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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上次和陈知昱聊完,仁宗回到宫中,除了日常之事,多次想到陈知昱的分析,觉得此子有自己的见解,于是就来到了陈家。
毕竟在庆历年间,范仲淹以及富弼等大臣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也的的确确看到了大宋的很多弊端。
仁宗不是刚愎自用之人,其实他也知道这大宋看起来国富民强,但仅仅只是看起来,其实也算是疾病缠身,到底应该如何拯救大宋,让大宋百姓过的更好,让赵氏天下如何更稳定,尤其是这次后宫一下子有了四位嫔妃怀孕,这也触发仁宗想给后人留下更好的大宋的心。
好几次,仁宗一个人在夜里思索着对策,难以入睡,知道昨天于曹皇后将心事说了出来,曹皇后问仁宗:‘关于新政的新政涉及多方利益,抽丝剥茧分析之人是谁!’
仁宗一拍大腿,自己怎么没想到这番言语的人正是陈知昱,自己完全可以来问问他的想法的。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见仁宗盯着自己,陈知昱并不急于表态,心想原来在这等着我呢!眯了一口茶后才开口道:“陛下日理万机,朝中之事,大宋所面临的问题比臣通透多了,臣不敢多言。”
意思就是我以前可不知道你是皇帝,说对说错都别太当真,这会我为朝臣,可不敢乱说,主要还得看你的意思。
“让你说你就说,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怎地还要我带你去政事堂说不成?”仁宗不好气的说到,用的是我,说明不是以皇帝的身份。
其实宋朝这点事对于上过九年义务的人来说都能说出一二,别说陈知昱对于宋史还是有许多了解的。
见仁宗不耐烦,陈知昱整理了一些语言和思路才开口道:“某以为,大宋之疾并不是当朝独有,土地兼并问题是历朝历代都需面临的,历朝初创之时,为使百姓安居乐业,土地会均分于民,让百姓食有所依,所以但凡开国之初,一般都会迎来盛世。”
说到这里陈知昱看了一眼仁宗,仁宗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自先秦一统天下,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百姓多是自给自足,但随着生养子嗣,人口增多,百姓就必须开垦了新的土地,提高生产力。某把这种社会定义为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的模式下,百姓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天灾人祸,稍有变故,百姓就会食无所依,为了能够生存,他们只能变卖土地,寻求活路。随着时间的积累土地就会逐渐从多数农民的手中,聚到少数的富户名下,形成了阶级。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主,甚至被土地主剥削,生活于水生火热之间。大宋因为政策问题,土地兼并问题是最严重的,土地大量流入权贵阶级,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是事实?朝廷的年收不曾见减少,每年都在增加啊!”仁宗反驳道,说到税收他比谁都关注。
“那是因为重工重商,工商行业空前发达,商税收入抵消了农税的缺口,大大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隐患,所以看起来很一篇繁荣,但若是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呢?”陈知昱也说出了事情。
仁宗思索了一会,觉得的确是这样,只能道:“不无道理,那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呢?”
“微臣不敢说!”这时候陈知昱用的是臣,说明问题再说下去就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了,而且说不定会引发争执。
“有何不敢说,但说无妨,忠言逆耳,朕岂是那种听不进忠言之人?”仁宗一下就急了,你说一半不说这不是吊着人吗!
陈知昱看着仁宗带来的众人,想了一会又对着仁宗道:“臣还是不敢说!”
仁宗一直盯着陈知昱,见他看向自己身边的众人,像是明白了什么道:“除了王吉和严怀荣其他人都出去!”
众人只好都出去了,厅中只剩下四人,这时候仁宗继续开口:“说吧,无论说什么都会止于这厅中。”
“陛下,您可听说一句话?羊毛出自羊身上。”
“何解?”
“臣以为,大宋之疾在于三冗两积。”
“何为三冗两积?”
“冗者为多余闲散也,三冗指的是冗兵、冗官、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长此以往,可不是什么好事!”陈知昱解释道。
“具体说说。”
“冗兵者,从建国起便初见端倪,国都建于汴梁地处中原,四面开阔,无险可守。面对辽、夏之威胁,可以说立国而无国防。太宗皇帝数次亲征失败,使得大宋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无法裁兵、不能复员,更不敢再战。此国防战略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只能采用人海战术弥补地理缺陷。前线长期保留大量军队,后方大设禁军、厢军。宋长期实行募兵制,士兵募到军中直养到六十岁。
实际上,一般士兵只有二十到三十岁可用,剩余三十年战斗力几乎丧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而且除了军队的俸禄外,定期更换军队驻地的作法,又需要庞大的开支,同时又给每位兵员发放郊赉一类的各项额外的赏赐,这使得财政的压力巨大。自然冗费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是祖宗制法,加之若无几十万的禁军,京城地处平原之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若北方来犯,一过国境线就是一片坦途,驱兵不足千里,就能兵临东京城下。朝廷不得不续养重兵戍卫京师。这不是没有办法之事吗?”仁宗虽然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也没办法解决啊。
“太祖制法,乃是解决当时的当下问题,而不是解决大宋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治大国如烹小鲜,太祖皇帝出身于行伍,所在的时期军人跋扈,肆意干政,导致政变频繁,太祖即位后,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军队的问题。
为此,太祖定下了祖宗之法,防止军人干政。这套祖宗之法的核心就是削弱军队的势力,防止因军人哗变等干预国家政治的运行,甚至政权的倾覆。此时大宋经太宗,真宗,以及陛下您励精图治,这套方法是否还可行?微臣觉得有待商榷,陛下明鉴。”
换做任何一任皇帝,陈知昱都不敢说这话,但仁宗是个特殊的人,尤其是有范仲淹的新政在前,说明仁宗是想历精图治的。
按照后世的记载,仁宗后期疑心重的原因有二,一是脑疾缠身,二是纵欲过度,伤了根本,没有子嗣。而此时两个大问题都让陈知昱解决了,所以他才将问题抛了出来。
聊。”上次和陈知昱聊完,仁宗回到宫中,除了日常之事,多次想到陈知昱的分析,觉得此子有自己的见解,于是就来到了陈家。
毕竟在庆历年间,范仲淹以及富弼等大臣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也的的确确看到了大宋的很多弊端。
仁宗不是刚愎自用之人,其实他也知道这大宋看起来国富民强,但仅仅只是看起来,其实也算是疾病缠身,到底应该如何拯救大宋,让大宋百姓过的更好,让赵氏天下如何更稳定,尤其是这次后宫一下子有了四位嫔妃怀孕,这也触发仁宗想给后人留下更好的大宋的心。
好几次,仁宗一个人在夜里思索着对策,难以入睡,知道昨天于曹皇后将心事说了出来,曹皇后问仁宗:‘关于新政的新政涉及多方利益,抽丝剥茧分析之人是谁!’
仁宗一拍大腿,自己怎么没想到这番言语的人正是陈知昱,自己完全可以来问问他的想法的。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见仁宗盯着自己,陈知昱并不急于表态,心想原来在这等着我呢!眯了一口茶后才开口道:“陛下日理万机,朝中之事,大宋所面临的问题比臣通透多了,臣不敢多言。”
意思就是我以前可不知道你是皇帝,说对说错都别太当真,这会我为朝臣,可不敢乱说,主要还得看你的意思。
“让你说你就说,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怎地还要我带你去政事堂说不成?”仁宗不好气的说到,用的是我,说明不是以皇帝的身份。
其实宋朝这点事对于上过九年义务的人来说都能说出一二,别说陈知昱对于宋史还是有许多了解的。
见仁宗不耐烦,陈知昱整理了一些语言和思路才开口道:“某以为,大宋之疾并不是当朝独有,土地兼并问题是历朝历代都需面临的,历朝初创之时,为使百姓安居乐业,土地会均分于民,让百姓食有所依,所以但凡开国之初,一般都会迎来盛世。”
说到这里陈知昱看了一眼仁宗,仁宗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自先秦一统天下,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百姓多是自给自足,但随着生养子嗣,人口增多,百姓就必须开垦了新的土地,提高生产力。某把这种社会定义为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的模式下,百姓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天灾人祸,稍有变故,百姓就会食无所依,为了能够生存,他们只能变卖土地,寻求活路。随着时间的积累土地就会逐渐从多数农民的手中,聚到少数的富户名下,形成了阶级。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主,甚至被土地主剥削,生活于水生火热之间。大宋因为政策问题,土地兼并问题是最严重的,土地大量流入权贵阶级,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是事实?朝廷的年收不曾见减少,每年都在增加啊!”仁宗反驳道,说到税收他比谁都关注。
“那是因为重工重商,工商行业空前发达,商税收入抵消了农税的缺口,大大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隐患,所以看起来很一篇繁荣,但若是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呢?”陈知昱也说出了事情。
仁宗思索了一会,觉得的确是这样,只能道:“不无道理,那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呢?”
“微臣不敢说!”这时候陈知昱用的是臣,说明问题再说下去就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了,而且说不定会引发争执。
“有何不敢说,但说无妨,忠言逆耳,朕岂是那种听不进忠言之人?”仁宗一下就急了,你说一半不说这不是吊着人吗!
陈知昱看着仁宗带来的众人,想了一会又对着仁宗道:“臣还是不敢说!”
仁宗一直盯着陈知昱,见他看向自己身边的众人,像是明白了什么道:“除了王吉和严怀荣其他人都出去!”
众人只好都出去了,厅中只剩下四人,这时候仁宗继续开口:“说吧,无论说什么都会止于这厅中。”
“陛下,您可听说一句话?羊毛出自羊身上。”
“何解?”
“臣以为,大宋之疾在于三冗两积。”
“何为三冗两积?”
“冗者为多余闲散也,三冗指的是冗兵、冗官、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长此以往,可不是什么好事!”陈知昱解释道。
“具体说说。”
“冗兵者,从建国起便初见端倪,国都建于汴梁地处中原,四面开阔,无险可守。面对辽、夏之威胁,可以说立国而无国防。太宗皇帝数次亲征失败,使得大宋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无法裁兵、不能复员,更不敢再战。此国防战略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只能采用人海战术弥补地理缺陷。前线长期保留大量军队,后方大设禁军、厢军。宋长期实行募兵制,士兵募到军中直养到六十岁。
实际上,一般士兵只有二十到三十岁可用,剩余三十年战斗力几乎丧失,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而且除了军队的俸禄外,定期更换军队驻地的作法,又需要庞大的开支,同时又给每位兵员发放郊赉一类的各项额外的赏赐,这使得财政的压力巨大。自然冗费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是祖宗制法,加之若无几十万的禁军,京城地处平原之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若北方来犯,一过国境线就是一片坦途,驱兵不足千里,就能兵临东京城下。朝廷不得不续养重兵戍卫京师。这不是没有办法之事吗?”仁宗虽然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也没办法解决啊。
“太祖制法,乃是解决当时的当下问题,而不是解决大宋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治大国如烹小鲜,太祖皇帝出身于行伍,所在的时期军人跋扈,肆意干政,导致政变频繁,太祖即位后,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军队的问题。
为此,太祖定下了祖宗之法,防止军人干政。这套祖宗之法的核心就是削弱军队的势力,防止因军人哗变等干预国家政治的运行,甚至政权的倾覆。此时大宋经太宗,真宗,以及陛下您励精图治,这套方法是否还可行?微臣觉得有待商榷,陛下明鉴。”
换做任何一任皇帝,陈知昱都不敢说这话,但仁宗是个特殊的人,尤其是有范仲淹的新政在前,说明仁宗是想历精图治的。
按照后世的记载,仁宗后期疑心重的原因有二,一是脑疾缠身,二是纵欲过度,伤了根本,没有子嗣。而此时两个大问题都让陈知昱解决了,所以他才将问题抛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