人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强盛阶段的话，那唐朝就是四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平台阶段，身体尚未虚弱，而智慧却正是顶峰，正是民族精神的黄金时期。
而到了宋朝，大汉朝的民族精神，就开始彻底的走下坡路了。用刘常满家乡的话说，大宋朝的皇帝们，都他娘的是最没出息的“门里猴”，对内控制做得很好，对外却是屡战屡败，最后终于使北宋亡于敌手，将中华民族传统上的领地，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都送给了敌人。
到了最后，南宋小朝廷一边偏南一隅，一边却整理出了“理学”这个狗日的玩意，拿女人的贞操和生命说事，作为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结果，走入暮年的大汉族精神，终于在宋人手里被败坏完毕。“崖山之后无中国”，因为全中国的土地，都被夷人所占，从此以后的数百年内，虽然经过明朝的恢复，但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在大明朝的时候，大汉族精神已经腐朽无比，大汉族自然也就光荣不再了。
而后清朝入关，又一次以蛮夷之人为中华之君，历史的车轮忽忽倒转，中华文明不进反退，终于彻底落后于世界，再次沦陷于八国联军、东洋倭奴之手。
但就在这整个过程之中，皇帝，一直都是中国的精神支柱，这一点却毫无疑问。南宋小皇帝被陆秀夫背着跳海时，军民十余万一起跳海自杀；就连末代清帝溥仪，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去成立伪满洲国时，依然有许多遗老遗少前去效忠。
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人都是既可笑复可悲的，但在他们心里，他们所做的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象岳飞虽然手握重兵，却依然回到临安从容就死，用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来，那叫愚忠，但岳飞的《满江红》里，倘若最后一句变成“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百姓乐！”那就纯粹是扯淡了。
关于忠君的这个思想由来，以刘常满浅薄的理解，除了教育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限制力。
政治书上，常常将历史时代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其实，在刘常满这个穿越者的眼里，那都是闲扯淡。
按刘常满的理解，历史时代应该分为“采集与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信息时代”才对，以人们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来分类，就更能理解人们的思想。
在农业社会，也就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逐渐的越来越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农业社会，百姓们的所有东西，从名义上讲，都是属于皇帝的，甚至包括百姓们的身体和家人，都属于皇帝。
而百姓能够耕种田地，能够获得相对安宁的生活，则完全仰仗能有一个好皇帝来统治自己。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历史，唯有两种时候：一种是能够安心做奴隶的时候；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候。
这话虽然有些刻薄吧，却也一针见血。
农业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自给自足。正因为自给自足，百姓们的生活中，才缺乏有效的协作和组织，因而在日常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很难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正因为没有有效的渠道和保障表现自己的力量，所以处在最底层的百姓们，只能将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放在能获得一个好皇帝的身上了。
然而没有一个皇帝会认为自己是不好的，在中国又有“为尊者讳”的“高尚”传统，所以中国的皇帝当然都是好皇帝——只要他不亡国，不把外敌放进国内来屠杀百姓，百姓们都会真诚的把他当成一个好皇帝来崇拜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古代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皇帝，很多就有一种盲目的服从。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真正得到了一个好皇帝，甚至是好的地方长官时，也都会衷心的祝福他，爱戴他，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对于“与民休息”的高皇帝，大汉国的百姓就已经很感激了。虽然他因为平藩，在国内打了许多场仗，但百姓们却从心底支持自己的刘姓天子。
等到大皇帝刘盈上台之后，根本不用官吏们宣传如今天子是如何仁迈三皇，德超五帝的，老百姓们都看在眼里。
刘常满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正是叛逆时代。那个时候，也正是党内腐败初显，毛太祖和党都走下神坛的时候，刘常满正处在青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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