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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并且给我听交响乐？我想这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到了27岁，我才敢向他提起这个问题（以前我甚至怕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说肖邦是好东西，当我号陶大哭，他就是要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肖邦。那时周围没有人家像我们一样拥有唱机和电视机，那时肉、布、油等物品还在实行配给制，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拣菜叶过生活，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
父亲说他根本想不到我会怕那幅挂在墙上的复制品，他说你为什么不看挂在旁边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或者我的图纸，你为什么要看那幅画像？最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会那么怕她？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问多一次，我的恐惧就减少一次。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么小，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什么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对付我的哭泣。
因为太害怕，其实到现在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女人，然而有关童年的记忆，最清晰的，就只有这个女人的画像。
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开始确定：她的眼睛，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她的鼻子，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灾难的漩涡；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秃秃的眉骨，是无所不在的嘲讽；她的衣服，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还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
这个女人权危险，而我曾是如此靠近这危险，似乎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看见她。在历史课上，在这幅画像的幻灯片面前，我曾持续惊叫，喉咙发紧，因此被老师当成坏学生罚站，接着被叫到教导处训话，并被追问是否看过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
从那时起，我开始恨画她的那个人，我恨所有自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这种恨就是很，当我敞开我的心扉，这痉挛着的愤怒便跳动在我的血液里，我把这种感受命名为“恨”
对于这幅画像毫无疑问的惊恐，带走了我对父母所有的亲密，并使我过早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
渐渐的，我找到了对付这种恐惧的力量，那就是月亮，月光；或者像月光一样的光线；像月光一样的眼睛。嘴唇；或者像月光一样的男人的背。
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春天总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ài。对此我们都曾迷惑。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例如病菌，例如恐高症，例如“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她长得像一张白纸，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一种出神的状态。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把所有的人分为做过爱的人和没有做过爱的人，那时我是个爱吃巧克力的女孩，郁郁寡欢，成绩不好，我收集各种糖果纸，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
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块的，她的脸上经常会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孩，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后来，玲子告诉我她可以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并且目光“炽热”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炽热”
这个词。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她为此羞耻。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没有人看她了，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
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玲子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很多同学为此费解，并且不再接近她。我并不觉着原来的玲子有多漂亮，我理解她，我想她只是太紧张，我们所在的学校是重点中学，这种学校的孩子是很容易发疯的。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她是那种平面的、静止的。刀枪不入的。
有一天，玲子没来上学。那个位子从此就一直空在那里。听说她有暴力倾向，她被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
大家说“珍子疯了”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问题。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
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榄和杏话梅。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不管我说什么，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
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玲子不断重复“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
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
一个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当天夜里，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据说她是站着死的。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问题少女”的泥潭。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当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来了。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来越沙哑。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我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乐”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
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永不回头。
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爱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那时我喜欢苏芮、娃娃。
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我们很要好，常在一起抽“凤凰”牌香烟。他叫小虫，可他什么都大，一点都不像小虫。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小虫显得特别激动，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他喜欢西北的黎明，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
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体育老师在打我们... -->>
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并且给我听交响乐？我想这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到了27岁，我才敢向他提起这个问题（以前我甚至怕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说肖邦是好东西，当我号陶大哭，他就是要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肖邦。那时周围没有人家像我们一样拥有唱机和电视机，那时肉、布、油等物品还在实行配给制，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拣菜叶过生活，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
父亲说他根本想不到我会怕那幅挂在墙上的复制品，他说你为什么不看挂在旁边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或者我的图纸，你为什么要看那幅画像？最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会那么怕她？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问多一次，我的恐惧就减少一次。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么小，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什么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对付我的哭泣。
因为太害怕，其实到现在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女人，然而有关童年的记忆，最清晰的，就只有这个女人的画像。
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开始确定：她的眼睛，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她的鼻子，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灾难的漩涡；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秃秃的眉骨，是无所不在的嘲讽；她的衣服，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还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
这个女人权危险，而我曾是如此靠近这危险，似乎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看见她。在历史课上，在这幅画像的幻灯片面前，我曾持续惊叫，喉咙发紧，因此被老师当成坏学生罚站，接着被叫到教导处训话，并被追问是否看过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
从那时起，我开始恨画她的那个人，我恨所有自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这种恨就是很，当我敞开我的心扉，这痉挛着的愤怒便跳动在我的血液里，我把这种感受命名为“恨”
对于这幅画像毫无疑问的惊恐，带走了我对父母所有的亲密，并使我过早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
渐渐的，我找到了对付这种恐惧的力量，那就是月亮，月光；或者像月光一样的光线；像月光一样的眼睛。嘴唇；或者像月光一样的男人的背。
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春天总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ài。对此我们都曾迷惑。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例如病菌，例如恐高症，例如“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她长得像一张白纸，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一种出神的状态。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把所有的人分为做过爱的人和没有做过爱的人，那时我是个爱吃巧克力的女孩，郁郁寡欢，成绩不好，我收集各种糖果纸，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
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块的，她的脸上经常会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孩，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后来，玲子告诉我她可以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并且目光“炽热”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炽热”
这个词。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她为此羞耻。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没有人看她了，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
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玲子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很多同学为此费解，并且不再接近她。我并不觉着原来的玲子有多漂亮，我理解她，我想她只是太紧张，我们所在的学校是重点中学，这种学校的孩子是很容易发疯的。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她是那种平面的、静止的。刀枪不入的。
有一天，玲子没来上学。那个位子从此就一直空在那里。听说她有暴力倾向，她被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
大家说“珍子疯了”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问题。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
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榄和杏话梅。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不管我说什么，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
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玲子不断重复“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
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
一个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当天夜里，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据说她是站着死的。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问题少女”的泥潭。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当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来了。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来越沙哑。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我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乐”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
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永不回头。
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爱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那时我喜欢苏芮、娃娃。
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我们很要好，常在一起抽“凤凰”牌香烟。他叫小虫，可他什么都大，一点都不像小虫。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小虫显得特别激动，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他喜欢西北的黎明，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
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体育老师在打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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