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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南市区，从陆家浜路上延进的一条弄堂，水泥方砖的地上，有时是滑石，有时是粉笔，画着千军万马。佩着战刀与盔甲的古代将士，跨着战马，引着战车，或奔腾，或厮杀，几可听得铿锵之声。外弄堂的人走进来，都会伫足看一会，有内行的人，认得出那是曹操，那是刘备，那是周瑜，那又是诸葛亮无疑，差不多是一部“三国”的连台本。本弄堂的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他们知道，作者是住在弄底二十二号里的阿明，学名何向明。阿明是从香烟牌和连环画上认识这些人物的形貌装束，以及身份性格。离他家不远的城隍庙，有的是香烟牌子。小朋友问，时常进行交换。玩弹子或刮片游戏，亦是用它作赌注。就这样，阿明就获有了几乎全套的“三周”香烟牌子。至于连环画，阿明的财政实力就不够拥有了，他只能在租书摊上看，一分钱可看两本。那租书摊的摊主是个山东人，日伪时期做过巡捕，如今还残留着暴戾之气。对大人还好些，小孩子就成了他施虐的对象。因小孩子既是弱者，又大多赤贫，常常租一本书，多个人挤着脑袋合看。他很无理地将他们从板凳上赶开，他们只得站着看那本书。这依然解不了他的气恼，进一步地，他干脆从小孩子手里夺走书，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时间。他很精明地将一本连环画拆成两本，甚至三本，前后加进好几页牛皮纸，看起来不减少它的厚度，等于隐性涨价。阿明曾经勇敢地揭露出他的舞弊，他指着连续的页码说分明是同一本书。摊主，那昔日的巡捕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是上下本，或者上中下本，看没看过电影，上下部的？此时，他忽变得有耐心了，微微斜着头，甚至还有几分笑意，看着控主。阿明怔住了，一个小孩子哪里斗得过他的智慧，那是从多少屈抑和伸张的阅历中挤出来的心力，锋快得可以宰牛，可惜如今只能在弱小者身上练身手了。所以，他此时的好脾气实在只是出于狎玩的兴致。他的孙子也在阿明的小学校就读，小孩子们挺会笼络他，要求他将家中的连环画走私出来，供他们看。倘被他祖父发现，他是可找到学校，管它上课不上课，门也不敲，招呼也不打，径直走进课堂，走到他孙子跟前，从台板下面拖出书包，兜底倒出赃物，又一言不发走出去。人们以为这孙子回去没好果子吃了，为他捏一把汗，可他倒也还好，若无其事的样子。暴政底下往往产生厚颜无耻之徒，是生存之道。这样被驱赶着断续地将“三国”基本了解个大概，却也足够将香烟牌子上的人物组织成关系和情节，布置他的画面。像方才说的，他的图画颇似连台本，这当然是弄堂地面的先天形式规定，因是长卷式的；其次也因为是从连环画上得到的印象，是故事的性质。在这底下，其实还是藏着一种不自觉的讲述历史的激情。切勿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要这么想，那是因为不了解南市区这地方。
南市区，是这城市最具历史感的区域了。所谓殖民地，十里洋场，东方巴黎，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你知道这城市的城墙在哪里？就在这里。城墙，这古老的防御系统，标志着这城市早在近代前就已开始它的政治经济活动。其时，外滩还是一片芦苇荡呢！你看见城墙，就等于看见了弓箭，土炮，这些早期的征战武器。霸王旗，鼓角，黄巾，红灯，也都浮现眼前。这城墙虽已经断得不连气，墙砖被搬去垫床脚，垒鸡窝，可这就是零落于民间的历史啊！不是正史，是野史。人们，不论自觉不自觉，都染上了些史的气味。小孩子在弄堂里玩的游戏，叫作“官兵捉强盗”带有古意的。但是，你切莫将它的历史感当作保守，要知道，它也是开放进步的。比如说，那幢老宅子，追根溯源起来，是清乾隆年问某官的私宅，此官名见经传，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当为事君之臣。可这宅子，现如今落在谁人手里？一位沙船业主，经营水上运输贸易。而这家商贾的子弟却学的是铁路制造，这就是真正的科学之光了。南此也可看出，现代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块地方，是遵循规律，从自身发生的，和四周围不同。四周围的地方是一夜之间，河滩变马路，纤歌改弦，唱成电车的叮哨声。所以说，在这个奇情异志的城市，只有这里，一小点的区域，称得上草根社会，有“故土”的概念，阿明就是这地方的人。
大约是高祖一代，是浙江南浔缫丝业的中等商人，曾经兴旺过。但到上世纪末，蚕茧歉收，日本丝业急起，同行倾轧，几起几落十数年。曾祖父将缫丝厂移到上海，不料却遇直奉战争，收上的生茧运不出来，积压在桐乡栈房，一场大火燃去十之八九，终告破产。凭多年丝茧业内的人际关系，曾祖去到一家新崛起的丝厂应差，然而，在这机械化的近代丁厂，他历年的经验派不上用场了，只能做一些杂务，收入也平平。好在他半生在生意场上，见得多，就也想得开，只求老小平安，衣食饱暖而已。底下一辈的孩子，他统只供到高小教育，识字和计算，然后送去学生意，靠自己奋斗在社会立足。最初时，他们家住一幢弄堂里的洋房，几经变迁，就四散了。
待阿明出生，祖父母是独自住在露香园路。几个叔伯，一个读哈军工毕业留在了东北；一个住上海西区，是婶娘家的房子；还有一个就在十六铺一爿红木店做店员，住也是在十六铺；阿明的父亲呢，则在粮油公司做会计，方才说过，他们家住陆家浜路的弄堂。职业和身份都相距甚远，所以也很难判断出祖父是做什么的。在阿明眼里，祖父就是一个老头，养了一只画眉鸟，每日喝几两绍兴花雕，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用自来水浇一块凉森地，放一张竹躺椅，与人说说掌故。在南市，尽是这样的老头，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那来历大体上总是，先前发迹过，然后世事不济，败落下来。所以，在这里的历史气氛中，就又带着衰微的迹象。也因此，这里的历史感是让人感到压抑的。但是，阿明的母亲，却是一个新型的女性，她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学商科，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做事。父亲年长母亲三岁，同业同事，生相也很登配，很自然地，就有热心人牵线，结为夫妻。然而，事实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很快就表明这桩婚姻并不合适。
阿明的母亲属于那类公司职工自发组织国庆或者春节联欢会上，参加歌咏表演的积极分子。她曾经写过几份入党报告，甚至有一次，已经填了申请书，可结果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考虑。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只是与几家小粮食厂的老板有交情。交情也谈不上什么大交情，不过是在一起喝酒，吃饭，收受一点小恩小惠，就给人留下“过从甚密”的印象。“三反”“五反”时受了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却生生耽误了妻子的入党。母亲闹了一阵子离婚，又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其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腹中还怀着阿明的妹妹阿援，她表示随时可去堕胎。但又不单是因为这，身份，年龄，家庭，儿女，因为什么都不可能批准她，只得作罢。夫妇之间，从此有了裂隙。从此可看出，父亲是个没什么志向，也没什么心气的人，母亲却相反。所以，这两人就不止是性格不同，而是涉及到人生观的大方向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认识不到很深，因为与生俱来，就全盘接受，以为本该如此。在阿明他们，习惯了父亲是屈抑的，他对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有什么要做的吗？”下班回家，星期日起床，饭后睡前，总是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有一回，阿明放学回家，推开门，不料父亲已下班，坐在天井里吸烟。听见门响，以为母亲回来，敏捷地一掐烟头，转身道：有什么——看是阿明，他愣一下，就像是依着惯性，坚持把下半句话说完——要做的吗？但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戏谑了。阿明发现，父亲其实有他的风趣，只是被母亲压抑住了。
母亲的声色覆盖了整个家庭，但也幸好如此，他们的生活才由此变得明朗一些。就如阿明偶尔中的发现，父亲是个风趣的人，可纵然这样，他到老也不过是祖父那样的老人。环城电车线里面四处皆是的，精明，世故，本分又有点油滑的人。他们实在是有些闷的。母亲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免显得夸张了，有时，甚至会使孩子们难为情。他们都多少秉承了父亲保守的性格，只有妹妹阿援例外，她和母亲相像。在她幼年时候，就在母亲她们编排的小戏里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哭宝宝，一上台就咧了大嘴哭，哭到最后，由解放军叔叔找到妈妈，才破涕为笑，这个“妈妈”就是他们的母亲。演到此处，台上台下一片笑声。父亲也笑，笑得有些窘。他们兄弟仨则一律低了头，赤红着脸，是气恼的表情，好像大家的妈妈却让阿援一人占了。就这样，他们家的男性成员，笼罩在了女性的阴影之下，其实呢，这阴影是明亮的光。
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吩咐父亲在天井墙头插碎玻璃片，这是弄堂人家的防御工事，专针对窃贼，兼防野猫。父亲一个攀在墙头；底下三个兄弟，阿大和水泥；阿二砸玻璃瓶；老三阿明挑出最尖利的递给父亲。阿援呢，坐在小板凳上唱歌。这就是他们家的合乐图。但他们三个都不对阿援生妒，首先是家庭中女性的当然地位决定，还是因为，阿援使气氛变得活跃了。阿明和阿援年龄最靠近，只差一岁多点，小时候在一个幼儿园，然后又在一所小学校，而人们很少看出他们是兄妹。女孩子通常蹿得早，阿援的个头就要超出阿明，她又是个抛头露面的家伙。阿明呢，悄无声息。阿援一入少先队，就是大队长，臂上佩着三道杠。阿明早一年人队，却一道杠也没有，一长不长。说起来很有趣，阿明和阿援，有些像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形。但他们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生隙。虽然表面上很冷淡，内里，他们自己都不觉察的，有一种亲密。阿明的弄堂作品，是由阿援向人作推荐：这是我们家阿明画的！她从来不称哥哥，而是直呼其名。她指着画里的人物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说得全错。阿明也不作更正，埋头走过去，似乎那人与事和他毫不相干。有时候，阿援意外得一张香烟牌子，立即跑来送给阿明。阿明淡然接受，无惊也无喜。阿援并不见怪，下一回得了，还是激动万分地奉上。阿明心里是触动的，触动的倒不是阿援知他喜好，而是，阿援能够如此坦然并且生动地表达感情。学校举行活动，白衣蓝裙的阿援站在合唱队前领唱，嗓音清亮，领唱男生则是小公鸡般高亢的歌喉，两人一并起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时代的光明颂。阿明不由要为阿援骄傲，可他就不能对他的同伴说：这是我家阿援。
其实，像阿明和阿援，是最通常的兄弟姐妹之道。因天然是手足，就不必往心里过的，无须有意经营。所以，兄弟姐妹有时又像是陌路人，越是同根生，枝权发得越远，到后来，几乎无干系。但也不要紧，再是疏离，也是一条心。阿明和阿援按着自己的规律长大，将毕业时，阿明的个头蹿过了阿援。阿援虽然有社会才能，但学业一般，中考时候，只考上一所初级中学，而不是跟了阿明进入市属重点中学。随年龄渐长，她外向的性格也在收敛，幼年时耀眼的光彩平复和缓，最终归入普通的女生。阿明和阿援不再同校，不知是不是摆脱了阿援光圈的阴影，或者男生本来就是后发，阿明在中学里脱颖而出。他的绘画才能在壁报上表现出来。有一期壁报是关于支援古巴，抗击美国佬的，于是，题图上便是一个偌大的拳头，拳头底下是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铁托，还有蒋介石，画成爬虫样，但眉眼毕肖。图画课老师在壁报前站了一时，然后赞道：这只拳头画得颇不错。自此就很注意阿明，常在阿明的画上修修改改，意即指导。一日，阿明在街上走，忽听身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老师，从自行车上下来。出了校门，师生间的界限多少会模糊一些，老师又年轻，三十出头的光景，论身量，只怕阿明还略高。此时，他们就有些像兄弟，并着肩走路，说说家常话。老师问阿明去哪里，阿明说去祖父母家送东西，拿给老师看，是一网兜板栗，板栗上用油纸包一块湖羊肉。阿明问老师去哪里，老师回答方才从清心堂做完礼拜出来，现在是回家。阿明说，不知道老师原来是基督教徒。老师笑道，其实不是，因父亲为清心堂做花匠，常听他说些牧师的布道辞，就也跟着听几回，不料索然得很，还不如父亲的传达有趣。老师学着他父亲的本地乡音，说上帝发大水，偷偷告诺亚造方舟逃命那一节。听起来，好像浦东说书，犹太人的经典变成坊间俗话，师生二人都笑了。同行一程，到环城电车站，分了手。下一日在校园里再见到，彼此就有了些亲切的心情，不久，老师就邀学生上家里去玩。
老师家住老西门内一条短弄，走进去，眼见到底，猛收脚转身，壁上破开一门，跨过门槛，险些儿踩空，原来有三级台阶，下台阶，略一回旋，即已进了一间灶披，左右都是杂物，夹一过道，便通往老师的家了。老师家房间的地上铺着菱形马赛克，显然曾经做过浴室，仔细打量，可见天花板下壁角里有残留的水管。房间里很凌乱，看得出没有女人的料理。老师是单身，母亲又早逝，所以，身上也是不讲究的。在这逼仄杂沓的屋内，推开一扇木窗，竟是草木葱茏，叶间挂着金盏花，不由眼睛一亮。这是出自父亲，一个老花匠的手，他一生与花木为伴。阿明是邀了同学一起去的，两个大男生立在巴掌大一块空地上，身前身后要不是皱巴巴的床铺，就是堆了菜碗饭锅的方桌，要就是摞了棉花胎的橱柜，还有一张躺椅，上面是瓶瓶罐罐的颜料，几乎都不敢动作，生怕打翻了什么。老师热情地指示他们坐在床沿，自己当地坐一把竹椅，支一画架，画一尊石膏头像素描，石膏头像险伶伶地搁在饭桌的一角。两个孩子就看老师画，老师告诉说，画画这事情，必要天天练，一天放下，就要花两天拾起。画了一气，他又让阿明来画，阿明从来没画过的，怎么敢乱动。那同学与老师一并来拉他，于是和老师换座位，接着老师往下画。竹椅和铅笔都热着，带了老师的体温。就是这样，这小屋虽乱，可却带了老师的体温。他头一次画素描，由老师一边指点，最终也画成了。半幅是老师熟练的笔触，半幅是他——一锅夹生饭，老师讥诮道。他就难为情地笑。老师说，没什么，画画就是个“练”字，只要舍得练，都能画出来。但老师并没有让那同学练，可见还是因人而异，有才华这一说。老师不说是“才华”而是说“手势”他说阿明你手势好。老师是由清心堂的一位牧师建议，在一家私人画室习了两年画，然后考入中师，毕业后分配到学校任教。他是将绘画当成手艺来对待，倘要说到美术史，亦多是类似逸闻轶事，比如达？芬奇到马路上去看野眼，将路人的脸作十三圣徒的底本，犹如他父亲将圣经讲成浦东说书。这样务实的作风倒是适合阿明，因为可操作。要讲“艺术”两个字，只怕会吓退他。在阿明，是连家人间都惮于亲近的，何况艺术那样伟大的事物，高不可仰。
之后，阿明就常常去老师家。母亲知道老师单给他开课，几次让阿明请来家吃饭，虽不叫拜师，师恩总是要谢的。但阿明不接话茬。在他这样的年纪，已经渴望独立的社交，不想让家人参与。还有一种不愿将家庭示人的心理，倒不是说对自己家有什么不满意，仅只是害羞。少年人，尤其是阿明，何其敏感而且脆弱，不晓得这里那里，怎么一来就会伤着似的。不过，当母亲让他带些家乡的土产给老师，阿明倒是照办了。那土产是上回给老师看过的板栗，湖羊肉，还有家养的母鸡和鸡蛋。阿明知道，老师，还有他的老父亲。都爱喝几杯的。晚上去，就会遇到父子俩在灯下对酌。下酒菜或一大盘卤水，或一大碗炖肉，或一整只烧鸡，也不斩开，就用手撕着吃。男人家的灶头，就是这么简单而结实。父子二人也不言语，最多说一声：你吃！这样凄清的温馨，叫人看了难过。阿明的到来，使气氛活跃。因为有外人的调节，父子间的对话也多起来。所以，老师是很欢迎阿明来访的。等他喝干酒，吃毕饭，将桌上碗盏一推，房间里还弥漫着酒菜的气味，连他手上的油腻还未擦去，师生俩就摆开架式画起来。阿明素描进步很快，不久就很有样子了。有一回，趁老师喝酒，在老师画了一半的素描上接下去，饭后，老师看了，说了一句：拼盘！再下一次，老师说的又是，一锅夹生饭——不过是倒过来，他的“生”阿明的“熟”意即学生超出老师。除去石膏素描，老师还带他写生，画桌上的杯盘，床上架上的衣物，那一扇窗外的花和叶——那其实只是天井里砖砌的一方花坛，只够栽一棵树，两株花，嵌在窗框里，竟然繁荣得很。写生，老师讲究快，要上速度，还与阿明打擂台，谁先脱手。等角角落落，粒粒屑屑都画完了，师生二人便走出，到室外去了。老师的自行车驮着阿明，阿明抱着二人的画具，穿过大街小巷，往江边码头去了。
有一日，去豫园写生，出来后，老师兴犹未尽，要带阿明再去看一个园子。园子内也有亭台楼阁，砖雕石刻，并不比豫园差的，可惜败落了。阿明问让不让进去呢？老师说原先是一家人独住，门户确很严，可是后来迁入一爿街道厂，专做棉毛衫裤，就很容易潜进了。说话间车已骑到一条卵石路，陡起一道高耸的白墙，将路都挟持得窄了。老师告诉这叫烽火墙，从墙的高度就可看出宅子的威仪。门果然洞开，亦无人看守，两人轻手轻脚入内，只听有机针的嚓嚓声，并不见人影。于是放大胆子，穿过彩石铺地的庭院，转过一弯月洞门，门边有几丛芭蕉，门上浅刻两个古体字。老师辨了一会辨不出来，只得作罢，再向里去。路经一个厅堂，青砖地上垒了数十个纸箱，半掩的门里，机针声更响亮地传出，想来就是棉毛衫工场所在了。他们走过一条内廊，落地窗扇下方，有木浮雕，刻的是扇子，葫芦，箫，拐杖什么的，老师说这是八仙的用物，俗称“暗八仙”穿过回廊，到了义一个庭院，巍然立一座门楼。门楼上就好似一个小戏台，热热闹闹地雕有一行古人，携一匹马，还有无数云朵和浪花。阿明以为是西游记，老师纠正还是八仙“明八仙”那马非是马，而是张果老的驴。老师接着指点说，这是明代的风格，注重写实。正说话，忽然头顶响起如雷贯耳之声：胡说八道，明代哪有这般细巧的东西？是清代，我最讨厌明代的东西，粗！他们回身抬头，看见身后一幢楼阁，推窗探出一个老者，俯向底下，还伸出一只手，指向老师：我平生最恨半瓶醋！待老师要申辩，老者忽一醒悟，叱问道：你们怎么进来的，分明私闯民宅！老师也撑不住了，转身拔腿就走，阿明紧紧跟上。二人慌忙中，又错了方向，记着曾走过一个厅堂，于是撞开一个门，却是另一个，几个女人在换衣服，锐叫起来，来不及地退出，又绊在门槛上。抱头鼠窜一阵，终于走出门，却又是另一扇... -->>
在上海南市区，从陆家浜路上延进的一条弄堂，水泥方砖的地上，有时是滑石，有时是粉笔，画着千军万马。佩着战刀与盔甲的古代将士，跨着战马，引着战车，或奔腾，或厮杀，几可听得铿锵之声。外弄堂的人走进来，都会伫足看一会，有内行的人，认得出那是曹操，那是刘备，那是周瑜，那又是诸葛亮无疑，差不多是一部“三国”的连台本。本弄堂的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他们知道，作者是住在弄底二十二号里的阿明，学名何向明。阿明是从香烟牌和连环画上认识这些人物的形貌装束，以及身份性格。离他家不远的城隍庙，有的是香烟牌子。小朋友问，时常进行交换。玩弹子或刮片游戏，亦是用它作赌注。就这样，阿明就获有了几乎全套的“三周”香烟牌子。至于连环画，阿明的财政实力就不够拥有了，他只能在租书摊上看，一分钱可看两本。那租书摊的摊主是个山东人，日伪时期做过巡捕，如今还残留着暴戾之气。对大人还好些，小孩子就成了他施虐的对象。因小孩子既是弱者，又大多赤贫，常常租一本书，多个人挤着脑袋合看。他很无理地将他们从板凳上赶开，他们只得站着看那本书。这依然解不了他的气恼，进一步地，他干脆从小孩子手里夺走书，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时间。他很精明地将一本连环画拆成两本，甚至三本，前后加进好几页牛皮纸，看起来不减少它的厚度，等于隐性涨价。阿明曾经勇敢地揭露出他的舞弊，他指着连续的页码说分明是同一本书。摊主，那昔日的巡捕怎么回答他的？回答是上下本，或者上中下本，看没看过电影，上下部的？此时，他忽变得有耐心了，微微斜着头，甚至还有几分笑意，看着控主。阿明怔住了，一个小孩子哪里斗得过他的智慧，那是从多少屈抑和伸张的阅历中挤出来的心力，锋快得可以宰牛，可惜如今只能在弱小者身上练身手了。所以，他此时的好脾气实在只是出于狎玩的兴致。他的孙子也在阿明的小学校就读，小孩子们挺会笼络他，要求他将家中的连环画走私出来，供他们看。倘被他祖父发现，他是可找到学校，管它上课不上课，门也不敲，招呼也不打，径直走进课堂，走到他孙子跟前，从台板下面拖出书包，兜底倒出赃物，又一言不发走出去。人们以为这孙子回去没好果子吃了，为他捏一把汗，可他倒也还好，若无其事的样子。暴政底下往往产生厚颜无耻之徒，是生存之道。这样被驱赶着断续地将“三国”基本了解个大概，却也足够将香烟牌子上的人物组织成关系和情节，布置他的画面。像方才说的，他的图画颇似连台本，这当然是弄堂地面的先天形式规定，因是长卷式的；其次也因为是从连环画上得到的印象，是故事的性质。在这底下，其实还是藏着一种不自觉的讲述历史的激情。切勿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要这么想，那是因为不了解南市区这地方。
南市区，是这城市最具历史感的区域了。所谓殖民地，十里洋场，东方巴黎，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你知道这城市的城墙在哪里？就在这里。城墙，这古老的防御系统，标志着这城市早在近代前就已开始它的政治经济活动。其时，外滩还是一片芦苇荡呢！你看见城墙，就等于看见了弓箭，土炮，这些早期的征战武器。霸王旗，鼓角，黄巾，红灯，也都浮现眼前。这城墙虽已经断得不连气，墙砖被搬去垫床脚，垒鸡窝，可这就是零落于民间的历史啊！不是正史，是野史。人们，不论自觉不自觉，都染上了些史的气味。小孩子在弄堂里玩的游戏，叫作“官兵捉强盗”带有古意的。但是，你切莫将它的历史感当作保守，要知道，它也是开放进步的。比如说，那幢老宅子，追根溯源起来，是清乾隆年问某官的私宅，此官名见经传，参与纂修“四库全书”当为事君之臣。可这宅子，现如今落在谁人手里？一位沙船业主，经营水上运输贸易。而这家商贾的子弟却学的是铁路制造，这就是真正的科学之光了。南此也可看出，现代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块地方，是遵循规律，从自身发生的，和四周围不同。四周围的地方是一夜之间，河滩变马路，纤歌改弦，唱成电车的叮哨声。所以说，在这个奇情异志的城市，只有这里，一小点的区域，称得上草根社会，有“故土”的概念，阿明就是这地方的人。
大约是高祖一代，是浙江南浔缫丝业的中等商人，曾经兴旺过。但到上世纪末，蚕茧歉收，日本丝业急起，同行倾轧，几起几落十数年。曾祖父将缫丝厂移到上海，不料却遇直奉战争，收上的生茧运不出来，积压在桐乡栈房，一场大火燃去十之八九，终告破产。凭多年丝茧业内的人际关系，曾祖去到一家新崛起的丝厂应差，然而，在这机械化的近代丁厂，他历年的经验派不上用场了，只能做一些杂务，收入也平平。好在他半生在生意场上，见得多，就也想得开，只求老小平安，衣食饱暖而已。底下一辈的孩子，他统只供到高小教育，识字和计算，然后送去学生意，靠自己奋斗在社会立足。最初时，他们家住一幢弄堂里的洋房，几经变迁，就四散了。
待阿明出生，祖父母是独自住在露香园路。几个叔伯，一个读哈军工毕业留在了东北；一个住上海西区，是婶娘家的房子；还有一个就在十六铺一爿红木店做店员，住也是在十六铺；阿明的父亲呢，则在粮油公司做会计，方才说过，他们家住陆家浜路的弄堂。职业和身份都相距甚远，所以也很难判断出祖父是做什么的。在阿明眼里，祖父就是一个老头，养了一只画眉鸟，每日喝几两绍兴花雕，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用自来水浇一块凉森地，放一张竹躺椅，与人说说掌故。在南市，尽是这样的老头，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那来历大体上总是，先前发迹过，然后世事不济，败落下来。所以，在这里的历史气氛中，就又带着衰微的迹象。也因此，这里的历史感是让人感到压抑的。但是，阿明的母亲，却是一个新型的女性，她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学商科，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做事。父亲年长母亲三岁，同业同事，生相也很登配，很自然地，就有热心人牵线，结为夫妻。然而，事实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很快就表明这桩婚姻并不合适。
阿明的母亲属于那类公司职工自发组织国庆或者春节联欢会上，参加歌咏表演的积极分子。她曾经写过几份入党报告，甚至有一次，已经填了申请书，可结果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考虑。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只是与几家小粮食厂的老板有交情。交情也谈不上什么大交情，不过是在一起喝酒，吃饭，收受一点小恩小惠，就给人留下“过从甚密”的印象。“三反”“五反”时受了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却生生耽误了妻子的入党。母亲闹了一阵子离婚，又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其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腹中还怀着阿明的妹妹阿援，她表示随时可去堕胎。但又不单是因为这，身份，年龄，家庭，儿女，因为什么都不可能批准她，只得作罢。夫妇之间，从此有了裂隙。从此可看出，父亲是个没什么志向，也没什么心气的人，母亲却相反。所以，这两人就不止是性格不同，而是涉及到人生观的大方向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认识不到很深，因为与生俱来，就全盘接受，以为本该如此。在阿明他们，习惯了父亲是屈抑的，他对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有什么要做的吗？”下班回家，星期日起床，饭后睡前，总是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有一回，阿明放学回家，推开门，不料父亲已下班，坐在天井里吸烟。听见门响，以为母亲回来，敏捷地一掐烟头，转身道：有什么——看是阿明，他愣一下，就像是依着惯性，坚持把下半句话说完——要做的吗？但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戏谑了。阿明发现，父亲其实有他的风趣，只是被母亲压抑住了。
母亲的声色覆盖了整个家庭，但也幸好如此，他们的生活才由此变得明朗一些。就如阿明偶尔中的发现，父亲是个风趣的人，可纵然这样，他到老也不过是祖父那样的老人。环城电车线里面四处皆是的，精明，世故，本分又有点油滑的人。他们实在是有些闷的。母亲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免显得夸张了，有时，甚至会使孩子们难为情。他们都多少秉承了父亲保守的性格，只有妹妹阿援例外，她和母亲相像。在她幼年时候，就在母亲她们编排的小戏里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哭宝宝，一上台就咧了大嘴哭，哭到最后，由解放军叔叔找到妈妈，才破涕为笑，这个“妈妈”就是他们的母亲。演到此处，台上台下一片笑声。父亲也笑，笑得有些窘。他们兄弟仨则一律低了头，赤红着脸，是气恼的表情，好像大家的妈妈却让阿援一人占了。就这样，他们家的男性成员，笼罩在了女性的阴影之下，其实呢，这阴影是明亮的光。
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吩咐父亲在天井墙头插碎玻璃片，这是弄堂人家的防御工事，专针对窃贼，兼防野猫。父亲一个攀在墙头；底下三个兄弟，阿大和水泥；阿二砸玻璃瓶；老三阿明挑出最尖利的递给父亲。阿援呢，坐在小板凳上唱歌。这就是他们家的合乐图。但他们三个都不对阿援生妒，首先是家庭中女性的当然地位决定，还是因为，阿援使气氛变得活跃了。阿明和阿援年龄最靠近，只差一岁多点，小时候在一个幼儿园，然后又在一所小学校，而人们很少看出他们是兄妹。女孩子通常蹿得早，阿援的个头就要超出阿明，她又是个抛头露面的家伙。阿明呢，悄无声息。阿援一入少先队，就是大队长，臂上佩着三道杠。阿明早一年人队，却一道杠也没有，一长不长。说起来很有趣，阿明和阿援，有些像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形。但他们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生隙。虽然表面上很冷淡，内里，他们自己都不觉察的，有一种亲密。阿明的弄堂作品，是由阿援向人作推荐：这是我们家阿明画的！她从来不称哥哥，而是直呼其名。她指着画里的人物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说得全错。阿明也不作更正，埋头走过去，似乎那人与事和他毫不相干。有时候，阿援意外得一张香烟牌子，立即跑来送给阿明。阿明淡然接受，无惊也无喜。阿援并不见怪，下一回得了，还是激动万分地奉上。阿明心里是触动的，触动的倒不是阿援知他喜好，而是，阿援能够如此坦然并且生动地表达感情。学校举行活动，白衣蓝裙的阿援站在合唱队前领唱，嗓音清亮，领唱男生则是小公鸡般高亢的歌喉，两人一并起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时代的光明颂。阿明不由要为阿援骄傲，可他就不能对他的同伴说：这是我家阿援。
其实，像阿明和阿援，是最通常的兄弟姐妹之道。因天然是手足，就不必往心里过的，无须有意经营。所以，兄弟姐妹有时又像是陌路人，越是同根生，枝权发得越远，到后来，几乎无干系。但也不要紧，再是疏离，也是一条心。阿明和阿援按着自己的规律长大，将毕业时，阿明的个头蹿过了阿援。阿援虽然有社会才能，但学业一般，中考时候，只考上一所初级中学，而不是跟了阿明进入市属重点中学。随年龄渐长，她外向的性格也在收敛，幼年时耀眼的光彩平复和缓，最终归入普通的女生。阿明和阿援不再同校，不知是不是摆脱了阿援光圈的阴影，或者男生本来就是后发，阿明在中学里脱颖而出。他的绘画才能在壁报上表现出来。有一期壁报是关于支援古巴，抗击美国佬的，于是，题图上便是一个偌大的拳头，拳头底下是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铁托，还有蒋介石，画成爬虫样，但眉眼毕肖。图画课老师在壁报前站了一时，然后赞道：这只拳头画得颇不错。自此就很注意阿明，常在阿明的画上修修改改，意即指导。一日，阿明在街上走，忽听身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老师，从自行车上下来。出了校门，师生间的界限多少会模糊一些，老师又年轻，三十出头的光景，论身量，只怕阿明还略高。此时，他们就有些像兄弟，并着肩走路，说说家常话。老师问阿明去哪里，阿明说去祖父母家送东西，拿给老师看，是一网兜板栗，板栗上用油纸包一块湖羊肉。阿明问老师去哪里，老师回答方才从清心堂做完礼拜出来，现在是回家。阿明说，不知道老师原来是基督教徒。老师笑道，其实不是，因父亲为清心堂做花匠，常听他说些牧师的布道辞，就也跟着听几回，不料索然得很，还不如父亲的传达有趣。老师学着他父亲的本地乡音，说上帝发大水，偷偷告诺亚造方舟逃命那一节。听起来，好像浦东说书，犹太人的经典变成坊间俗话，师生二人都笑了。同行一程，到环城电车站，分了手。下一日在校园里再见到，彼此就有了些亲切的心情，不久，老师就邀学生上家里去玩。
老师家住老西门内一条短弄，走进去，眼见到底，猛收脚转身，壁上破开一门，跨过门槛，险些儿踩空，原来有三级台阶，下台阶，略一回旋，即已进了一间灶披，左右都是杂物，夹一过道，便通往老师的家了。老师家房间的地上铺着菱形马赛克，显然曾经做过浴室，仔细打量，可见天花板下壁角里有残留的水管。房间里很凌乱，看得出没有女人的料理。老师是单身，母亲又早逝，所以，身上也是不讲究的。在这逼仄杂沓的屋内，推开一扇木窗，竟是草木葱茏，叶间挂着金盏花，不由眼睛一亮。这是出自父亲，一个老花匠的手，他一生与花木为伴。阿明是邀了同学一起去的，两个大男生立在巴掌大一块空地上，身前身后要不是皱巴巴的床铺，就是堆了菜碗饭锅的方桌，要就是摞了棉花胎的橱柜，还有一张躺椅，上面是瓶瓶罐罐的颜料，几乎都不敢动作，生怕打翻了什么。老师热情地指示他们坐在床沿，自己当地坐一把竹椅，支一画架，画一尊石膏头像素描，石膏头像险伶伶地搁在饭桌的一角。两个孩子就看老师画，老师告诉说，画画这事情，必要天天练，一天放下，就要花两天拾起。画了一气，他又让阿明来画，阿明从来没画过的，怎么敢乱动。那同学与老师一并来拉他，于是和老师换座位，接着老师往下画。竹椅和铅笔都热着，带了老师的体温。就是这样，这小屋虽乱，可却带了老师的体温。他头一次画素描，由老师一边指点，最终也画成了。半幅是老师熟练的笔触，半幅是他——一锅夹生饭，老师讥诮道。他就难为情地笑。老师说，没什么，画画就是个“练”字，只要舍得练，都能画出来。但老师并没有让那同学练，可见还是因人而异，有才华这一说。老师不说是“才华”而是说“手势”他说阿明你手势好。老师是由清心堂的一位牧师建议，在一家私人画室习了两年画，然后考入中师，毕业后分配到学校任教。他是将绘画当成手艺来对待，倘要说到美术史，亦多是类似逸闻轶事，比如达？芬奇到马路上去看野眼，将路人的脸作十三圣徒的底本，犹如他父亲将圣经讲成浦东说书。这样务实的作风倒是适合阿明，因为可操作。要讲“艺术”两个字，只怕会吓退他。在阿明，是连家人间都惮于亲近的，何况艺术那样伟大的事物，高不可仰。
之后，阿明就常常去老师家。母亲知道老师单给他开课，几次让阿明请来家吃饭，虽不叫拜师，师恩总是要谢的。但阿明不接话茬。在他这样的年纪，已经渴望独立的社交，不想让家人参与。还有一种不愿将家庭示人的心理，倒不是说对自己家有什么不满意，仅只是害羞。少年人，尤其是阿明，何其敏感而且脆弱，不晓得这里那里，怎么一来就会伤着似的。不过，当母亲让他带些家乡的土产给老师，阿明倒是照办了。那土产是上回给老师看过的板栗，湖羊肉，还有家养的母鸡和鸡蛋。阿明知道，老师，还有他的老父亲。都爱喝几杯的。晚上去，就会遇到父子俩在灯下对酌。下酒菜或一大盘卤水，或一大碗炖肉，或一整只烧鸡，也不斩开，就用手撕着吃。男人家的灶头，就是这么简单而结实。父子二人也不言语，最多说一声：你吃！这样凄清的温馨，叫人看了难过。阿明的到来，使气氛活跃。因为有外人的调节，父子间的对话也多起来。所以，老师是很欢迎阿明来访的。等他喝干酒，吃毕饭，将桌上碗盏一推，房间里还弥漫着酒菜的气味，连他手上的油腻还未擦去，师生俩就摆开架式画起来。阿明素描进步很快，不久就很有样子了。有一回，趁老师喝酒，在老师画了一半的素描上接下去，饭后，老师看了，说了一句：拼盘！再下一次，老师说的又是，一锅夹生饭——不过是倒过来，他的“生”阿明的“熟”意即学生超出老师。除去石膏素描，老师还带他写生，画桌上的杯盘，床上架上的衣物，那一扇窗外的花和叶——那其实只是天井里砖砌的一方花坛，只够栽一棵树，两株花，嵌在窗框里，竟然繁荣得很。写生，老师讲究快，要上速度，还与阿明打擂台，谁先脱手。等角角落落，粒粒屑屑都画完了，师生二人便走出，到室外去了。老师的自行车驮着阿明，阿明抱着二人的画具，穿过大街小巷，往江边码头去了。
有一日，去豫园写生，出来后，老师兴犹未尽，要带阿明再去看一个园子。园子内也有亭台楼阁，砖雕石刻，并不比豫园差的，可惜败落了。阿明问让不让进去呢？老师说原先是一家人独住，门户确很严，可是后来迁入一爿街道厂，专做棉毛衫裤，就很容易潜进了。说话间车已骑到一条卵石路，陡起一道高耸的白墙，将路都挟持得窄了。老师告诉这叫烽火墙，从墙的高度就可看出宅子的威仪。门果然洞开，亦无人看守，两人轻手轻脚入内，只听有机针的嚓嚓声，并不见人影。于是放大胆子，穿过彩石铺地的庭院，转过一弯月洞门，门边有几丛芭蕉，门上浅刻两个古体字。老师辨了一会辨不出来，只得作罢，再向里去。路经一个厅堂，青砖地上垒了数十个纸箱，半掩的门里，机针声更响亮地传出，想来就是棉毛衫工场所在了。他们走过一条内廊，落地窗扇下方，有木浮雕，刻的是扇子，葫芦，箫，拐杖什么的，老师说这是八仙的用物，俗称“暗八仙”穿过回廊，到了义一个庭院，巍然立一座门楼。门楼上就好似一个小戏台，热热闹闹地雕有一行古人，携一匹马，还有无数云朵和浪花。阿明以为是西游记，老师纠正还是八仙“明八仙”那马非是马，而是张果老的驴。老师接着指点说，这是明代的风格，注重写实。正说话，忽然头顶响起如雷贯耳之声：胡说八道，明代哪有这般细巧的东西？是清代，我最讨厌明代的东西，粗！他们回身抬头，看见身后一幢楼阁，推窗探出一个老者，俯向底下，还伸出一只手，指向老师：我平生最恨半瓶醋！待老师要申辩，老者忽一醒悟，叱问道：你们怎么进来的，分明私闯民宅！老师也撑不住了，转身拔腿就走，阿明紧紧跟上。二人慌忙中，又错了方向，记着曾走过一个厅堂，于是撞开一个门，却是另一个，几个女人在换衣服，锐叫起来，来不及地退出，又绊在门槛上。抱头鼠窜一阵，终于走出门，却又是另一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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