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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xdx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色，带来一点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
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xdx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色，带来一点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