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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往。少见的认真。
“向往？认真？谭宗三？”我以为我听错了。
“是的。这封信，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一种过去在他身上少见的精神。”
“可能吗？”
“我们当时也都奇怪。也都在问，这怎么可能？但事实的确是这样。雪俦先生看了这封信，竟然哭了。经易门看了这封信，也说，看来我们还是不了解三先生。我们太浅薄了”
可是信呢？
在谭宗三离开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谭雪俦就病故了。享年五十一岁零十个月。去世前，他对身边的许多事情都作了明确的交代，就是没有交代这封信的下落。而一直守候在他身边、事后又受命整理他遗物的人，也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否看到过它；更不要说，还能记得起来，到底把它归置到哪里去了。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属正常。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确有太多太多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要张罗、归置、交代，不太可能还分得出心来顾及一封从表面上看来跟整个谭家的前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信件。更何况写信人已远离了谭家命运漩涡的中心。
他们问我，这封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时，军管会正要求我尽快提出最后的报告，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一事，明确表态。并详陈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管会内部，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分歧也越来越大。军管会的几位主要领导，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拖得越久，分歧恐越难弥合。得当机立断了。
当然，不管这封信写什么、写得怎么样，对我、以及别的相关人士做出什么样的“最后决定”都不会起任何作用。枪毙不枪毙谭宗三，主要还得依据他来到通海县担任伪职以后的“罪行”来定。但我还是想在作出我的最后决定、投出我那并非不重要的一“票”前，看到这封信。我想搞清楚谭宗三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决定再次离开谭家，并再次来到通海这样一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寻找自己的“新路”（关于这个“新路”的说法，也是我在调查中方才得知的。鲰荛三月告诉我，谭宗三在离开上海前多次跟她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找我自己的新路去了。我要走一条新路了。而且，说的时候，表情是很沉稳的，眼睛里是闪着自信的光点的。有时甚至还表现了一种鲜活的兴奋。）
因为我有那样的身分，且又担负那样的责任，我便得以合法地“搜查”了谭家。我和我的助手，在谭家人悉心的配合下，翻遍了谭雪俦相关的全部遗物，却到底也没能找到那封“最后的长信”
135
那天刚吃罢中午饭，军管会分工联络文艺口的秘书小胡来通知我，军管会几位主要首长邀请我晚饭后一道去礼堂里看歌剧白毛女彩排。
“晚上有你的节目？”我看她今天特别的兴高彩烈，还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打着一副崭新的绑带，一般情况下不束的武装带，今天也束了起来，便猜测道。
“哎呀，他们硬要我在戏里扮演一个八路军。我怎么行嘛。”她红起脸笑道。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认真把挺长的一根大辫子剪了，剪成男孩似的短发，又全掖进了军帽里，猛一看还真有点英武气。
“还是太秀气了。不像个军人。”我故意逗她。
“那怎么办呢？”她着急地跺着脚问。
“晚饭多吃两个包子。好好地撑它一撑。”我捏紧了拳头在她小而尖的鼻子前用力地晃了晃。通海军管会食堂的素包子远近闻名。皮薄馅多，个头还特别大。虽说有句话在北方特别流行：“包子好吃不在褶子多”但通海军管会包的这包子褶子就是比别人的多，还特别细密匀称，像一叶叶整整齐齐紧挨在一起的花瓣，特别能引起人的食欲。虽说是素菜馅的，但选用上好的矮棵青菜。肥。且嫩。只用菜叶，一点菜帮也不要。在开水里悼过，细细地剁碎。拌进剁成细了状的豆腐于香菇粉丝蛋皮苔菜味之素麻油，可能的话再放一点水发的海蜊子干。而通海地区恰恰有广阔的滩涂。在随便哪一个渔民家里都能收集到陈年的海蜊子干。及其他海货。上海局的首长来通海视察检查工作，头一顿也往往点著名地要这种“素菜包子”吃。两只包子一大碗麦牺粥，再加两瓣生蒜一碟米醋一碟葱花拌本地产的海蜇皮一碟酒呛小蟛蜞最多再加一碟盐水花生仁，个别的再加一只当地有名的砂锅菜：栗子红炯鸡，也就吃得老满意的了。所以通海地区的老百姓一直到现在还这么讲：当年的首长的的确确好伺候。而我在通海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吃这么一顿包子；不吃，还真想它。
“那晚上他要不吃包子又怎么办呢？”小胡想了想，又着急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首长的指示总是十分认真。有时候你即便是在跟他（她）开个玩笑，他（她）们也会拿来十分认真地对待。
“那好办。我来做给你吃！”说着，我便拿拳头“用力”地往她小嘴边“捅”去。吓得她忙伸出双手推拒，并笑着叫道：“陆主任，侬老坏的！老坏的！”
小胡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里顿时阴凉起来。也清静许多。其实，当年在上海局协助主管首长在新解放区建立正常司法秩序、并具体分工管辖通海地区治安事宜的我那时也不过才二十来岁。换一句话说，二十来岁的我，手中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刑罚大权。通海地区判处十五年以下刑罚的，只要有我的签字，即可生效。判处十五年以上至死刑的案子，也得先经我复核认可（比如这次的谭宗三案），方能报请上海局政法委终审。因此，说当时的我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定的生杀大权，并不为过。正因为这样，机关里像小胡那样的年轻同志，都尊称我“陆主任”其实我什么“主任”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正式行政头衔是“上海局局办室通勤组”的副组长。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要求自己用更多的时间来反问自己，你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吗？有没有更好更稳妥的方案和方法来处置当下的这个案子？我总记着中学里那个腿有点罗圈、个子又特别矮的女几何老师挥动硕大的三角板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只能用老师讲的一种方法来求解一道题的人，他虽然也能得到一百分，但仍只能算一个庸才。假如能用三种老师讲的方法来求解，那是敏才。而能用到五种以上。其中的一两种又是老师从来也没有讲过的，方是真正的奇才。她讲完，我和几个同学就故意大叫一声“哎哟”并“瘫倒”在课桌椅下。女教员冲过来问，你们几个啥毛病？我答道，我想想我完了。这辈子肯定是庸才了。（其实那时我是班上几名功课最好的同学中的一个。）为此教导处还给我记了一个过。多年来，从她那儿得来的那些几何学知识，差不多又都还给了她。但她讲的这段并不算深奥的“奇才论”却使我久久难忘。为此，每当需要我拿起笔给一群人“朱批”断生死时，我总要求自己留出一段时间来给自己“踩一踩煞车”“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有什么更好的‘解题’方法，哪怕是‘老师’所没有讲过的”这使我总是比同时代的同龄人要显得年长。老成。正因为这样，跟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面谈时，就特别不愿意跟他们谈及自己的年龄。因为那样总要引起许多误会，惊诧。你想，能不惊诧吗？同样的年龄，我看上去却要比他们大个十来岁。同样的年龄，他们还处在理想的（十分稚嫩和空泛的）激情中，刚开始接近这场伟大的革命。而我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操作着这革命的某一部分了，而且还将毫不含糊地带领他们向前进。
那天“搜索”完谭雪俦的房间、一无所获地出来，助手告诉我，有个“妇女同志”要见我。我满心不悦地问，哪个单位的？助手告诉我，而且还是个没单位的“家庭妇女”我打发助手去接待。助手说，那位女同志一定要见你。你还是见一见吧。我火了。我说，全上海一百万妇女统统提出要见我。你也统统把她们带来？那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好。还不只是因为找不到那封“长信”主要是因为一些有关于我的议论传到了我耳里，搅得我心里挺乱。这种议论有来自上边的（如果没有上边的这一部分，我心情自然要好得多）。也有来自同级的和下级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调是，似我这样复查“谭案”迟迟做不出决定，在当前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不仅显得滞后，不敷急需，客观上也有碍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应该被认为是有害的。起码也是不对头的，不能提倡的。虽然还没有人直接找我谈话，但议论的确是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的传说，上边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助手当然清楚我这一向的心情（和处境），便没再跟我犟嘴。而在以往，他是常常要跟我犟嘴的。因此，当我向停在谭家大门口的那辆吉普车走去的时候，他就按我的吩咐，去接待那位“妇女同志”去了。那位“妇女同志”就在大门口站着。我没想仔细打量她。甚至都不想让她发现我。只是在伸手去拉车门、弯腰上车之前，惯性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她所在的方位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我说的“惯性”并非是“性心理”方面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那边站了个女人，我作为一个成年男子，就得习惯性地去“扫视”那么一下。虽然这种情况在我身上，过去也经常发生。但那一天的确不是。我只是觉得她眼熟。只是想判别一下，是否真的眼熟。这种眼熟的感觉，产生得非常怪异。一方面觉得眼熟，一方面又觉得不可能。虽然觉得不可能，却又非常想再看她一眼。她个子中等偏高，年届三十而稍嫌丰腴。她不像当年上海许多的同年龄段的女子那样，把曾经是卷烫的头发挽起个马尾，用一段灰蓝的窄布条拢扎在脑后，而依然保留了那个烫卷的原样。但看得出是精心修剪过的。匀匀地剪到耳根处，修去了齐肩的部分。在衣着方面，她也不像当时大部分赶新潮的女子似的赶紧换上蓝色的大翻领双排扣列宁装，依然穿一件旧式对襟夹袄，压得板平起褶，让人总感到走近她便能闻到一股樟脑气味。质地的上乘、做工的精良，仅凭胸前那一排盘香纽扣和那一圈出现在袖口和襟边的金丝拉绒滚边，也应该说，在四五年前，甚至一两年前，仍是上海各中式客厅里许多主妇们啧啧称道的时装。只是下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穿了件并不合体的蓝布工装裤。不仅过于肥大，也略嫌粗短。鞋和上衣也并不搭配，是一双圆口的搭撵黑布鞋。我很想知道她穿的是一双什么样的袜子。但又不便盯着人家的脚细看，粗略地一瞄之下，只知是一双高档的白色锦纶丝袜之类的东西。总之，通体还没能来得及形成一种新的和谐。这大概是那时代曾发生在许多女人男人身上的一个共同景观。我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即便当我的助手走近她，开始询问她时，她也还在打量我。那目光并不怨恨，也不自卑，但总想表达一种执著的愿望，又不想强加给别人。
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黄克莹。后来一问，果不其然，就是她。
不一会儿，助手匆匆走来，对我说：“她还是坚持要见您。”
这时，我已决定见她，但口头上还在问：“什么事？”
“她说替谭宗三带了个很重要的口信给您。”
“是吗？”我边说边启动，转身向黄克莹走去。但这时，助手反倒拦住我。他有了疑问，不赞成我见她了：“谭宗三目前正处在严密拘留审查期间，除我们工作人员以外，他根本见不到任何一个外人，怎么传得出口信来给她？再说，我们在通海经常见谭宗三。他有天大的事，完全可以直接找我们，根本没这个必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先把口信传给她，再转告过来。我看她是别有企图。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笑着，反问，你说她能有什么“企图”？
他说，那难说。
我继续笑着问，就算她有什么“企图”像她这么一个女子，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倒也是。
根据我对谭宗三的了解，我相信他向她传出了口信。既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我的理由是：
一、谭宗三最近这一向以来，虽然跟我已熟悉到能基本“无话不说”的地步。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碍于他难于彻底放下的那最后一点“绅士架子”和“面子”仍然不好意思当面向我提出。比如像“请求宽大”之类的话，不到最后关头，他还是说不出口的。甚至可能即便到最后关头，当面他也说不出口，需要由别人来“转告”
二、这家伙被拘留后，居然在看守们中间的“人缘”还不错。造成这个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前一段通海地区军管会因为没有得到上海局方面明确的指示，最后将如何处置他，便在拘留条件上，给了他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住单间、可以长时间地单独在一个小院里散步、房间里有床有被褥枕头床单枕巾、还有写字桌板凳热水瓶煤油灯（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过了每天限定的使用时间后，便由看守拿走。因为煤油和火都是危险品）等等。为此，可能给看守们造成某种误导，以为可以对他更宽松一点。另一方面，也有他本人的因素。比如，他长得颀长，白净。衣着和谈吐举止又都很文静。平时即便在拘留室里，也总是穿着一件中长的黑呢大衣，或者要一些书报来看，或者便写些什么，或者跟看守们随意地聊（那时有关方面还没有禁止看守们跟他说话）；从气质上看，他更像一个学者，而少有常见的那种政客们的圆滑和官僚们的蛮气。自身又顶着个“英国留学生”的头衔和“头一个在押的伪县长”的身份。即便出于好奇，这些看守私下里也都比较愿意接触他。还有一点，可能也不是不重要的。这些看守都是通海当地人。而谭宗三在通海伪政府任职的两年期间，虽说是“县长”但实际的政务是由两个年龄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待了很多年的副县长在做着。他也就管一点在那个战乱的岁月里已没多少事可做的文教卫生。没有做太多的事，也就没什么太多的“恶行”流播于市井间。所以，如果说通海人对他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的确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恶感。故而这些看守恨他不起来。再加上前面说到的几个因素，一旦他提出要求，再给一点什么好处，在那几个看守中间，完全能找到愿意为他往外传话的人。
我当然想知道，他托黄克莹传过来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口信。同时我也想知道，这些年，这个黄克莹又怎么了。
她显然已经认不出我这个曾跟她做过邻居的“小伙计”了。
“吃茶。”我指了指她面前的那个青花茶杯，对她说。
“谢谢。”她忙折起身，点了一下头。
“谭宗三倒蛮有本事的嘛。越过我们重重警戒线，把口信传给了你。啊？”我凝视着她，微微地笑道。
“啊”她稍显得有些慌张。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我没有我是家庭妇女家庭”她歉疚地一笑，竭力想镇静下自己，但还是慌张。显然这是她第一次面对一个新政府的“大官”且又肩负如此重任。“我先向侬认个错，”她突然这么说。“我刚刚我实际上我实际上没有替谭宗三带啥口信”
“是吗？”我心里开始不高兴起来。
“我欺骗了领导。我不应该。但我的确有话要跟领导讲。的确是关于谭宗三的”她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用力绞扭着。两眼却直瞠瞠地哀切地盯着我。
居然跟我耍花招。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边向外走去，一边打起官腔：“有事，跟我助手谈。”
“一定要请侬亲自听一听。首长”她叫了一声。
我在门口站住了，侧转过一点身，斜脱着她说道：“到底为谭宗三带了口信没有？”
“没有”
“你居然用这种手段”
“我欺骗首长。我不应该。可是我想见侬。我真的有情况要向侬报告”
“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安排吧，找我助手。”
“首长！求求侬了！”她尖叫着，扑通一声，竟双膝跪了下来。
谭宗三离开上海前的那个晚上，总算把黄克莹再次叫到了“迪雅”楼。在这以前的几天里，他多次给黄克莹打电话，提出要见她，都让黄克莹拒绝了。为此，他特地驱车到黄克莹的住所去找过她，也让黄克莹拒绝了。被黄克莹关在房门外头。
“我当时对他放弃上海的一切到通海去，真的是非常想不通。为啥要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嘛。他从来都不是那种热心从政的人。更不是那种为了从政就甘心放弃一切的人。我开始以为他是厌烦了谭家内部的争斗，被这场争斗吓退了才走的。所以就不想见他。我恨他不争气。不像一个男人。我恨他还因为因为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到我住的地方，跟我讲了许多他那个姓洪的祖宗的事体他那样兴奋、激动、坐立不定他讲他从这位姓洪的祖宗身上忽然悟到了许多过去不晓得的做人的道理忽然间看到了他们谭家几代男人身上到底缺少了啥。他甚至认为，这一点跟他们谭家男人几代都活不过五十二岁有直接的关系。他讲他要重新开始做人。他讲以后的日子一定是老有意思的。因为他从陈实那里听到了许多种二三十年后的声音（当时我真觉得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了）。他被那些完全陌生而又新奇的声音所打动。吸引。他感到自己在跟几十年后的人打交道。在跟他们交流某种精神。他忽然看透了眼前的许多事体。从这些声音的活力里，他似乎也悟到了一点怎么才能活过五十二岁去的‘道理’。他觉得他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人。而且那天他还他还”说到这里，她突然不说了，眼睛里闪出一种异样的热力。灼灼的。但又有一点羞涩。但很快又消失。
（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谭宗三跟黄克莹发生了第一次肉体关系。整个过程来得那么突然。“蛮横”完全不让黄克莹有半点推拒的可能。他让黄克莹感到那样的震惊、欣喜、始终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他逼到她面前，突然握住她的手。心跳得几乎要撞破胸壁。尔后就把他的脸埋在了她肩头，完全被从她衣领里渗出的那股无法言喻的清香温热窒息了。胸口一阵阵隐痛般地喘息。全身的血都在往外涌胀。凶挺。他只是要瓦解。进入。瓦解了自己。也瓦解另一个人：女人。她是他所爱的。长久所爱的。他只求在进入中融合。彻底地把自己融合进她的身体。像两片在坩锅中接受高温熔煮的铜片，从两片，渐渐融变成了一滩晶莹的铜液。不再分你我。不再有你我。不再计较你我。到什么时候都只有一片。一个。一团。一气。一种。他恨那些阻隔着他和她的衣物。他惊异她所有的那些隆起和圆润。他感激她居然把作为一个女人最羞于付于人的都付于了他。同样感激她把一个女人最强烈地要付于爱人的都付于了他。他应该怎么来报答她呢？怎么用一生的努力来报答这种付于、支撑这种付于呢？他永远不能忘记她痉挛般的搂抱和梦呓般的颤栗。她把他护举到了云端，尔后又慢慢地倒下和尽情地打开。他不能忘记那种炽烈的震颤。他只是记不住那一刻，她在他耳边轻轻地究竟絮叨了些什么。抽泣些什么。喷发那些滚烫的气息。呼唤着什么。）
“你今天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谭宗三当时的的确确已经决定要留在上海认认真真从头开始做一番事体。后来突然改变决定去通海从政，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肯定受到了某些反动派的煽动。我一个远房姑夫来邦寅、还有盛桥原来的镇长萨重冰、还有类似的一些旧社会政界的老朋友可能都在他这桩事体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希望领导明鉴。千万不能只追究他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去通海从政的问题上，谭宗三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被动的，是让人唆使去的。另外还有一点，请你也要分清。政府对过去从事过伪职的人，并非采取一概都要法办的政策。要不要法办、给予什么样的惩罚，主要还要看他在从事伪职期间，对人民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大的罪、什么性质的罪。我们在上海市政府各机构里留用了不少伪职人员，就是一个明证嘛。”
“政府英明。这个我晓得”
“谭宗三到通海从政以后，你去看过他没有？”
“没有。”
“真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是去看过他的。”
“那不是在通海，而是在盛桥。”她脸涨得通红，辩解道。
“去看过他几次？”
“一次”
“撒谎。”
“可能两次”
“两次？”
“最多不超过三次”
“到底几次？”
“四次。但这几次，跟谭宗三都没有肉体的接触。没有。真的没有。”
那天，黄克莹一再说假话。谭宗三离开上海后，她多次去看过谭宗三，不仅到盛桥去看他，也到通海去看他。谭宗三在盛桥期间，她去了绝不止四次。更不像她说的那样，从那一次以后，和谭宗三便再也没有发生过肉体的关系。事实是，在盛桥期间，她每次去，都和谭宗三发生肉体关系。这一点不仅有当时在那个小旅馆里当差的许多人作证，连贴身在谭宗三身边伺候的那个老茶房倪志和对此也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他说，有时候黄克莹到盛桥来，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帮着谭宗三策划在盛桥办厂。办技工学校。到上海拉订单。到苏北好几个县里去收购棉花，推销谭宗三试制的轧花机。从表面上看，她跟谭宗三在小旅馆里各住各的房间。但实际上，她总是在谭宗三的房间里过夜。有无数次，他半夜去给“三先生”送夜宵，看见她还在“三先生”的房间里帮着算账。早上去送洗脸水，看见她还睡在“三先生”的被窝里不肯起床。据倪志和说，在谭宗三再次决定放弃盛桥，去通海从政时，黄克莹的确跟谭宗三大吵过一场。的确分房住了好几个月。这期间他两再没有发生肉体关系。自从“三先生”到通海以后，黄克莹就去得少了。据老倪记得的，好像只去了一次。而且一去就吵，吵得相当厉害。那一次，他两当然没有同房。黄克莹住在通海县城东大街裕新客栈二楼的包房里。“三先生”当然还住在县政府的院子里。倪志和记得，那次吵过后，两个人关系还相当紧张。黄克莹走“三先生”都没有去送，只是让倪志和送了一封信给她，还给了她一张二千块银元的汇票。这让黄克莹非常伤心。看完信，便连信带汇票都让老倪统统退了回去，一分钱也没要，还让老倪带了一句话给“三先生”说，侬谭宗三今生今世也不会好了。侬总有一天要后悔的。他两究竟为啥好了又不好。“三先生”究竟为啥又要放弃盛桥而去通海从政，黄克莹最后说的那个“后悔”到底是指什么？所有这一切，老倪就说不清了。“总归是那个姓黄的骚货、狐狸精不好呗！”这是谭家老佣人倪志和的结论。
在这期间，经易门定期到盛桥和通海城来向谭宗三“报告”谭家各企业经营的情况，依然还是把谭宗三当谭家的“当家人”对待。谭宗三虽然一再对他说，侬不用来找我，只要向老太太和老老太太们报告就可以了。但经易门还是定期来，不管谭宗三想听不想听，听了以后，会不会作相应的指示，他都定期来。因为这是老太太和老老太太们吩咐的：不管三先生自己怎么样，你们还是要把他当谭家的当家人看待。
的向往。少见的认真。
“向往？认真？谭宗三？”我以为我听错了。
“是的。这封信，字字句句都充满了一种过去在他身上少见的精神。”
“可能吗？”
“我们当时也都奇怪。也都在问，这怎么可能？但事实的确是这样。雪俦先生看了这封信，竟然哭了。经易门看了这封信，也说，看来我们还是不了解三先生。我们太浅薄了”
可是信呢？
在谭宗三离开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谭雪俦就病故了。享年五十一岁零十个月。去世前，他对身边的许多事情都作了明确的交代，就是没有交代这封信的下落。而一直守候在他身边、事后又受命整理他遗物的人，也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否看到过它；更不要说，还能记得起来，到底把它归置到哪里去了。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属正常。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确有太多太多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要张罗、归置、交代，不太可能还分得出心来顾及一封从表面上看来跟整个谭家的前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信件。更何况写信人已远离了谭家命运漩涡的中心。
他们问我，这封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时，军管会正要求我尽快提出最后的报告，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一事，明确表态。并详陈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管会内部，对到底要不要枪毙谭宗三，分歧也越来越大。军管会的几位主要领导，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拖得越久，分歧恐越难弥合。得当机立断了。
当然，不管这封信写什么、写得怎么样，对我、以及别的相关人士做出什么样的“最后决定”都不会起任何作用。枪毙不枪毙谭宗三，主要还得依据他来到通海县担任伪职以后的“罪行”来定。但我还是想在作出我的最后决定、投出我那并非不重要的一“票”前，看到这封信。我想搞清楚谭宗三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决定再次离开谭家，并再次来到通海这样一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寻找自己的“新路”（关于这个“新路”的说法，也是我在调查中方才得知的。鲰荛三月告诉我，谭宗三在离开上海前多次跟她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找我自己的新路去了。我要走一条新路了。而且，说的时候，表情是很沉稳的，眼睛里是闪着自信的光点的。有时甚至还表现了一种鲜活的兴奋。）
因为我有那样的身分，且又担负那样的责任，我便得以合法地“搜查”了谭家。我和我的助手，在谭家人悉心的配合下，翻遍了谭雪俦相关的全部遗物，却到底也没能找到那封“最后的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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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刚吃罢中午饭，军管会分工联络文艺口的秘书小胡来通知我，军管会几位主要首长邀请我晚饭后一道去礼堂里看歌剧白毛女彩排。
“晚上有你的节目？”我看她今天特别的兴高彩烈，还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打着一副崭新的绑带，一般情况下不束的武装带，今天也束了起来，便猜测道。
“哎呀，他们硬要我在戏里扮演一个八路军。我怎么行嘛。”她红起脸笑道。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认真把挺长的一根大辫子剪了，剪成男孩似的短发，又全掖进了军帽里，猛一看还真有点英武气。
“还是太秀气了。不像个军人。”我故意逗她。
“那怎么办呢？”她着急地跺着脚问。
“晚饭多吃两个包子。好好地撑它一撑。”我捏紧了拳头在她小而尖的鼻子前用力地晃了晃。通海军管会食堂的素包子远近闻名。皮薄馅多，个头还特别大。虽说有句话在北方特别流行：“包子好吃不在褶子多”但通海军管会包的这包子褶子就是比别人的多，还特别细密匀称，像一叶叶整整齐齐紧挨在一起的花瓣，特别能引起人的食欲。虽说是素菜馅的，但选用上好的矮棵青菜。肥。且嫩。只用菜叶，一点菜帮也不要。在开水里悼过，细细地剁碎。拌进剁成细了状的豆腐于香菇粉丝蛋皮苔菜味之素麻油，可能的话再放一点水发的海蜊子干。而通海地区恰恰有广阔的滩涂。在随便哪一个渔民家里都能收集到陈年的海蜊子干。及其他海货。上海局的首长来通海视察检查工作，头一顿也往往点著名地要这种“素菜包子”吃。两只包子一大碗麦牺粥，再加两瓣生蒜一碟米醋一碟葱花拌本地产的海蜇皮一碟酒呛小蟛蜞最多再加一碟盐水花生仁，个别的再加一只当地有名的砂锅菜：栗子红炯鸡，也就吃得老满意的了。所以通海地区的老百姓一直到现在还这么讲：当年的首长的的确确好伺候。而我在通海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吃这么一顿包子；不吃，还真想它。
“那晚上他要不吃包子又怎么办呢？”小胡想了想，又着急起来。那时候的年轻人对首长的指示总是十分认真。有时候你即便是在跟他（她）开个玩笑，他（她）们也会拿来十分认真地对待。
“那好办。我来做给你吃！”说着，我便拿拳头“用力”地往她小嘴边“捅”去。吓得她忙伸出双手推拒，并笑着叫道：“陆主任，侬老坏的！老坏的！”
小胡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里顿时阴凉起来。也清静许多。其实，当年在上海局协助主管首长在新解放区建立正常司法秩序、并具体分工管辖通海地区治安事宜的我那时也不过才二十来岁。换一句话说，二十来岁的我，手中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刑罚大权。通海地区判处十五年以下刑罚的，只要有我的签字，即可生效。判处十五年以上至死刑的案子，也得先经我复核认可（比如这次的谭宗三案），方能报请上海局政法委终审。因此，说当时的我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定的生杀大权，并不为过。正因为这样，机关里像小胡那样的年轻同志，都尊称我“陆主任”其实我什么“主任”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正式行政头衔是“上海局局办室通勤组”的副组长。正因为这样，我常常要求自己用更多的时间来反问自己，你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吗？有没有更好更稳妥的方案和方法来处置当下的这个案子？我总记着中学里那个腿有点罗圈、个子又特别矮的女几何老师挥动硕大的三角板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只能用老师讲的一种方法来求解一道题的人，他虽然也能得到一百分，但仍只能算一个庸才。假如能用三种老师讲的方法来求解，那是敏才。而能用到五种以上。其中的一两种又是老师从来也没有讲过的，方是真正的奇才。她讲完，我和几个同学就故意大叫一声“哎哟”并“瘫倒”在课桌椅下。女教员冲过来问，你们几个啥毛病？我答道，我想想我完了。这辈子肯定是庸才了。（其实那时我是班上几名功课最好的同学中的一个。）为此教导处还给我记了一个过。多年来，从她那儿得来的那些几何学知识，差不多又都还给了她。但她讲的这段并不算深奥的“奇才论”却使我久久难忘。为此，每当需要我拿起笔给一群人“朱批”断生死时，我总要求自己留出一段时间来给自己“踩一踩煞车”“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有什么更好的‘解题’方法，哪怕是‘老师’所没有讲过的”这使我总是比同时代的同龄人要显得年长。老成。正因为这样，跟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面谈时，就特别不愿意跟他们谈及自己的年龄。因为那样总要引起许多误会，惊诧。你想，能不惊诧吗？同样的年龄，我看上去却要比他们大个十来岁。同样的年龄，他们还处在理想的（十分稚嫩和空泛的）激情中，刚开始接近这场伟大的革命。而我却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操作着这革命的某一部分了，而且还将毫不含糊地带领他们向前进。
那天“搜索”完谭雪俦的房间、一无所获地出来，助手告诉我，有个“妇女同志”要见我。我满心不悦地问，哪个单位的？助手告诉我，而且还是个没单位的“家庭妇女”我打发助手去接待。助手说，那位女同志一定要见你。你还是见一见吧。我火了。我说，全上海一百万妇女统统提出要见我。你也统统把她们带来？那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好。还不只是因为找不到那封“长信”主要是因为一些有关于我的议论传到了我耳里，搅得我心里挺乱。这种议论有来自上边的（如果没有上边的这一部分，我心情自然要好得多）。也有来自同级的和下级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调是，似我这样复查“谭案”迟迟做不出决定，在当前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不仅显得滞后，不敷急需，客观上也有碍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应该被认为是有害的。起码也是不对头的，不能提倡的。虽然还没有人直接找我谈话，但议论的确是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的传说，上边已经在考虑，要不要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助手当然清楚我这一向的心情（和处境），便没再跟我犟嘴。而在以往，他是常常要跟我犟嘴的。因此，当我向停在谭家大门口的那辆吉普车走去的时候，他就按我的吩咐，去接待那位“妇女同志”去了。那位“妇女同志”就在大门口站着。我没想仔细打量她。甚至都不想让她发现我。只是在伸手去拉车门、弯腰上车之前，惯性地用眼角的余光，向她所在的方位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我说的“惯性”并非是“性心理”方面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那边站了个女人，我作为一个成年男子，就得习惯性地去“扫视”那么一下。虽然这种情况在我身上，过去也经常发生。但那一天的确不是。我只是觉得她眼熟。只是想判别一下，是否真的眼熟。这种眼熟的感觉，产生得非常怪异。一方面觉得眼熟，一方面又觉得不可能。虽然觉得不可能，却又非常想再看她一眼。她个子中等偏高，年届三十而稍嫌丰腴。她不像当年上海许多的同年龄段的女子那样，把曾经是卷烫的头发挽起个马尾，用一段灰蓝的窄布条拢扎在脑后，而依然保留了那个烫卷的原样。但看得出是精心修剪过的。匀匀地剪到耳根处，修去了齐肩的部分。在衣着方面，她也不像当时大部分赶新潮的女子似的赶紧换上蓝色的大翻领双排扣列宁装，依然穿一件旧式对襟夹袄，压得板平起褶，让人总感到走近她便能闻到一股樟脑气味。质地的上乘、做工的精良，仅凭胸前那一排盘香纽扣和那一圈出现在袖口和襟边的金丝拉绒滚边，也应该说，在四五年前，甚至一两年前，仍是上海各中式客厅里许多主妇们啧啧称道的时装。只是下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穿了件并不合体的蓝布工装裤。不仅过于肥大，也略嫌粗短。鞋和上衣也并不搭配，是一双圆口的搭撵黑布鞋。我很想知道她穿的是一双什么样的袜子。但又不便盯着人家的脚细看，粗略地一瞄之下，只知是一双高档的白色锦纶丝袜之类的东西。总之，通体还没能来得及形成一种新的和谐。这大概是那时代曾发生在许多女人男人身上的一个共同景观。我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即便当我的助手走近她，开始询问她时，她也还在打量我。那目光并不怨恨，也不自卑，但总想表达一种执著的愿望，又不想强加给别人。
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黄克莹。后来一问，果不其然，就是她。
不一会儿，助手匆匆走来，对我说：“她还是坚持要见您。”
这时，我已决定见她，但口头上还在问：“什么事？”
“她说替谭宗三带了个很重要的口信给您。”
“是吗？”我边说边启动，转身向黄克莹走去。但这时，助手反倒拦住我。他有了疑问，不赞成我见她了：“谭宗三目前正处在严密拘留审查期间，除我们工作人员以外，他根本见不到任何一个外人，怎么传得出口信来给她？再说，我们在通海经常见谭宗三。他有天大的事，完全可以直接找我们，根本没这个必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先把口信传给她，再转告过来。我看她是别有企图。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笑着，反问，你说她能有什么“企图”？
他说，那难说。
我继续笑着问，就算她有什么“企图”像她这么一个女子，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倒也是。
根据我对谭宗三的了解，我相信他向她传出了口信。既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我的理由是：
一、谭宗三最近这一向以来，虽然跟我已熟悉到能基本“无话不说”的地步。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碍于他难于彻底放下的那最后一点“绅士架子”和“面子”仍然不好意思当面向我提出。比如像“请求宽大”之类的话，不到最后关头，他还是说不出口的。甚至可能即便到最后关头，当面他也说不出口，需要由别人来“转告”
二、这家伙被拘留后，居然在看守们中间的“人缘”还不错。造成这个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前一段通海地区军管会因为没有得到上海局方面明确的指示，最后将如何处置他，便在拘留条件上，给了他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住单间、可以长时间地单独在一个小院里散步、房间里有床有被褥枕头床单枕巾、还有写字桌板凳热水瓶煤油灯（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过了每天限定的使用时间后，便由看守拿走。因为煤油和火都是危险品）等等。为此，可能给看守们造成某种误导，以为可以对他更宽松一点。另一方面，也有他本人的因素。比如，他长得颀长，白净。衣着和谈吐举止又都很文静。平时即便在拘留室里，也总是穿着一件中长的黑呢大衣，或者要一些书报来看，或者便写些什么，或者跟看守们随意地聊（那时有关方面还没有禁止看守们跟他说话）；从气质上看，他更像一个学者，而少有常见的那种政客们的圆滑和官僚们的蛮气。自身又顶着个“英国留学生”的头衔和“头一个在押的伪县长”的身份。即便出于好奇，这些看守私下里也都比较愿意接触他。还有一点，可能也不是不重要的。这些看守都是通海当地人。而谭宗三在通海伪政府任职的两年期间，虽说是“县长”但实际的政务是由两个年龄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待了很多年的副县长在做着。他也就管一点在那个战乱的岁月里已没多少事可做的文教卫生。没有做太多的事，也就没什么太多的“恶行”流播于市井间。所以，如果说通海人对他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的确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恶感。故而这些看守恨他不起来。再加上前面说到的几个因素，一旦他提出要求，再给一点什么好处，在那几个看守中间，完全能找到愿意为他往外传话的人。
我当然想知道，他托黄克莹传过来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口信。同时我也想知道，这些年，这个黄克莹又怎么了。
她显然已经认不出我这个曾跟她做过邻居的“小伙计”了。
“吃茶。”我指了指她面前的那个青花茶杯，对她说。
“谢谢。”她忙折起身，点了一下头。
“谭宗三倒蛮有本事的嘛。越过我们重重警戒线，把口信传给了你。啊？”我凝视着她，微微地笑道。
“啊”她稍显得有些慌张。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我没有我是家庭妇女家庭”她歉疚地一笑，竭力想镇静下自己，但还是慌张。显然这是她第一次面对一个新政府的“大官”且又肩负如此重任。“我先向侬认个错，”她突然这么说。“我刚刚我实际上我实际上没有替谭宗三带啥口信”
“是吗？”我心里开始不高兴起来。
“我欺骗了领导。我不应该。但我的确有话要跟领导讲。的确是关于谭宗三的”她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在胸前用力绞扭着。两眼却直瞠瞠地哀切地盯着我。
居然跟我耍花招。我马上站了起来，一边向外走去，一边打起官腔：“有事，跟我助手谈。”
“一定要请侬亲自听一听。首长”她叫了一声。
我在门口站住了，侧转过一点身，斜脱着她说道：“到底为谭宗三带了口信没有？”
“没有”
“你居然用这种手段”
“我欺骗首长。我不应该。可是我想见侬。我真的有情况要向侬报告”
“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安排吧，找我助手。”
“首长！求求侬了！”她尖叫着，扑通一声，竟双膝跪了下来。
谭宗三离开上海前的那个晚上，总算把黄克莹再次叫到了“迪雅”楼。在这以前的几天里，他多次给黄克莹打电话，提出要见她，都让黄克莹拒绝了。为此，他特地驱车到黄克莹的住所去找过她，也让黄克莹拒绝了。被黄克莹关在房门外头。
“我当时对他放弃上海的一切到通海去，真的是非常想不通。为啥要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嘛。他从来都不是那种热心从政的人。更不是那种为了从政就甘心放弃一切的人。我开始以为他是厌烦了谭家内部的争斗，被这场争斗吓退了才走的。所以就不想见他。我恨他不争气。不像一个男人。我恨他还因为因为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到我住的地方，跟我讲了许多他那个姓洪的祖宗的事体他那样兴奋、激动、坐立不定他讲他从这位姓洪的祖宗身上忽然悟到了许多过去不晓得的做人的道理忽然间看到了他们谭家几代男人身上到底缺少了啥。他甚至认为，这一点跟他们谭家男人几代都活不过五十二岁有直接的关系。他讲他要重新开始做人。他讲以后的日子一定是老有意思的。因为他从陈实那里听到了许多种二三十年后的声音（当时我真觉得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了）。他被那些完全陌生而又新奇的声音所打动。吸引。他感到自己在跟几十年后的人打交道。在跟他们交流某种精神。他忽然看透了眼前的许多事体。从这些声音的活力里，他似乎也悟到了一点怎么才能活过五十二岁去的‘道理’。他觉得他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人。而且那天他还他还”说到这里，她突然不说了，眼睛里闪出一种异样的热力。灼灼的。但又有一点羞涩。但很快又消失。
（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谭宗三跟黄克莹发生了第一次肉体关系。整个过程来得那么突然。“蛮横”完全不让黄克莹有半点推拒的可能。他让黄克莹感到那样的震惊、欣喜、始终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他逼到她面前，突然握住她的手。心跳得几乎要撞破胸壁。尔后就把他的脸埋在了她肩头，完全被从她衣领里渗出的那股无法言喻的清香温热窒息了。胸口一阵阵隐痛般地喘息。全身的血都在往外涌胀。凶挺。他只是要瓦解。进入。瓦解了自己。也瓦解另一个人：女人。她是他所爱的。长久所爱的。他只求在进入中融合。彻底地把自己融合进她的身体。像两片在坩锅中接受高温熔煮的铜片，从两片，渐渐融变成了一滩晶莹的铜液。不再分你我。不再有你我。不再计较你我。到什么时候都只有一片。一个。一团。一气。一种。他恨那些阻隔着他和她的衣物。他惊异她所有的那些隆起和圆润。他感激她居然把作为一个女人最羞于付于人的都付于了他。同样感激她把一个女人最强烈地要付于爱人的都付于了他。他应该怎么来报答她呢？怎么用一生的努力来报答这种付于、支撑这种付于呢？他永远不能忘记她痉挛般的搂抱和梦呓般的颤栗。她把他护举到了云端，尔后又慢慢地倒下和尽情地打开。他不能忘记那种炽烈的震颤。他只是记不住那一刻，她在他耳边轻轻地究竟絮叨了些什么。抽泣些什么。喷发那些滚烫的气息。呼唤着什么。）
“你今天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谭宗三当时的的确确已经决定要留在上海认认真真从头开始做一番事体。后来突然改变决定去通海从政，肯定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肯定受到了某些反动派的煽动。我一个远房姑夫来邦寅、还有盛桥原来的镇长萨重冰、还有类似的一些旧社会政界的老朋友可能都在他这桩事体上起了很坏的作用希望领导明鉴。千万不能只追究他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去通海从政的问题上，谭宗三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被动的，是让人唆使去的。另外还有一点，请你也要分清。政府对过去从事过伪职的人，并非采取一概都要法办的政策。要不要法办、给予什么样的惩罚，主要还要看他在从事伪职期间，对人民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大的罪、什么性质的罪。我们在上海市政府各机构里留用了不少伪职人员，就是一个明证嘛。”
“政府英明。这个我晓得”
“谭宗三到通海从政以后，你去看过他没有？”
“没有。”
“真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是去看过他的。”
“那不是在通海，而是在盛桥。”她脸涨得通红，辩解道。
“去看过他几次？”
“一次”
“撒谎。”
“可能两次”
“两次？”
“最多不超过三次”
“到底几次？”
“四次。但这几次，跟谭宗三都没有肉体的接触。没有。真的没有。”
那天，黄克莹一再说假话。谭宗三离开上海后，她多次去看过谭宗三，不仅到盛桥去看他，也到通海去看他。谭宗三在盛桥期间，她去了绝不止四次。更不像她说的那样，从那一次以后，和谭宗三便再也没有发生过肉体的关系。事实是，在盛桥期间，她每次去，都和谭宗三发生肉体关系。这一点不仅有当时在那个小旅馆里当差的许多人作证，连贴身在谭宗三身边伺候的那个老茶房倪志和对此也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他说，有时候黄克莹到盛桥来，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帮着谭宗三策划在盛桥办厂。办技工学校。到上海拉订单。到苏北好几个县里去收购棉花，推销谭宗三试制的轧花机。从表面上看，她跟谭宗三在小旅馆里各住各的房间。但实际上，她总是在谭宗三的房间里过夜。有无数次，他半夜去给“三先生”送夜宵，看见她还在“三先生”的房间里帮着算账。早上去送洗脸水，看见她还睡在“三先生”的被窝里不肯起床。据倪志和说，在谭宗三再次决定放弃盛桥，去通海从政时，黄克莹的确跟谭宗三大吵过一场。的确分房住了好几个月。这期间他两再没有发生肉体关系。自从“三先生”到通海以后，黄克莹就去得少了。据老倪记得的，好像只去了一次。而且一去就吵，吵得相当厉害。那一次，他两当然没有同房。黄克莹住在通海县城东大街裕新客栈二楼的包房里。“三先生”当然还住在县政府的院子里。倪志和记得，那次吵过后，两个人关系还相当紧张。黄克莹走“三先生”都没有去送，只是让倪志和送了一封信给她，还给了她一张二千块银元的汇票。这让黄克莹非常伤心。看完信，便连信带汇票都让老倪统统退了回去，一分钱也没要，还让老倪带了一句话给“三先生”说，侬谭宗三今生今世也不会好了。侬总有一天要后悔的。他两究竟为啥好了又不好。“三先生”究竟为啥又要放弃盛桥而去通海从政，黄克莹最后说的那个“后悔”到底是指什么？所有这一切，老倪就说不清了。“总归是那个姓黄的骚货、狐狸精不好呗！”这是谭家老佣人倪志和的结论。
在这期间，经易门定期到盛桥和通海城来向谭宗三“报告”谭家各企业经营的情况，依然还是把谭宗三当谭家的“当家人”对待。谭宗三虽然一再对他说，侬不用来找我，只要向老太太和老老太太们报告就可以了。但经易门还是定期来，不管谭宗三想听不想听，听了以后，会不会作相应的指示，他都定期来。因为这是老太太和老老太太们吩咐的：不管三先生自己怎么样，你们还是要把他当谭家的当家人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