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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佛理夾添入于現世的情操當然是本領。但以前六朝人是把佛經裏說的劫毀與當時五胡亂華，生民塗炭，文明瀕于存續與消滅在不可知之際的事態，合在一起來感得，比宋朝人的佛理情操大得多了。唐朝人把佛寺合于世俗的熱鬧，我覺得亦遠比宋朝人的講佛理好。
宋詩于佛理不講劫毀，只講真與妄跡，而妄跡亦好，幻與真相俱，纔是現世的活潑有光影明迷。此點自柳宗元詩與白居易詩以來，要算蘇軾詩裏表現得最好。但是這也不及李白詩裏的人世想要拔宅飛昇，有蓬萊仙山。蘇軾詩裏亦有仙意，想要飛去，但他的不及李白，是在李白有強大的時代的意志力，李白憧憬秦皇漢武，蘇軾的詩裏沒有。是蘇軾之后又過了將近千年，纔朱天心的“擊壤歌”有像這樣強大的時代意志力。
惟有宋儒程灝程頤與朱熹採用佛經的明心見性與靜坐，使人無可愛敬。
程朱他們對于佛經裏說的劫壞與空色真幻毫不感興趣，不但如此，他們是人家說句反話亦不曉，如杜甫居同谷七哀詩有一首的開頭四句是：“嗚呼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及身早”朱熹斥為“歎老悲窮”他不知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的結句“蕩子行不歸，空林歎獨守”其實真是貞潔的。朱熹還同調過程頤門人說蘇軾這樣的人應當殺卻，雖他晚年有題蘇軾畫竹讚，對蘇軾其人衷心表示敬意，但已太遲了。
易經，陳搏于先天數有新發明，邵雍亦于占有其會意。二人皆近道家。而程頤的所謂周易程傳，則與易經無關，只是在講他的正心誠意。朱熹的周易集傳比程頤用功，但亦只是有他的可取而已。易經本來于文學相關，程朱的易傳卻于文學不相關，其不好即從此點可以看出。
原來易經的主題是占國運，占當前歷史的天道與時局形勢，志士皆是如此觀其文而玩其辭，這就很是文學的，因為文學如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也是報的歷史的季節消息。所以左傳裏記占卜可以記得那樣好，上了文學。還有易經是人對于未知能活潑喜樂，如元曲裏桃花女與周公比占課鬥法，更有西遊記是開始于漁樵二人在閑話，驚動了涇河龍王，他要試試袁天罡的占天晴雨，下雨的時辰與雨量，也是上了文學。而程朱的易傳則與這種志士的革命性及庶民的活潑喜樂全不相關。文學是至程朱而壞，文學壞即是先王的詩教壞，即是禮樂之樂壞了。但此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殘唐五代至宋，沒有像五胡亂華至隋唐那樣的出現時代的大創造力，出的人材亦不夠，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樣強大活潑的士風，雖有程朱，亦將只是像王通（文中子）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語句全仿論語，單是這點就已使人厭鄙他。）
歷史的浩然之氣實在要緊，后世儒者只知這氣是個人的修養，不知有歷史的浩然之氣，是全體民族在大災難中行險，集義而生的開出新時代的大創造力。殘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這個。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過當時發達的數學與科學而結合于黃老，及通過變法（行均田制）而結合于黃老。五代時數學與科學亦有一發達，陳搏因之能于易數有新發明。北宋尚出數學與科學的大家，而且變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與保馬法，但至程朱之學行于世，儒乃不屑于數學與科學，更不讀法家之書，乃至專讀四書，不讀周禮王制，儒遂與黃老絕，與黃老絕就是喪失漢民族的大自然精神與創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乃是因為他考慮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馬法與北魏的均田制皆依于周禮，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返田只需兩次手續，而青苗保馬則一年中要有幾次手續，假手于吏胥來辦就壞了。這要像周禮裏的王官與王民的關係，即是同生在井田制裏的當地之士領導農民與手工業者來實行纔可，不然則要有像現代的銀行制度亦可以實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備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條件，當然失敗。青苗法與保馬法若行成功，宋朝對遼與西夏可以強大，但是當時亦缺乏時代的創造力來做背境，司馬光蘇軾等都反對。王安石的文章是有當時人所沒有的好處，但是他的文章亦無人繼。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幾于全無可看，他們推尊韓愈，其實韓文就不怎麼好。韓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貴功名。宋儒則是把禮教太肯定了。無論怎樣的好東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會是小是陋，就會是妄。詩詞遠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問、吳梅村的話都缺少一個興字。明初高青邱與清初王漁洋的話中有好的。朱彝尊我是喜歡他的紅橋詩。還有是喜歡納蘭性德詞“孟姜女廟”：
飛雨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
澄海樓高空極月、望夫石柱留題詩、六王如夢祖龍非。
結尾一句“六王如夢祖龍非”真是大。祖龍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來說，從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凋萎已極。
彼時亦有禪僧中豪傑，但是不得士與之結合，終究不能有結果。然而士雖疲？，民固健在，民的文學如宋平話，元曲與明清說書小說的旺盛，背后實含有隨時可以民間起兵的大行動力。但是彼時民的文學不得士的文學為領導，這就可見彼時士的對于政治亦無領導能力了。
蓋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傑者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孫詒讓一人。耶律楚材是禪僧之徒，他從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華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沒有有為之士的強大集團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堅、崔浩對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間起兵，士又不能領導，所以從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對于士完全沒有敬意，他隨意殺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壞。若有像楚漢之際的與隋唐之際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這樣卑劣。
明朝與清朝都是最沒有創造性的。
明清士專于儒，儒專于科舉八股，亦有為朱王理學，或訓詁之學的，他們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識，亦不知天下形勢，亦不會文學。否則清初康熙帝倒是個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漢文明，並研究西洋科學的，他對西洋的新知識都親自來學。他只是拒絕了傳教士的勸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智士幫助他，正可以開出一個大有創造性的新時代的。
當清朝康熙時，歐洲的科學新知識與方在開始的世界新形勢正可以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大刺激，當時若來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晉南北朝時接受西域文明的餘裕。康熙帝比俄國的沙皇彼得更早，當時中國還趕得及與英法德搶先併驅進入蒸汽機工業革命。英德法及后來的美國的進入現代產業，是依其原有的經濟構造的不同而變革出來的，所以雖一般的是資本主義，而在其過程上與體質上亦還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時的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國家更有餘裕使工業革命可以自然成長，用不著像英國的荒廢耕地做成蘭開夏機器紡織業的牧羊場，也用不著待童工女工那樣殘酷，也用不著那樣爭奪世界殖民地。當時若就來做，是可以使機器工業被涵養在中國文明裏，與農業手工業有一調和，它可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遠比西洋更新的產業體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時若有這個，則全世界的歷史都將為之改觀。康熙時中國確是有這樣做的機會，現在孫先生的開發產業，節制資本，與世界大同的遺教，與我主張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輔佐的產業新體制，早在康熙時若于新知識上完全開向西洋，是可以大有餘裕來自然地形成，被創造出來的。
然而康熙帝時沒有像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士幫他。
從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來越變成閉塞固陋，沒有人像漢唐之士的對帝王“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而且他們也自外于民間起兵。太平天國就可見得是士與民間起兵無緣。曾國藩這邊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雖然平了亂，也缺乏創造性。
欲知當年事，只須看當年的文學。
自宋末至于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固陋已極，但民的文學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劇，說書說白蛇傳，說秋香三笑，小調唱孟姜女，閑書看三國演義，說唐，精忠岳傳，征東征西。士的文學固陋，是反映國之政治已失風光，而民的文學的好精神則見證了中國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從反元朝的民間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間起兵，但是可惜了幾次都是當時之士不夠來領導。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義當初，志士遠溯黃帝紀年，纔是士的第一次覺醒，他們對世界的新形勢與新知識開了眼界。且自從孫先生，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使人想起西漢賈誼的陳時事疏，三民主義原稿與建國大綱更是直接從周禮而來。鄒容的“革命軍”文氣似楚辭。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蘇軾的明快。可是言文學者多不及之，以為中國近代文學要從五四時代的文藝作品算起，這是把文學看得太單薄了。“山河歲月”與“革命要詩與學問”就是繼承漢魏的、與孫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體，而把五四的文學來打開了。
五四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革命，但是五四犯有三個錯誤：一、否定禮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
把文學當作藝術的一種是把文學看小了，這我在前文已有說過。這裏只說禮教這樣東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門一步。但是五四把禮教來否定了，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禮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換朝代，頂多亦只是改了正朔與服色，沒有改到祭祀與賓主倫常間之禮的。禮儀是中國人情意的表現形式，五四在原則上把禮教來打倒了，至少在文學上寫中國人的情意沒有了形式，以至小說裏用了西洋人的情意與動作的形式來描寫中國人，這樣，文章先就不美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為西洋無士。士是先知先覺者，布衣疏食，而志在于天下，與民主的個人主義立場不合。魯迅一代的前進文人，宁願他們的兒子做個電氣工人。如日本的教師組合，都當自己是勞動者，不知有士之貴。但我還是喜歡世間有貴人。古代希臘是哲學家最尊，日本則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國的士好。
中國的讀書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貴人，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尊貴的人與尊貴的物。我曾見一處事務室的職員是好女子，后來聽說她嫁給汽車司機，很替她覺得不配以的。“擊壤歌”裏的小蝦說自己絕對不會愛商人，這使我讀了很高興。蘇軾題虢國夫人郊遊詩有“座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我也有詩贈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盞山，于此燒窯，詩曰：
西京無復舊公卿隴畝尚棲真貴人
盞山若問世消息佛火仙燄劫初成
文章是寫的絕對與永恆，這只有作者是士纔能。這是從古老的周禮裏王官與王民的貴氣，然而這纔真的是新鮮東西。
辛亥起義原是士的復醒，與民間起兵結合，但是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隨即陷于思想上的大迷惑。他們對于舊是不讀古書，對于新又不看看今世紀西洋在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更不看看西南亞細亞的古文明的地下發掘，也不對孫先生的思想求了解，而說要科學與民主。他們自外于中國的歷史的現實，亦于世界的歷史的現實無知，他們不知自己是站在什麼地方，他們于民疏隔了。辛亥之后，民間起兵繼續一浪推一浪，而士對之失了領導力。是這樣，纔被中共所乘，淪陷了大陸的。
今時人心的主題是反共光復大陸，于此我明白揭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與文明的造形的原理，依之以建設中國的、同時亦是世界性的政治與產業的新制度。這樣，士就恢復了歷史上的先知先覺者的地位，喚起時代的大意志力。但如天下士與天下之民來做這樁大事，也還要有九萬里之風把它載起來，這裏就用得著文章了，朱天心的“擊壤歌”裏就有像漢高祖的大風歌的發句。
而且孫先生說的喚起民眾，亦是先要通過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結合。這就先要看中國文學上兩者的共通點在哪裏。這裏我引一段袁瓊瓊的寫歌仔戲，先來知道民的文學的性格：
“我喜歡看布袋戲，可是不喜歡布袋木偶，木偶不僅是死的，還有散了戲的淒涼。歌仔戲又不同，我是說路邊的歌仔戲，電視上的不算。演員臉上厚厚的粧，乍看就像木偶人，台上兩個邊門，門帘略略撩起。在台上是一板一眼的，走台步、手勢、眼色，方寸不零亂。下了場子，在門帘邊覷見剛剛在台上莊嚴法相的觀音娘娘，這時蹺了兩腿坐著，白色錦衣襯著台上走髒了的鞋底，這是在戲的繁華裏露出了不妥貼的家常來，讓人小小的苦惱了，可是很親切。前台還是鏘鏘鏘的走馬換將，聲音透過麥克風，龐大得變了音。演員哭倒在台前，拿袖子掩著臉。門帘邊上，另一個演員在逗孩子，又是古代與現代的結合，笑得一張上了粧的嘴張得好大，血盆大口。野臺戲的好處是演員不那麼慎重，前后台的分別也不嚴，所以看戲是純消遣，沒有什麼藝術口味的負擔。人生由台前流向台后，又由台后流向台前，碰到敏感的人，說不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心靈騷動了。”
這就是張愛玲所詫異的：“怎麼可以這樣？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戲呀！”觀眾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戲，演員與觀眾都是像小孩的認真地在遊戲，在藝術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谷崎潤一郎與川端康成若知道這個，也不曾鑽到藝術的黑暗之谷了。若早知這個，有好些人就不會穿了燕尾服去聽交響曲，討藝術的負擔了。
自宋儒不知遊戲，士的文學遂不如民的文學，五四以來又學西洋，更不知遊戲了，士的文學亦更與民的文學分離得遠了。宋儒的正經是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式的，處州馬上純先生遊西湖，路上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而五四以來文人的正經是徐訏與余光中式的，不過比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裏的振保還更多讀了西洋的文學書。可是現在有了像袁瓊瓊的能是民的文學的知音人，士與民乃又可歡喜相見了。這裏還得再提一提管管的“請坐月亮請坐”是一部士與民認真遊戲在一淘的文學。
朱天文的“青青子衿”寫童養媳和未婚夫，與她稱為姊弟的二人在田畈裏玩，真是玩得好，而兩人之間的真切處又是那樣的叫人感動。仙枝文章裏寫小時學騎腳踏車，寫蹲在路邊看幾個小孩拿紙糊的撈子撈金魚。朱天文寫與仙枝玩圓山，買魷魚眼睛喫，又便宜又好，喫了又買幾顆。仙枝也寫偕朱天文到她嫂子娘家看乳牛：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兩排牛媽媽蹲下身子來有城牆高。我們在夾道間餵牧草，日色傾得一地斑斑駁駁。牧草的野羶味湮著滿屋子都清明粗獷起來；見你閃閃跳跳的躲著牛媽媽的長舌舐你的裙角
又寫：
古儀帶給你櫻花子時，猜你一定先剝下一顆吃吃，對不？我那三顆今晨發覺有一顆被蟲子咬了一大口，我怕那蟲兒一定酸透牙床，幾天要吃不進東西了。
朱天文與仙枝這樣一寫，凡是中國人都年輕活潑了。
生而幸為中國人，無盡的對于自己的民族的喜歡與愛呵！
袁瓊瓊寫她去左營看管管沒見著，臨著青紗窗給他寫便條“書桌上一疊書一疊文稿，一堆鉛筆、鋼筆、原子筆、墨筆，我一邊寫字一邊手放在書上，想像他寫字就是這樣的。”這是真的愛。
我今寫中國文學史話寫到崔浩李白，也可比去看他沒見著，就在他的書桌上寫這篇稿子，但我是一邊寫字一邊手輕按在稿紙上。
人把佛理夾添入于現世的情操當然是本領。但以前六朝人是把佛經裏說的劫毀與當時五胡亂華，生民塗炭，文明瀕于存續與消滅在不可知之際的事態，合在一起來感得，比宋朝人的佛理情操大得多了。唐朝人把佛寺合于世俗的熱鬧，我覺得亦遠比宋朝人的講佛理好。
宋詩于佛理不講劫毀，只講真與妄跡，而妄跡亦好，幻與真相俱，纔是現世的活潑有光影明迷。此點自柳宗元詩與白居易詩以來，要算蘇軾詩裏表現得最好。但是這也不及李白詩裏的人世想要拔宅飛昇，有蓬萊仙山。蘇軾詩裏亦有仙意，想要飛去，但他的不及李白，是在李白有強大的時代的意志力，李白憧憬秦皇漢武，蘇軾的詩裏沒有。是蘇軾之后又過了將近千年，纔朱天心的“擊壤歌”有像這樣強大的時代意志力。
惟有宋儒程灝程頤與朱熹採用佛經的明心見性與靜坐，使人無可愛敬。
程朱他們對于佛經裏說的劫壞與空色真幻毫不感興趣，不但如此，他們是人家說句反話亦不曉，如杜甫居同谷七哀詩有一首的開頭四句是：“嗚呼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及身早”朱熹斥為“歎老悲窮”他不知如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的結句“蕩子行不歸，空林歎獨守”其實真是貞潔的。朱熹還同調過程頤門人說蘇軾這樣的人應當殺卻，雖他晚年有題蘇軾畫竹讚，對蘇軾其人衷心表示敬意，但已太遲了。
易經，陳搏于先天數有新發明，邵雍亦于占有其會意。二人皆近道家。而程頤的所謂周易程傳，則與易經無關，只是在講他的正心誠意。朱熹的周易集傳比程頤用功，但亦只是有他的可取而已。易經本來于文學相關，程朱的易傳卻于文學不相關，其不好即從此點可以看出。
原來易經的主題是占國運，占當前歷史的天道與時局形勢，志士皆是如此觀其文而玩其辭，這就很是文學的，因為文學如梅花桃花荷花桂花，也是報的歷史的季節消息。所以左傳裏記占卜可以記得那樣好，上了文學。還有易經是人對于未知能活潑喜樂，如元曲裏桃花女與周公比占課鬥法，更有西遊記是開始于漁樵二人在閑話，驚動了涇河龍王，他要試試袁天罡的占天晴雨，下雨的時辰與雨量，也是上了文學。而程朱的易傳則與這種志士的革命性及庶民的活潑喜樂全不相關。文學是至程朱而壞，文學壞即是先王的詩教壞，即是禮樂之樂壞了。但此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殘唐五代至宋，沒有像五胡亂華至隋唐那樣的出現時代的大創造力，出的人材亦不夠，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樣強大活潑的士風，雖有程朱，亦將只是像王通（文中子）的不被人注意。（文中子的語句全仿論語，單是這點就已使人厭鄙他。）
歷史的浩然之氣實在要緊，后世儒者只知這氣是個人的修養，不知有歷史的浩然之氣，是全體民族在大災難中行險，集義而生的開出新時代的大創造力。殘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這個。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過當時發達的數學與科學而結合于黃老，及通過變法（行均田制）而結合于黃老。五代時數學與科學亦有一發達，陳搏因之能于易數有新發明。北宋尚出數學與科學的大家，而且變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與保馬法，但至程朱之學行于世，儒乃不屑于數學與科學，更不讀法家之書，乃至專讀四書，不讀周禮王制，儒遂與黃老絕，與黃老絕就是喪失漢民族的大自然精神與創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乃是因為他考慮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馬法與北魏的均田制皆依于周禮，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返田只需兩次手續，而青苗保馬則一年中要有幾次手續，假手于吏胥來辦就壞了。這要像周禮裏的王官與王民的關係，即是同生在井田制裏的當地之士領導農民與手工業者來實行纔可，不然則要有像現代的銀行制度亦可以實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具備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條件，當然失敗。青苗法與保馬法若行成功，宋朝對遼與西夏可以強大，但是當時亦缺乏時代的創造力來做背境，司馬光蘇軾等都反對。王安石的文章是有當時人所沒有的好處，但是他的文章亦無人繼。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幾于全無可看，他們推尊韓愈，其實韓文就不怎麼好。韓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貴功名。宋儒則是把禮教太肯定了。無論怎樣的好東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會是小是陋，就會是妄。詩詞遠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問、吳梅村的話都缺少一個興字。明初高青邱與清初王漁洋的話中有好的。朱彝尊我是喜歡他的紅橋詩。還有是喜歡納蘭性德詞“孟姜女廟”：
飛雨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
澄海樓高空極月、望夫石柱留題詩、六王如夢祖龍非。
結尾一句“六王如夢祖龍非”真是大。祖龍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來說，從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凋萎已極。
彼時亦有禪僧中豪傑，但是不得士與之結合，終究不能有結果。然而士雖疲？，民固健在，民的文學如宋平話，元曲與明清說書小說的旺盛，背后實含有隨時可以民間起兵的大行動力。但是彼時民的文學不得士的文學為領導，這就可見彼時士的對于政治亦無領導能力了。
蓋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傑者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孫詒讓一人。耶律楚材是禪僧之徒，他從成吉思汗出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華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沒有有為之士的強大集團做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堅、崔浩對拓跋魏道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間起兵，士又不能領導，所以從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對于士完全沒有敬意，他隨意殺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壞。若有像楚漢之際的與隋唐之際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這樣卑劣。
明朝與清朝都是最沒有創造性的。
明清士專于儒，儒專于科舉八股，亦有為朱王理學，或訓詁之學的，他們皆不屑自然界的知識，亦不知天下形勢，亦不會文學。否則清初康熙帝倒是個非凡的人，他是真知道漢文明，並研究西洋科學的，他對西洋的新知識都親自來學。他只是拒絕了傳教士的勸他信基督教。倘使有像昔年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智士幫助他，正可以開出一個大有創造性的新時代的。
當清朝康熙時，歐洲的科學新知識與方在開始的世界新形勢正可以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個大刺激，當時若來接受它，可尚有如魏晉南北朝時接受西域文明的餘裕。康熙帝比俄國的沙皇彼得更早，當時中國還趕得及與英法德搶先併驅進入蒸汽機工業革命。英德法及后來的美國的進入現代產業，是依其原有的經濟構造的不同而變革出來的，所以雖一般的是資本主義，而在其過程上與體質上亦還是各有特色。而康熙時的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國家更有餘裕使工業革命可以自然成長，用不著像英國的荒廢耕地做成蘭開夏機器紡織業的牧羊場，也用不著待童工女工那樣殘酷，也用不著那樣爭奪世界殖民地。當時若就來做，是可以使機器工業被涵養在中國文明裏，與農業手工業有一調和，它可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遠比西洋更新的產業體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時若有這個，則全世界的歷史都將為之改觀。康熙時中國確是有這樣做的機會，現在孫先生的開發產業，節制資本，與世界大同的遺教，與我主張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器工業為輔佐的產業新體制，早在康熙時若于新知識上完全開向西洋，是可以大有餘裕來自然地形成，被創造出來的。
然而康熙帝時沒有像拓跋魏時崔浩高允那樣的士幫他。
從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來越變成閉塞固陋，沒有人像漢唐之士的對帝王“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而且他們也自外于民間起兵。太平天國就可見得是士與民間起兵無緣。曾國藩這邊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雖然平了亂，也缺乏創造性。
欲知當年事，只須看當年的文學。
自宋末至于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固陋已極，但民的文學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精神，如平劇，說書說白蛇傳，說秋香三笑，小調唱孟姜女，閑書看三國演義，說唐，精忠岳傳，征東征西。士的文學固陋，是反映國之政治已失風光，而民的文學的好精神則見證了中國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從反元朝的民間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間起兵，但是可惜了幾次都是當時之士不夠來領導。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義當初，志士遠溯黃帝紀年，纔是士的第一次覺醒，他們對世界的新形勢與新知識開了眼界。且自從孫先生，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使人想起西漢賈誼的陳時事疏，三民主義原稿與建國大綱更是直接從周禮而來。鄒容的“革命軍”文氣似楚辭。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蘇軾的明快。可是言文學者多不及之，以為中國近代文學要從五四時代的文藝作品算起，這是把文學看得太單薄了。“山河歲月”與“革命要詩與學問”就是繼承漢魏的、與孫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體，而把五四的文學來打開了。
五四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革命，但是五四犯有三個錯誤：一、否定禮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
把文學當作藝術的一種是把文學看小了，這我在前文已有說過。這裏只說禮教這樣東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門一步。但是五四把禮教來否定了，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禮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換朝代，頂多亦只是改了正朔與服色，沒有改到祭祀與賓主倫常間之禮的。禮儀是中國人情意的表現形式，五四在原則上把禮教來打倒了，至少在文學上寫中國人的情意沒有了形式，以至小說裏用了西洋人的情意與動作的形式來描寫中國人，這樣，文章先就不美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為西洋無士。士是先知先覺者，布衣疏食，而志在于天下，與民主的個人主義立場不合。魯迅一代的前進文人，宁願他們的兒子做個電氣工人。如日本的教師組合，都當自己是勞動者，不知有士之貴。但我還是喜歡世間有貴人。古代希臘是哲學家最尊，日本則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國的士好。
中國的讀書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貴人，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尊貴的人與尊貴的物。我曾見一處事務室的職員是好女子，后來聽說她嫁給汽車司機，很替她覺得不配以的。“擊壤歌”裏的小蝦說自己絕對不會愛商人，這使我讀了很高興。蘇軾題虢國夫人郊遊詩有“座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我也有詩贈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盞山，于此燒窯，詩曰：
西京無復舊公卿隴畝尚棲真貴人
盞山若問世消息佛火仙燄劫初成
文章是寫的絕對與永恆，這只有作者是士纔能。這是從古老的周禮裏王官與王民的貴氣，然而這纔真的是新鮮東西。
辛亥起義原是士的復醒，與民間起兵結合，但是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隨即陷于思想上的大迷惑。他們對于舊是不讀古書，對于新又不看看今世紀西洋在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更不看看西南亞細亞的古文明的地下發掘，也不對孫先生的思想求了解，而說要科學與民主。他們自外于中國的歷史的現實，亦于世界的歷史的現實無知，他們不知自己是站在什麼地方，他們于民疏隔了。辛亥之后，民間起兵繼續一浪推一浪，而士對之失了領導力。是這樣，纔被中共所乘，淪陷了大陸的。
今時人心的主題是反共光復大陸，于此我明白揭出了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與文明的造形的原理，依之以建設中國的、同時亦是世界性的政治與產業的新制度。這樣，士就恢復了歷史上的先知先覺者的地位，喚起時代的大意志力。但如天下士與天下之民來做這樁大事，也還要有九萬里之風把它載起來，這裏就用得著文章了，朱天心的“擊壤歌”裏就有像漢高祖的大風歌的發句。
而且孫先生說的喚起民眾，亦是先要通過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結合。這就先要看中國文學上兩者的共通點在哪裏。這裏我引一段袁瓊瓊的寫歌仔戲，先來知道民的文學的性格：
“我喜歡看布袋戲，可是不喜歡布袋木偶，木偶不僅是死的，還有散了戲的淒涼。歌仔戲又不同，我是說路邊的歌仔戲，電視上的不算。演員臉上厚厚的粧，乍看就像木偶人，台上兩個邊門，門帘略略撩起。在台上是一板一眼的，走台步、手勢、眼色，方寸不零亂。下了場子，在門帘邊覷見剛剛在台上莊嚴法相的觀音娘娘，這時蹺了兩腿坐著，白色錦衣襯著台上走髒了的鞋底，這是在戲的繁華裏露出了不妥貼的家常來，讓人小小的苦惱了，可是很親切。前台還是鏘鏘鏘的走馬換將，聲音透過麥克風，龐大得變了音。演員哭倒在台前，拿袖子掩著臉。門帘邊上，另一個演員在逗孩子，又是古代與現代的結合，笑得一張上了粧的嘴張得好大，血盆大口。野臺戲的好處是演員不那麼慎重，前后台的分別也不嚴，所以看戲是純消遣，沒有什麼藝術口味的負擔。人生由台前流向台后，又由台后流向台前，碰到敏感的人，說不定反而形成更大的心靈騷動了。”
這就是張愛玲所詫異的：“怎麼可以這樣？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戲呀！”觀眾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戲，演員與觀眾都是像小孩的認真地在遊戲，在藝術之外有人的跌宕自喜。谷崎潤一郎與川端康成若知道這個，也不曾鑽到藝術的黑暗之谷了。若早知這個，有好些人就不會穿了燕尾服去聽交響曲，討藝術的負擔了。
自宋儒不知遊戲，士的文學遂不如民的文學，五四以來又學西洋，更不知遊戲了，士的文學亦更與民的文學分離得遠了。宋儒的正經是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式的，處州馬上純先生遊西湖，路上他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而五四以來文人的正經是徐訏與余光中式的，不過比張愛玲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裏的振保還更多讀了西洋的文學書。可是現在有了像袁瓊瓊的能是民的文學的知音人，士與民乃又可歡喜相見了。這裏還得再提一提管管的“請坐月亮請坐”是一部士與民認真遊戲在一淘的文學。
朱天文的“青青子衿”寫童養媳和未婚夫，與她稱為姊弟的二人在田畈裏玩，真是玩得好，而兩人之間的真切處又是那樣的叫人感動。仙枝文章裏寫小時學騎腳踏車，寫蹲在路邊看幾個小孩拿紙糊的撈子撈金魚。朱天文寫與仙枝玩圓山，買魷魚眼睛喫，又便宜又好，喫了又買幾顆。仙枝也寫偕朱天文到她嫂子娘家看乳牛：
清明那天偕你去看牛，兩排牛媽媽蹲下身子來有城牆高。我們在夾道間餵牧草，日色傾得一地斑斑駁駁。牧草的野羶味湮著滿屋子都清明粗獷起來；見你閃閃跳跳的躲著牛媽媽的長舌舐你的裙角
又寫：
古儀帶給你櫻花子時，猜你一定先剝下一顆吃吃，對不？我那三顆今晨發覺有一顆被蟲子咬了一大口，我怕那蟲兒一定酸透牙床，幾天要吃不進東西了。
朱天文與仙枝這樣一寫，凡是中國人都年輕活潑了。
生而幸為中國人，無盡的對于自己的民族的喜歡與愛呵！
袁瓊瓊寫她去左營看管管沒見著，臨著青紗窗給他寫便條“書桌上一疊書一疊文稿，一堆鉛筆、鋼筆、原子筆、墨筆，我一邊寫字一邊手放在書上，想像他寫字就是這樣的。”這是真的愛。
我今寫中國文學史話寫到崔浩李白，也可比去看他沒見著，就在他的書桌上寫這篇稿子，但我是一邊寫字一邊手輕按在稿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