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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还是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的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这就好像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也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了“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当南昌回到家中。还未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不当紧。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起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每月父母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如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就也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厌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于，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在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决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决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可信度。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是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的内容。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抉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
串联的通知，等等。红卫兵也在行动，大字报，批斗会，派系斗争，一样不缺。当他们来到武汉的时候，方才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武斗，停火之后的街市，呈现出特别肃穆的静寂。可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这种偏僻不仅在地理上，还是在时间的概念上。火车站和饭馆里的乞讨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骡马；朝天门码头上扛包的苦力，喊着川江号子——这就好像在一个遥远的陈旧的时代里。他们想回家了。
待到离开南昌，南昌才意识对这城市有一种隐匿的熟悉，那是来自于他们的口音。他父亲的普通话里，就带着类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亲的籍贯是广东，他们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广东”假期里，他们小孩子轮流去度假的江苏涟水，其实也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了“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当南昌回到家中。还未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不当紧。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起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每月父母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子，也就是南昌格外的宽容。其实呢，她多少有些看他们父亲的眼色，她看出父亲对南昌器重。像这样从小离家生长的孩子，总有一些世故的卑微。其实陈卓然也有，只是他的世界比较开阔，不必在小节上用心。尽管大姐对他优待，南昌却对大姐冷淡得很，觉着她俗气，也觉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性格古怪，与这个阶层不符。他不晓得，如他们的阶层，成分最是杂糅，因没有渊源，历史短，什么因素都可加入进来。本来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就也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厌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耳畔是鞋底踏在大理石梯阶上的啪啪声。他的许多战友都经历了这样的遭际，这使他对这场景竟有似曾相识之感。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他走进去，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于，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在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显然，这种辩护是困难的，既要认可大字报上对父亲的判定，又要作出一种良性的解释。听起来就很绕。终于，母亲自己也绕得不耐烦了，她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决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决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了可信度。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是生分，他们的头脑和教育，以及年龄，远不够了解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科研究的内容。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南昌又听到“我们”两个字——假如你们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母亲交给他们的抉择，其实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那就是说，如果选择背离家庭，他们不仅与犯下严重错误的父亲没了瓜葛，同时也与这个革命的家庭没了关系；倘若是选择不背离，他们就依然是革命的正传，但也是父亲的孩子。他们虽然还搞不清其中的逻辑，但共同地感受到一种危险，身份的危险。日光灯将人的脸都照成惨白，没有装窗帘，裸着的玻璃窗上，昏黄地糊着一片窗外的路灯。这时，方才意识到这城市夜晚的寂静，简直就像宵禁似的。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令人困惑，似乎是没法说，又似乎是不屑说。南昌停了一时，站起身，走出房间，又走出公寓。他听见在身后，相继响起离座时椅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然后是鱼贯而来的脚步声。南昌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走过满墙的大字报，上面的字模糊成一片，那已经与他两不相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