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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有一次，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梁阿姨说，现在待业青年很多，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工场间人手很够了。她身体实在不行，可以把工作退掉。如同意，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很老实。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端丽笑笑说：“等会儿再说吧！”端丽把阿姨打发走，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可文耀回来时，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全家欢腾。多多为了邓丽君，来来为了英语，咪咪既为邓丽君，也为英语，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这孩子不知怎么，土头土脑的。姐姐叫她“阿乡”给她一件衣服，她叠好收起来舍不得穿；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她只吃一碗阳春面。端丽也高兴，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第二天想起时，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无须这么认真。随他们去，将她除名，无所谓；给她留职，也无所谓。
家里事很多，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如今，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已不乏追求者了，轮到文影挑挑拣拣。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再如何保养，也要见出点老气。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她过早地发胖了，体形不再象过去那样苗条秀气，显出了蠢笨。因而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前几天，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长相很体面，魁梧，健壮，又很斯文，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文影很喜欢，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往来几次后，还是断了。文影很不开心，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家里人极担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婆婆陪她去了一次苏州。回来后精神好了点，端丽趁机劝她：“妹妹，你快三十岁了，不要拖的太久了。”
“我也不想拖，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
“当然。但眼光稍稍放平一点，要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要求并不过高，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
“那自然。不过，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人品。”
“人要好，条件也要好。”
“条件不是主要的，还是要感情好。”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怎么还如此看不破，实在是白白病了一场。可端丽却忘了多多—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友断了关系。她对多多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可以随你挑，随你拣。”果然，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父母在国外，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
“条件为什么不重要？”文影说，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你当初不也是看着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
端丽的脸刷地红了：“妹妹，你可不要这样说话。我跟你哥哥享了福，可也受了苦。‘文化大革命’”
“爸爸不是补偿你了？给了你那么多。我这个亲身女儿也不过比你多一半。”文影刻薄地说。
端丽脸白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当然，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常常发生。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可私下却没少生气。可这会儿，她感到不习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她一整天都憋着气，胸口起伏着，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好向他倾诉一切。然而她等不及了，等多多下班回来，统统告诉了多多。多多是任性惯了的，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端丽说过之后，气平了不少，倒反劝起女儿来：“算了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多多不想算，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
早上多多去上班，走到二楼门前，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骑车子小心。”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进进出出，哪怕只一百米也要以车代步，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
多多听了妈妈的话，站住脚，大声说：“妈妈，你又要多管闲事，管了也不会落好的！要是你不管，人家现在作乡下媳妇，多少有劲！”
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闲事不是白管的，有报酬，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句来，一句去，没完没了了。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可又无力解脱，心情十分不好。文影也忒气人，端丽或是多多，每买一件东西，她知道了都要闹，闹过之后，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用端丽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她越来越难伺候，满足，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而端丽认定了，不再去管闲事，一句嘴不插。只是心里奇怪：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当她责备着文影时，却丝毫没想起自己。实也应该好好地“忆苦思甜”一番。她都把那十年忘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有时候，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
面对着这矛盾，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文耀很乐观，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文光很淡泊，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看见嫂嫂为此烦恼，便劝说道：
“何必，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生活没有意义，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
“你又有什么寄托呢？”端丽没好气地顶他。
“没有什么，每天上下班，做满八小时，月初领工资，一切都不用费心，一切都是现成。我们只需吃了做，做了吃。”
“你不也一样的无聊！”
“当然，所以我想着，把工作退了。”
端丽点点头笑道：“是啊，吃饱饭了，又要想出花样来了。”
“爹爹给我的钱，足够做本钱了。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我想开个西餐厅。”
“发疯！”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
“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我们活着，就只为了活着。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端丽缓缓地劝他：“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要知足了。”
“是的”他闷闷地说“省心，又省力。吃了做，做了吃，平行的循环，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
端丽不理他了，只是摇头。
“嫂嫂，那年我去黑龙江，你陪我去买东西，还记得吗？”
“记得。”
“路上，你对我说的话，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
她吓了一跳：“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
“不不，是真的。我问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说：吃，穿！当时我觉得庸俗，可现在我想透了。就是为了吃，穿。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更好地吃穿，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使吃和穿进一步。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
“你想的总是很好。”端丽肯定他。
“所以我想，不要那铁饭碗，自己创造新大陆。”
端丽仔细地看看他，摇了摇头：“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千万别动手去做。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
“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熟了。”
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端丽等了不少日子，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弄。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性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
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性，爱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爱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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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有一次，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梁阿姨说，现在待业青年很多，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工场间人手很够了。她身体实在不行，可以把工作退掉。如同意，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很老实。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端丽笑笑说：“等会儿再说吧！”端丽把阿姨打发走，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可文耀回来时，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全家欢腾。多多为了邓丽君，来来为了英语，咪咪既为邓丽君，也为英语，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这孩子不知怎么，土头土脑的。姐姐叫她“阿乡”给她一件衣服，她叠好收起来舍不得穿；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她只吃一碗阳春面。端丽也高兴，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第二天想起时，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无须这么认真。随他们去，将她除名，无所谓；给她留职，也无所谓。
家里事很多，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如今，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已不乏追求者了，轮到文影挑挑拣拣。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再如何保养，也要见出点老气。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她过早地发胖了，体形不再象过去那样苗条秀气，显出了蠢笨。因而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前几天，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长相很体面，魁梧，健壮，又很斯文，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文影很喜欢，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往来几次后，还是断了。文影很不开心，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家里人极担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婆婆陪她去了一次苏州。回来后精神好了点，端丽趁机劝她：“妹妹，你快三十岁了，不要拖的太久了。”
“我也不想拖，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
“当然。但眼光稍稍放平一点，要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要求并不过高，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
“那自然。不过，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人品。”
“人要好，条件也要好。”
“条件不是主要的，还是要感情好。”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怎么还如此看不破，实在是白白病了一场。可端丽却忘了多多—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友断了关系。她对多多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可以随你挑，随你拣。”果然，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父母在国外，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
“条件为什么不重要？”文影说，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你当初不也是看着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
端丽的脸刷地红了：“妹妹，你可不要这样说话。我跟你哥哥享了福，可也受了苦。‘文化大革命’”
“爸爸不是补偿你了？给了你那么多。我这个亲身女儿也不过比你多一半。”文影刻薄地说。
端丽脸白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当然，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常常发生。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可私下却没少生气。可这会儿，她感到不习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她一整天都憋着气，胸口起伏着，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好向他倾诉一切。然而她等不及了，等多多下班回来，统统告诉了多多。多多是任性惯了的，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端丽说过之后，气平了不少，倒反劝起女儿来：“算了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多多不想算，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
早上多多去上班，走到二楼门前，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骑车子小心。”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进进出出，哪怕只一百米也要以车代步，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
多多听了妈妈的话，站住脚，大声说：“妈妈，你又要多管闲事，管了也不会落好的！要是你不管，人家现在作乡下媳妇，多少有劲！”
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闲事不是白管的，有报酬，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句来，一句去，没完没了了。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可又无力解脱，心情十分不好。文影也忒气人，端丽或是多多，每买一件东西，她知道了都要闹，闹过之后，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用端丽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她越来越难伺候，满足，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而端丽认定了，不再去管闲事，一句嘴不插。只是心里奇怪：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当她责备着文影时，却丝毫没想起自己。实也应该好好地“忆苦思甜”一番。她都把那十年忘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有时候，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
面对着这矛盾，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文耀很乐观，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文光很淡泊，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看见嫂嫂为此烦恼，便劝说道：
“何必，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生活没有意义，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
“你又有什么寄托呢？”端丽没好气地顶他。
“没有什么，每天上下班，做满八小时，月初领工资，一切都不用费心，一切都是现成。我们只需吃了做，做了吃。”
“你不也一样的无聊！”
“当然，所以我想着，把工作退了。”
端丽点点头笑道：“是啊，吃饱饭了，又要想出花样来了。”
“爹爹给我的钱，足够做本钱了。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我想开个西餐厅。”
“发疯！”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
“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我们活着，就只为了活着。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端丽缓缓地劝他：“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要知足了。”
“是的”他闷闷地说“省心，又省力。吃了做，做了吃，平行的循环，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
端丽不理他了，只是摇头。
“嫂嫂，那年我去黑龙江，你陪我去买东西，还记得吗？”
“记得。”
“路上，你对我说的话，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
她吓了一跳：“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
“不不，是真的。我问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说：吃，穿！当时我觉得庸俗，可现在我想透了。就是为了吃，穿。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更好地吃穿，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使吃和穿进一步。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
“你想的总是很好。”端丽肯定他。
“所以我想，不要那铁饭碗，自己创造新大陆。”
端丽仔细地看看他，摇了摇头：“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千万别动手去做。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
“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熟了。”
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端丽等了不少日子，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弄。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性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
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性，爱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爱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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