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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一支经济力量，也即将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是这块大陆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跃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华、最善变、欺诈工人和黑暗腐败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里去做过明察暗访。那些企业里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或党支部书记，站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几乎跟儿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样，少有不唯唯诺诺的=至于那些明目张胆地拒绝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老板就更不用说了：打开近十年各地纪检委、反贪局的反贪档案，你一定能发现.每十起党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会跟某些老板有关=这也难怪，在当今的中国，谁能一下就拿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理金来购买权力为自己服务？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这些老板和包工头=党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这只是结果=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社会机构当然也需要从结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来有个规律也是铁打一般的不可违背的：不去清源。哪来的河清有日？！
“饶上都在陶里根的开发初期.的确有功.而且还应该说是有大功的。那时许多条条框框都还没破除.不少公家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观念落后，精神惰性更强。你没法指望他们协同你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大事。在那个时期.一批像浇上都郡祥，来自民间，有冲劲、无约束，甚至可以说身上还有点野性、少数的还犯有前科和种种‘劣迹’的人，不管不顾，拳打脚踢.冲禁区.越雷池，办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对于顾立源，祝磊写道：“我一直特别感慨这一点：上帝太眷顾我们这位顾代省长了。他真是一块天生当领导的料。他真是拥有这方面全部的天赋。上帝太宠爱他了。”“他永远不会停止他向前的脚步。他永远走在被领导者的前头。他永远让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后期，我却极其痛苦地发现，他变了。就像他调任副省长后，人们感觉到他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变化似乎是发生得那么突兀，但确又是那么的自然”
祝磊举了个例子：当时，饶上都做了个二十万平米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其中四分之一搞经济适用房，其余的一半建高档低密度板楼，另一半用来建别墅区，也就是后来邵长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劳爷谈话，在那片柞树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独幢别墅群。他俩都觉得，要充分估计到国内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们的需求，他们一定会考虑购置度假、休闲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对别墅的需求肯定会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新的销售热点。祝磊当时不是不支持顾立源和饶上都的这个“宏伟构想”陶里根因边贸起家后，旅游业发展也极快。gdp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幅度提升。短短几年，它的经济实力在全省地级市中便进入前三，并一直稳定在这个“第一集团”行列中。顾立源想把房地产业搞起来，做成陶里根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对改变和改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大安定团结的力度可以说能收到一举多得、一石数鸟的功效。但祝磊认为，对陶里根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预测，它的发展，虽然是“迅猛”的，但毕竟是在低起点、低水平的基础上“迅猛”着。陶里根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杭州深圳。一定要考虑到，你建那么多高档板楼和独幢别墅，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到你陶里根来购房定居。本市的居民的确是比从前富了，但富裕程度和消费心理准备，是否已经足以把他们引到这些高档楼盘跟前来，下这样一个买房的决心？如果不能，这笔烂账就很难收拾。
“那你说怎么弄？”顾立源很不高兴地瞥了祝磊一眼，冷冷地问道。
“我还是上一回在市委召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说的那八个字，打好基础，适度扩张”祝磊答道。
“在会上你跟我打官腔：在这儿你还跟我打官腔？至于吗？！”顾立源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我在会上没跟谁打官腔，在这儿也没跟谁打官腔。再说，我即便要打官腔，也不能在你面前打啊。正如你说的，至于吗？”祝磊婉转地解释道“我说的这八个字，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我们经贸委研究室几位老同志集体讨论后得出的看法”
“别跟我提你们研究室那几个老家伙。他们懂啥？嗯？”
“”祝磊心里格登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顾立源用这样的口气说到经贸委研究室的那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他心里很别扭。但又不敢再说什么。怕说了什么，顾立源会更不高兴。但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关系实在太重大.他作为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主要的经济幕僚，有这个责任提醒一些什么。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那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饶老板搞这么大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一定会从银行方面贷”祝磊尽量把语气放平和了说道：但刚才说了个开头，顾立源就打断了他的话：顾立源说道：“这事不用你操心。”
“他至少要五个亿吧？”
“我说了，这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顾立源再一次生硬地打断了祝磊的话。他现在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甚至不止一回两回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很不耐烦地把正向他汇报工作的部门领导一下“赶出”了他办公室。
“好。那我就不操这个心了：”祝磊淡淡地苦笑了一下。
如果换另一个人，顾立源很可能会跳起来.狠狠地训斥对方一通。但因为是祝磊，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他知道这件事干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他希望得到支持。尤其希望得到祝磊的支持。他知道祝磊有时候考虑问题比自己更周细。但这时候他不希望听到反面的意见。他需要支持。需要援手。
“老大(陶里根后期，机关里的同志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都这么称呼顾立源)，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他死的时候，跟你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也就三十八九岁。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灵魂有两个人口，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意志”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祝磊缓缓地说道。他本来可以不再说什么了。如果他不
再说什么，那天也就不会跟顾立源“干”起来了。事态也就不会急剧“恶化”也就会像从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以所有其他的人保持沉默，服从顾立源的意见来结局。但祝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和顾立源之间毕竟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无论如何也应把自己该说的、已经想到的危险性告诉他。尽责在己，成事在天。宁让天下人负我，也别让我负天下人——此刻，一种异常悲天悯人的感觉突然袭上祝磊的心头，让他暗自哽咽了一下。但他刚说出这半句话来，聪明绝顶的顾立源立即反问道：“啥意思？你觉得我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我是一个灵魂残缺不全的人？”
“立源”祝磊忙准备解释。他预料要出大事了，心跳急速地加快。
“嘿嘿”顾立源出乎意料地没有暴跳起来，只是冷笑了两下，默默地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祝磊，沉吟着说道“你不用担心，饶老板对你构不成威胁。人家不想取代你到市政府机关来谋这一官半职。你也不必事事处处地在人家要走的路上设置这些不必要的绊马索”
“顾立源同志！”祝磊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苍白了。社会上有过这样的传闻，说顾书记要起用一批“老板”来从政，特别是要起用饶老板来主管市经贸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些传闻，祝磊当然不信。起用一些素质好的“老板”来从政，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大概也是种种必然会出现的社会趋势中的一种。但短期内，要起用“大批”的“老板”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官员执政，这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起码在十年二十年内，还不可能。或者说，还不会这么干。前些年，为了认可发展一些极优秀的“老板”入党，党内就有人吵吵了好大一阵。再让大批“老板”来执政，无论从时机或条件上来看，都还远未成熟。再说，当代的这些“老板”大部分人对入党和当官真感兴趣吗？恐怕未必=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能过到足够富足的生活，大概还是他们惟一的人生目标。至于让饶上都来取代他祝磊，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对这种说法.他都不屑一顾。但今天这话居然从顾立源嘴中说出，还把它说成是他反对饶上都的房地产扩张计划的主要动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完全是在践踏他的人格嘛。
祝磊一下站了起来，脸色瞬间从苍白涨到通红。但几秒钟后，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希望这是颐立源气急之下的一个“口误”在反复权衡后，他结结巴巴地只是问了这么一句：“你觉得我祝磊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顾立源居然毫无收回原话的意思。
“那你干脆下令把我撤了算了嘛！”祝磊真受不了了。
“你以为陶里根离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吗？祝磊，你在威胁谁呢？啊？你还有点样子吗？”顾立源竟然叫喊了起来：
“我应该有点样子，那么别人就不应该也有点样子了吗？”祝磊终于扯直了嗓门跟顾立源对嚷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早就应该跟他这么“吼”一嗓门的了：实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了：自己实在是沉默得太久太久了：没有人不让你嚷嚷啊，自己为什么要沉默，而且沉默得如此之久呢？骤然间，深感委屈的祝磊，眼眶居然湿润了起来。
“你”很长时间还没遭遇过别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吼叫”过的顾立源，一下惊呆了。他愕愣了，转身就走出客厅去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次“吵嘴”才使得祝磊萌生了离开陶里根的想法。后来他就去了省财经学院重执教鞭去了。说句真心话，离开陶里根，离开顾立源，祝磊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随之而来，还伴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在“失落”和“失败”中，他真的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离开陶里根的那天，顾立源来送行了，还派他那辆大奥迪，专程送祝磊去省城。他没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顾立源还笑着说了句：“想咱陶里根的蘑菇了，捎个话，我让人给你送。要多少送多少。”祝磊也笑着答道：“行行行。我要是在财经学院讲台上混不下去了，就上大街上开个餐馆，专卖咱陶里根的蘑菇炖小鸡。”但奥迪车走很远很远了，整个陶里根都消失在那条清新明晰的地平线下时，祝磊的心却还在战栗。
顾立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怎么会保持不了那么一点必要的清醒？他怎么会答应饶老板去动用银行五个亿的贷款去做一个基本不可能有足够回报的房地产项目？他亲口答应为饶老板做贷款的担保，甚至还亲笔给银行行长写了这么一张便条。如果没有这张便条，后来的事情对顾立源也许会好办一些。但正因为有了这张便条，这笔五亿元的贷款就成了埋在顾立源脚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了
这颗“定时炸弹”一直“闷”着，到顾立源去年被任命为代省长的时候，它终于开始倒计时了正因为它的倒计时，才迫使那天顾立源匆匆赶到祝磊家去看望祝磊。饶上都用五亿元贷款建起的豫望小区，正如祝磊预料的那样，售出情况相当不理想。事后查清，饶上都并没有拿全部贷得的款项来建房。如果他认真建了，精心建了，楼盘的销售情况会好得多。特别是那些别墅，会吸引周边几个省的富商和富豪们来这儿购置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住宅。这儿毕竟有绝妙的蓝天白云和黑土地，有诗画一般的白桦林，有金子一般纯净的空气，有去俄罗斯旅游的极大方便但饶上都“挪用”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楼盘建得不甚理想，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几家银行原先碍着“顾书记”“顾副省长”“顾代省长”的名分，对盛唐总还让着三分，到这时也开始警觉和着急起来，毕竟是五个亿啊，不断上门来追讨债务。最近甚至给顾立源打了电话，不仅希望“顾代省长”帮着出面做做饶老板的工作，也提到了那张便条。人家银行方面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担保凭证，收藏在保险柜里
中央早就有规定，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为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做担保。对国有企业不行，对民营的当然就更不行了。中央说不行，他怎么就还敢“行”呢？是的，那还是他在陶里根后期最不清醒时干的事情。陶里根离北京的确也比较远。但再远再不清醒，你总能整明白自己和中央的那点关系吧？
“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该责备谁。不知道仅仅是责备和怨恨，会不会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祝磊痛心地写道。
随后的一两年问，顾立源又建起两三个。高新科技园区”陶里根再一次发生“巨变”：城区迅速扩大：这时，他收到了调任副省长的命令。但他知道，饶上都那五亿元的贷款仍然是一个能让他致命的“暗疾”离开陶里根时，他找饶上都长谈过一次，要他停止多方扩张兼并，集中精力经营好旗下现有的那些企业，设法把账还上；又分别找各银行行长谈了一次.名义上是了解盛唐公司还贷的情况，实质上还是希望这些行长同志链把当初的那些担保便条替他“撤消”了。这档子事，他明里暗里，跟这些行长同志说过多次。但行长们也是用“太极云手”的招式在应付着他，哼哼哈哈地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直拖了下来=这一回他想利用自己去省里
任职的机会，对这些行长同志稍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们替他把这事办了；并暗示，如果为他办了这事，他绝不会忘记这些行长同志。果然，身为“副省长”再出来说话，就是比。市领导”要强。行长们在稍稍犹豫后，便答应了，并立即去保险柜里取出那些担保的便条，纷纷将它还给了顾立源=顾立源因此大松了一口气，卸下人生最大一个包袱，离开陶里根，意得志满地去省城赴任。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些行长同志，早把他来银行要求撤去便条的整个过程都在暗中拍摄了下来，并且将那些便条也都复印留了底。毕竟是五个亿。谁的脑袋能扛得起五个亿这一笔账？作为银行行长，他们当然是算得清这个算法的。复印件在法律程序上虽然不能算作直接证据，但它们作为间接证据还是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的，特别是已构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它们的加入，还是有重大“杀伤力”的。
顾立源在就任副省长后，对自己在陶里根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认真进行了反思。这反思，应该说从那天他带着那张便条，走出银行大门，长长地吐出那一口担惊受怕的气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想到过，留着这张便条，用镜框把它装裱起来，悬挂在新居的客厅中央“警钟长鸣”让自己“永志不忘”当然，这仅仅是想想而已，便条还是立即就被销毁了。他不会留着这个“祸根”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确让他严重地感到，自己必须反思和反省了，也下决心要当一个清醒的省级干部。
“他到省里以后，出乎我的意料，竞很快主动来找我谈他的反思所得，谈得既沉重又诚恳，让我感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这反思和反省的结果，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过，也就是大家伙都感觉得到的，顾立源到省里以后，变了，变得谨慎，细心，宽容，周到。
“现在重新回到我枪杀张秘书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的那天。那天，已经当上了代省长的顾立源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见我，而且要到我家里来见我。那天我感冒了，感冒得很重，正在市政府那个比较偏僻的新宿舍区家中休息着”祝磊在材料中再一次这么写道。
那天，顾立源的确有点着急了。他是独身一人去的祝磊家。虽然还是披着他那件黑呢大衣，头发却显得有点零乱，连鬓胡也没修得那么干净。
头天晚上，他在省城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主持了一个高纬度地区开发... -->>
祝磊在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没有半点要为自己开脱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后悔自己因“一时冲动”而走上这条“不归路”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一时冲动”并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经受不住‘仕途升迁的诱惑’而起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于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来向往学术研究，醉心于教书育人。我不擅长于在人与人之间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十分‘厌恶’这种关系学。但不能因此就说，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中国进行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去操作这场改革。一大批知识分子因此进入政界掌权，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应该说是应运而发，得尽天下之先机。问题在于，进入政界、手握大权以后，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说，我们都是有知识有教养有头脑的一代新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读过老版的资治通鉴，但我们这些人毕竟还是谙熟新世纪的‘通鉴’的。结果，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少数分子，还是在‘清醒’这个老城门楼前溃败了下来。这是否说明，‘知识’并不一定就等于‘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确还需要‘知识’以外的许多条件来做保障”
“要说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说到那起‘侵吞职工股事件’。我要郑重地申明，这个事件肯定是个圈套。被我枪杀的那个张秘书，也肯定是让人利用来对我设套的一个‘工具’。那个设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素有韧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时他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人，一旦发起脾气，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干出一些很难想象的事情来。因此，他们认为，不管我采取哪种方式来应对他们这个‘圈套’，结局都只会有利于他们。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们给我设下的这颗苦果，我自然就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自动从他(们)视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为他(们)的一个障碍和阻力=假如我冲动发作起来，大概也会把自己毁灭了。他(们)可能没想到，我竟然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档子事。现在想起来.我的确不该由着自己情绪的驱使，如此愚蠢地钻了他们的这个圈套”
“他(们)为什么要设套来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
祝磊说，在职工股事件发生的两个多月前，顾立源曾经突然上他家“造访”过。那天，他俩大吵了一场=(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见的那一回。)前边已经说过，顾立源自调省里工作以后，为人和行为方式突然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依祝磊分析，他的这种改变并非是“做秀”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颐立源在陶里根后期，权力太大，再加上他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一个敢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的。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他可以在陶里根说一切他想说的话，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写道：“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祝磊，干到这个份上.咱俩也就到顶了。咱们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当时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还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把他调到省里，以他的年龄和当时达到的级别，他意识到‘副省长’可能还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步。他还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面对全省这样一副几千万人的重担，面对中央对自己更直接的领导和监督，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调整自己。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了我们许多同志都感觉得到的那种‘变化’。变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须的，就不再来往。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我的往来要稍多一些，但那也严格保持在工作层面上”
所以，那天顾立源突然说要上家里来看他，祝磊的直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顾立源一进屋，未及坐稳，先问，家里就你自己吗？祝磊答，是的。说着，转身想赶紧替顾立源烧水沏茶，因为家里现有的开水还是隔夜的，而顾立源好喝茶，这方面还挺讲究。在陶里根当市长前，喝花茶，三毛钱一两的，大粗梗儿，够劲儿就行。后来喝乌龙。再后来，听一些从南方来陶里根投资的老板说，真茶客都讲究喝绿茶。包括红楼梦里那些大家闺秀、公子哥儿们，品来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绿茶。他又改喝了绿茶。到省里后，经常接待外商，听说又改喝了红茶。而且还非得要加柠檬，只是仍然不习惯加糖。但不管喝什么样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来沏新绿茶用的，那水温还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别讲究的是，还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叶。沏茶前杯子和茶壶必须预热。贮存茶叶走气、或混入其他气味儿，更是大忌。至于用隔夜的开水去沏茶也会让人扫兴至极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会提出要为他去新煮一壶水。“不用。我一会儿就得走。”顾立源摆了摆手说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问，好像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顾立源指着自己对面的那张旧沙发，对祝磊强调道。意思是让祝磊赶紧坐下，别再跟他哕嗦茶的事了。于是祝磊只得勉强坐下了。
“老饶最近来找过你没有？”顾立源问。他说的“老饶”就是饶上都。
“没有。”祝磊平静地答道，并反问“怎么了？”
“嗯’一”顾立源沉吟了一下说道“他最近可能会来找你。”
听说饶上都最近会来找自己，祝磊刚才那种“出事了”的预感，便一下变得实在起来。
“我对民营企业家并没有成见。”祝磊在材料中这样自我辩解道“不仅不抱任何成见，而且对民企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够的认识的=我主管省城经济工作的那个时期，是该市有史以来民营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但是，正因为我主管过一段经济工作，跟许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觉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应的法规，并依法管理好这支充满生气、蕴藏着无限生机、肩负着历史变革重任的队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老板已然充斥我们社会各层面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一支经济力量，也即将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是这块大陆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跃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华、最善变、欺诈工人和黑暗腐败的事情干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的民营企业里去做过明察暗访。那些企业里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或党支部书记，站在他们的老板面前.说得不好听一点，几乎跟儿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样，少有不唯唯诺诺的=至于那些明目张胆地拒绝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老板就更不用说了：打开近十年各地纪检委、反贪局的反贪档案，你一定能发现.每十起党政干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会跟某些老板有关=这也难怪，在当今的中国，谁能一下就拿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万理金来购买权力为自己服务？只有一种人，那就是这些老板和包工头=党政干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这只是结果=这些人也是罪有应得。社会机构当然也需要从结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来有个规律也是铁打一般的不可违背的：不去清源。哪来的河清有日？！
“饶上都在陶里根的开发初期.的确有功.而且还应该说是有大功的。那时许多条条框框都还没破除.不少公家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观念落后，精神惰性更强。你没法指望他们协同你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大事。在那个时期.一批像浇上都郡祥，来自民间，有冲劲、无约束，甚至可以说身上还有点野性、少数的还犯有前科和种种‘劣迹’的人，不管不顾，拳打脚踢.冲禁区.越雷池，办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来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对于顾立源，祝磊写道：“我一直特别感慨这一点：上帝太眷顾我们这位顾代省长了。他真是一块天生当领导的料。他真是拥有这方面全部的天赋。上帝太宠爱他了。”“他永远不会停止他向前的脚步。他永远走在被领导者的前头。他永远让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后期，我却极其痛苦地发现，他变了。就像他调任副省长后，人们感觉到他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变化似乎是发生得那么突兀，但确又是那么的自然”
祝磊举了个例子：当时，饶上都做了个二十万平米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其中四分之一搞经济适用房，其余的一半建高档低密度板楼，另一半用来建别墅区，也就是后来邵长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劳爷谈话，在那片柞树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独幢别墅群。他俩都觉得，要充分估计到国内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们的需求，他们一定会考虑购置度假、休闲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对别墅的需求肯定会是今后十年二十年的一个新的销售热点。祝磊当时不是不支持顾立源和饶上都的这个“宏伟构想”陶里根因边贸起家后，旅游业发展也极快。gdp几乎每年都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幅度提升。短短几年，它的经济实力在全省地级市中便进入前三，并一直稳定在这个“第一集团”行列中。顾立源想把房地产业搞起来，做成陶里根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对改变和改善城市面貌、市民生活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大安定团结的力度可以说能收到一举多得、一石数鸟的功效。但祝磊认为，对陶里根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预测，它的发展，虽然是“迅猛”的，但毕竟是在低起点、低水平的基础上“迅猛”着。陶里根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杭州深圳。一定要考虑到，你建那么多高档板楼和独幢别墅，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到你陶里根来购房定居。本市的居民的确是比从前富了，但富裕程度和消费心理准备，是否已经足以把他们引到这些高档楼盘跟前来，下这样一个买房的决心？如果不能，这笔烂账就很难收拾。
“那你说怎么弄？”顾立源很不高兴地瞥了祝磊一眼，冷冷地问道。
“我还是上一回在市委召开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说的那八个字，打好基础，适度扩张”祝磊答道。
“在会上你跟我打官腔：在这儿你还跟我打官腔？至于吗？！”顾立源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我在会上没跟谁打官腔，在这儿也没跟谁打官腔。再说，我即便要打官腔，也不能在你面前打啊。正如你说的，至于吗？”祝磊婉转地解释道“我说的这八个字，也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经过我们经贸委研究室几位老同志集体讨论后得出的看法”
“别跟我提你们研究室那几个老家伙。他们懂啥？嗯？”
“”祝磊心里格登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顾立源用这样的口气说到经贸委研究室的那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他心里很别扭。但又不敢再说什么。怕说了什么，顾立源会更不高兴。但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件事关系实在太重大.他作为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主要的经济幕僚，有这个责任提醒一些什么。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那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饶老板搞这么大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一定会从银行方面贷”祝磊尽量把语气放平和了说道：但刚才说了个开头，顾立源就打断了他的话：顾立源说道：“这事不用你操心。”
“他至少要五个亿吧？”
“我说了，这方面的事，不用你操心。”顾立源再一次生硬地打断了祝磊的话。他现在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甚至不止一回两回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很不耐烦地把正向他汇报工作的部门领导一下“赶出”了他办公室。
“好。那我就不操这个心了：”祝磊淡淡地苦笑了一下。
如果换另一个人，顾立源很可能会跳起来.狠狠地训斥对方一通。但因为是祝磊，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和怒气。他知道这件事干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他希望得到支持。尤其希望得到祝磊的支持。他知道祝磊有时候考虑问题比自己更周细。但这时候他不希望听到反面的意见。他需要支持。需要援手。
“老大(陶里根后期，机关里的同志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都这么称呼顾立源)，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他死的时候，跟你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也就三十八九岁。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灵魂有两个人口，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意志”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祝磊缓缓地说道。他本来可以不再说什么了。如果他不
再说什么，那天也就不会跟顾立源“干”起来了。事态也就不会急剧“恶化”也就会像从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以所有其他的人保持沉默，服从顾立源的意见来结局。但祝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和顾立源之间毕竟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无论如何也应把自己该说的、已经想到的危险性告诉他。尽责在己，成事在天。宁让天下人负我，也别让我负天下人——此刻，一种异常悲天悯人的感觉突然袭上祝磊的心头，让他暗自哽咽了一下。但他刚说出这半句话来，聪明绝顶的顾立源立即反问道：“啥意思？你觉得我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我是一个灵魂残缺不全的人？”
“立源”祝磊忙准备解释。他预料要出大事了，心跳急速地加快。
“嘿嘿”顾立源出乎意料地没有暴跳起来，只是冷笑了两下，默默地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祝磊，沉吟着说道“你不用担心，饶老板对你构不成威胁。人家不想取代你到市政府机关来谋这一官半职。你也不必事事处处地在人家要走的路上设置这些不必要的绊马索”
“顾立源同志！”祝磊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苍白了。社会上有过这样的传闻，说顾书记要起用一批“老板”来从政，特别是要起用饶老板来主管市经贸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些传闻，祝磊当然不信。起用一些素质好的“老板”来从政，他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大概也是种种必然会出现的社会趋势中的一种。但短期内，要起用“大批”的“老板”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官员执政，这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起码在十年二十年内，还不可能。或者说，还不会这么干。前些年，为了认可发展一些极优秀的“老板”入党，党内就有人吵吵了好大一阵。再让大批“老板”来执政，无论从时机或条件上来看，都还远未成熟。再说，当代的这些“老板”大部分人对入党和当官真感兴趣吗？恐怕未必=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挣到足够多的钱，以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能过到足够富足的生活，大概还是他们惟一的人生目标。至于让饶上都来取代他祝磊，那更是无稽之谈了。对这种说法.他都不屑一顾。但今天这话居然从顾立源嘴中说出，还把它说成是他反对饶上都的房地产扩张计划的主要动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嘛。完全是在践踏他的人格嘛。
祝磊一下站了起来，脸色瞬间从苍白涨到通红。但几秒钟后，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希望这是颐立源气急之下的一个“口误”在反复权衡后，他结结巴巴地只是问了这么一句：“你觉得我祝磊是这样的人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顾立源居然毫无收回原话的意思。
“那你干脆下令把我撤了算了嘛！”祝磊真受不了了。
“你以为陶里根离了你就真的不行了吗？祝磊，你在威胁谁呢？啊？你还有点样子吗？”顾立源竟然叫喊了起来：
“我应该有点样子，那么别人就不应该也有点样子了吗？”祝磊终于扯直了嗓门跟顾立源对嚷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早就应该跟他这么“吼”一嗓门的了：实在是憋得太久太久了：自己实在是沉默得太久太久了：没有人不让你嚷嚷啊，自己为什么要沉默，而且沉默得如此之久呢？骤然间，深感委屈的祝磊，眼眶居然湿润了起来。
“你”很长时间还没遭遇过别人在自己面前如此“吼叫”过的顾立源，一下惊呆了。他愕愣了，转身就走出客厅去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次“吵嘴”才使得祝磊萌生了离开陶里根的想法。后来他就去了省财经学院重执教鞭去了。说句真心话，离开陶里根，离开顾立源，祝磊内心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随之而来，还伴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败感。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在“失落”和“失败”中，他真的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离开陶里根的那天，顾立源来送行了，还派他那辆大奥迪，专程送祝磊去省城。他没说什么。他也没说什么。两人都没再说什么。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顾立源还笑着说了句：“想咱陶里根的蘑菇了，捎个话，我让人给你送。要多少送多少。”祝磊也笑着答道：“行行行。我要是在财经学院讲台上混不下去了，就上大街上开个餐馆，专卖咱陶里根的蘑菇炖小鸡。”但奥迪车走很远很远了，整个陶里根都消失在那条清新明晰的地平线下时，祝磊的心却还在战栗。
顾立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怎么会保持不了那么一点必要的清醒？他怎么会答应饶老板去动用银行五个亿的贷款去做一个基本不可能有足够回报的房地产项目？他亲口答应为饶老板做贷款的担保，甚至还亲笔给银行行长写了这么一张便条。如果没有这张便条，后来的事情对顾立源也许会好办一些。但正因为有了这张便条，这笔五亿元的贷款就成了埋在顾立源脚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了
这颗“定时炸弹”一直“闷”着，到顾立源去年被任命为代省长的时候，它终于开始倒计时了正因为它的倒计时，才迫使那天顾立源匆匆赶到祝磊家去看望祝磊。饶上都用五亿元贷款建起的豫望小区，正如祝磊预料的那样，售出情况相当不理想。事后查清，饶上都并没有拿全部贷得的款项来建房。如果他认真建了，精心建了，楼盘的销售情况会好得多。特别是那些别墅，会吸引周边几个省的富商和富豪们来这儿购置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住宅。这儿毕竟有绝妙的蓝天白云和黑土地，有诗画一般的白桦林，有金子一般纯净的空气，有去俄罗斯旅游的极大方便但饶上都“挪用”了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楼盘建得不甚理想，销售情况也很不理想。几家银行原先碍着“顾书记”“顾副省长”“顾代省长”的名分，对盛唐总还让着三分，到这时也开始警觉和着急起来，毕竟是五个亿啊，不断上门来追讨债务。最近甚至给顾立源打了电话，不仅希望“顾代省长”帮着出面做做饶老板的工作，也提到了那张便条。人家银行方面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担保凭证，收藏在保险柜里
中央早就有规定，各地党政领导不得为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做担保。对国有企业不行，对民营的当然就更不行了。中央说不行，他怎么就还敢“行”呢？是的，那还是他在陶里根后期最不清醒时干的事情。陶里根离北京的确也比较远。但再远再不清醒，你总能整明白自己和中央的那点关系吧？
“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该责备谁。不知道仅仅是责备和怨恨，会不会起到警示后人的作用：”祝磊痛心地写道。
随后的一两年问，顾立源又建起两三个。高新科技园区”陶里根再一次发生“巨变”：城区迅速扩大：这时，他收到了调任副省长的命令。但他知道，饶上都那五亿元的贷款仍然是一个能让他致命的“暗疾”离开陶里根时，他找饶上都长谈过一次，要他停止多方扩张兼并，集中精力经营好旗下现有的那些企业，设法把账还上；又分别找各银行行长谈了一次.名义上是了解盛唐公司还贷的情况，实质上还是希望这些行长同志链把当初的那些担保便条替他“撤消”了。这档子事，他明里暗里，跟这些行长同志说过多次。但行长们也是用“太极云手”的招式在应付着他，哼哼哈哈地既不拒绝，也不答应，一直拖了下来=这一回他想利用自己去省里
任职的机会，对这些行长同志稍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们替他把这事办了；并暗示，如果为他办了这事，他绝不会忘记这些行长同志。果然，身为“副省长”再出来说话，就是比。市领导”要强。行长们在稍稍犹豫后，便答应了，并立即去保险柜里取出那些担保的便条，纷纷将它还给了顾立源=顾立源因此大松了一口气，卸下人生最大一个包袱，离开陶里根，意得志满地去省城赴任。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些行长同志，早把他来银行要求撤去便条的整个过程都在暗中拍摄了下来，并且将那些便条也都复印留了底。毕竟是五个亿。谁的脑袋能扛得起五个亿这一笔账？作为银行行长，他们当然是算得清这个算法的。复印件在法律程序上虽然不能算作直接证据，但它们作为间接证据还是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的，特别是已构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它们的加入，还是有重大“杀伤力”的。
顾立源在就任副省长后，对自己在陶里根那一段的工作和生活，认真进行了反思。这反思，应该说从那天他带着那张便条，走出银行大门，长长地吐出那一口担惊受怕的气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甚至还想到过，留着这张便条，用镜框把它装裱起来，悬挂在新居的客厅中央“警钟长鸣”让自己“永志不忘”当然，这仅仅是想想而已，便条还是立即就被销毁了。他不会留着这个“祸根”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确让他严重地感到，自己必须反思和反省了，也下决心要当一个清醒的省级干部。
“他到省里以后，出乎我的意料，竞很快主动来找我谈他的反思所得，谈得既沉重又诚恳，让我感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祝磊在材料中这样写道。
这反思和反省的结果，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过，也就是大家伙都感觉得到的，顾立源到省里以后，变了，变得谨慎，细心，宽容，周到。
“现在重新回到我枪杀张秘书事件发生前两个多月的那天。那天，已经当上了代省长的顾立源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见我，而且要到我家里来见我。那天我感冒了，感冒得很重，正在市政府那个比较偏僻的新宿舍区家中休息着”祝磊在材料中再一次这么写道。
那天，顾立源的确有点着急了。他是独身一人去的祝磊家。虽然还是披着他那件黑呢大衣，头发却显得有点零乱，连鬓胡也没修得那么干净。
头天晚上，他在省城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主持了一个高纬度地区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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