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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很灿烂,河水染得金红。金红的水从他墨墨黑的臂膀上滑下来,又滑上去。厚重的水覆盖着他细小的身躯,又被他细小的身躯穿破。他游得不快也不慢,却从容。
“三林,上来了!”四淇叫着。他赤条条地穿着一条湿淋淋的被头,拖着一个树墩,树墩上放着他俩的衣裳、鞋子。他向着夕阳跑,裤头上的水珠滴下来,金珠似的。
三林不回答,不紧不慢地向前游。游到了桥洞。
桥上摆着西瓜摊,鲜红红的一瓤一瓤,破了边的蒲扇赶着蝇子。西瓜浓郁的香味搅和着桥下河水的腥味。架子车,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挤着。
三林游过了桥洞。
四淇走不动,车子过不完。好容易过去了,回头一看,树墩上的鞋少了一只,又回过头去找鞋。
“三林,上来了!”四淇喊。
太阳落在河边一片屋脊下了,河水变黑了,黑黝黝的河水与他墨墨黑的身躯溶为了一团。
他抬起眼睛,沿着小提琴的四根弦望过去: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中间横着中提琴,中提琴;然后,对面是大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定音鼓。再从定音鼓往回看过来:长号,小号,圆号,长笛,又簧管,黑管,大管。合唱队穿着深色的演出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所有的演员都上了,包括舞蹈队的。指挥抬起了胳膊,指挥棒轻轻地,然而庄严地划了下去——定音鼓起来了,男声女声哼鸣,弦乐颤弓,圆号长音。一个女高音陡然而起他背上栗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女声吟唱着总理的恩德。
他看见第一排一个老太太在流泪。
演员前所未有的认真,动了感情。很多人哭了,晶莹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
乐队前所未有的认真,音很准。长号没有破一个音,小号的高音上去了。
他被感动了。
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忠实而勤恳地唱着自己的声部。声部搭成了一座宏大的建筑,那声部与声部之间的神秘的空隙,充斥着无声的气流。这气流无声地撑起了横梁立柱,使之坚实而稳固。
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他的那份谱子上,声部是象做填空那样填起来的。
定音鼓渐强而又渐弱,女高音溶入一片哼鸣之中。天地间充满了宏大的悲哀。这是大的悲哀,而不是象他的那一般凄恻哀怨。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了。
大幕落下,灯暗了。
他从身上扒下演出服,他把演出服直接套在身上了。
“我来帮你迭。”郑瑛瑛夺他的演出服。
他让开了:“我自己来。”
“我说,还是你写的曲子好听。”郑瑛瑛倚在服装箱上嗑着瓜子,瓜子皮就吐在地上。
“哪能。”他说。他说的是真心知,可听起来总有些象赌气。
“真的。”郑瑛瑛吐出一片瓜子皮,认真地说。
他不再理会她,低头迭好衣服,交给郑瑛瑛。她嘴里在哼着一个什么调子,怪熟悉的。当他走出后台,才想起,她哼的正是自己那个被枪毙了的曲子,脸上不禁一阵臊热。
舞台上正在卸平台,纱幕落在地上,几个舞蹈队的女孩子在拆着别上去的金字: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他宽慰地想:就算没有枪毙,也不过这么演一场就算了,没多大意思的。是啊!他把这句话想了两遍,却并没有宽慰起来,甚至更加沮丧了。
走出剧场,他去自行车棚推车子。几个合唱队的在他前面推着车子走,他放慢了脚步,与他们拉开距离。不料,后面又上来几位合唱队的,他便不好太慢了。最后,他还是上了车,飞快地追过前边一伙人,扬起右手说了声:“喂,不下了!”溜了过去,骑进散场的观众群中。留下他们在后边推着车走。
他慢慢地在人群中崎岖地穿行,到了路口,一蹬车子,下了淮海路,骑上一条小路。
到了奎河。他顺着奎河,向西去。
奎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院落,灰色的瓦楞在月光下发着挺新鲜的蓝光。墙剥落了,露出砌得结实的青砖。秃秃的枝杈升过了屋檐,在深蓝的天幕上划了一张篱笆。这里几乎集中了这城里最老的也是当年最殷实的人家。
奎河的水浑得发稠,流不动了,停着,结了一层膜似的,在月光下发出油亮的微光。
他在一扇破木板门前下了车,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月光照在院子中间的碎砖地上,每一块碎砖的边缘都像是用墨笔勾勒出来似的清晰。树枝的影子在砖地上轻描淡写了几划。
“吕老师。”他推门进去。
吕老师只穿了一件破绒衣,脑袋上却冉冉地冒着热气。他鼓捣着一个铁铸的架子,只来得及“嗯”了一声。
他在角落里的床边上坐下了。一张单人床,沿着墙放了一排书,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书上放着一长片硬纸板,纸板上用黑白颜色画出钢琴琴键的样子。
他坐在床上,看着吕老师,过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能做成?”
“三年。”他抬起眼睛回答道,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哦,三年。”他吸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杨森,你也该做一个的。”他热情地说道。
“是啊。”他伸手拿过那张硬纸板,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上面按着琶音。
“搞音乐没有钢琴怎么行呢?”
他按着琶音,说:“吕老师,我的曲子被枪毙了。”
“演奏效果不好?”
“没有演奏。”
“没演奏怎么知道效果不好?”
“合唱队不愿唱。正好,老田从省歌带回来一个曲子,就唱那个了。”
吕老师坐直身子,抬起头望着正前方,愤慨地说:“这是偏见,偏见!”
“不能这么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起来又象赌气,也不知怎么搞的。
吕老师丢下活儿,站起来,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着一支烟,吸了起来:“自己学音乐真是难啊!不仅是学习本身难,更难的是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自己学,怕真不行。”他说。
“自己学,很难,很难。”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自己学,不行。”他说。
“只要是真有天分,无论多难也是埋没不了的!”他越加激昂起来。
“我怕没有什么天分哩。”他苦笑道。
东屋里有孩子夜哭,然后,有人拍打着,口齿不清地嗫嚅着什么。孩子不哭了。
“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指望了,不过我要我闺女搞音乐。我这个琴就是为她做的。”吕老师站定了,脸上掠过一道温柔的微笑。
“能做成吗?”他依然有些怀疑。
“为什么不能?”他反问道。然后便一一地解说起每一道工序,每一道技术,讲了许久。
“据说,最难是调音。”等他说完之后,杨森说道。
他做了个不屑的手势。
他走了。月光移得到了屋顶上,灰瓦照白了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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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很灿烂,河水染得金红。金红的水从他墨墨黑的臂膀上滑下来,又滑上去。厚重的水覆盖着他细小的身躯,又被他细小的身躯穿破。他游得不快也不慢,却从容。
“三林,上来了!”四淇叫着。他赤条条地穿着一条湿淋淋的被头,拖着一个树墩,树墩上放着他俩的衣裳、鞋子。他向着夕阳跑,裤头上的水珠滴下来,金珠似的。
三林不回答,不紧不慢地向前游。游到了桥洞。
桥上摆着西瓜摊,鲜红红的一瓤一瓤,破了边的蒲扇赶着蝇子。西瓜浓郁的香味搅和着桥下河水的腥味。架子车,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挤着。
三林游过了桥洞。
四淇走不动,车子过不完。好容易过去了,回头一看,树墩上的鞋少了一只,又回过头去找鞋。
“三林,上来了!”四淇喊。
太阳落在河边一片屋脊下了,河水变黑了,黑黝黝的河水与他墨墨黑的身躯溶为了一团。
他抬起眼睛,沿着小提琴的四根弦望过去: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中间横着中提琴,中提琴;然后,对面是大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定音鼓。再从定音鼓往回看过来:长号,小号,圆号,长笛,又簧管,黑管,大管。合唱队穿着深色的演出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所有的演员都上了,包括舞蹈队的。指挥抬起了胳膊,指挥棒轻轻地,然而庄严地划了下去——定音鼓起来了,男声女声哼鸣,弦乐颤弓,圆号长音。一个女高音陡然而起他背上栗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女声吟唱着总理的恩德。
他看见第一排一个老太太在流泪。
演员前所未有的认真,动了感情。很多人哭了,晶莹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
乐队前所未有的认真,音很准。长号没有破一个音,小号的高音上去了。
他被感动了。
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忠实而勤恳地唱着自己的声部。声部搭成了一座宏大的建筑,那声部与声部之间的神秘的空隙,充斥着无声的气流。这气流无声地撑起了横梁立柱,使之坚实而稳固。
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他的那份谱子上,声部是象做填空那样填起来的。
定音鼓渐强而又渐弱,女高音溶入一片哼鸣之中。天地间充满了宏大的悲哀。这是大的悲哀,而不是象他的那一般凄恻哀怨。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了。
大幕落下,灯暗了。
他从身上扒下演出服,他把演出服直接套在身上了。
“我来帮你迭。”郑瑛瑛夺他的演出服。
他让开了:“我自己来。”
“我说,还是你写的曲子好听。”郑瑛瑛倚在服装箱上嗑着瓜子,瓜子皮就吐在地上。
“哪能。”他说。他说的是真心知,可听起来总有些象赌气。
“真的。”郑瑛瑛吐出一片瓜子皮,认真地说。
他不再理会她,低头迭好衣服,交给郑瑛瑛。她嘴里在哼着一个什么调子,怪熟悉的。当他走出后台,才想起,她哼的正是自己那个被枪毙了的曲子,脸上不禁一阵臊热。
舞台上正在卸平台,纱幕落在地上,几个舞蹈队的女孩子在拆着别上去的金字: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他宽慰地想:就算没有枪毙,也不过这么演一场就算了,没多大意思的。是啊!他把这句话想了两遍,却并没有宽慰起来,甚至更加沮丧了。
走出剧场,他去自行车棚推车子。几个合唱队的在他前面推着车子走,他放慢了脚步,与他们拉开距离。不料,后面又上来几位合唱队的,他便不好太慢了。最后,他还是上了车,飞快地追过前边一伙人,扬起右手说了声:“喂,不下了!”溜了过去,骑进散场的观众群中。留下他们在后边推着车走。
他慢慢地在人群中崎岖地穿行,到了路口,一蹬车子,下了淮海路,骑上一条小路。
到了奎河。他顺着奎河,向西去。
奎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院落,灰色的瓦楞在月光下发着挺新鲜的蓝光。墙剥落了,露出砌得结实的青砖。秃秃的枝杈升过了屋檐,在深蓝的天幕上划了一张篱笆。这里几乎集中了这城里最老的也是当年最殷实的人家。
奎河的水浑得发稠,流不动了,停着,结了一层膜似的,在月光下发出油亮的微光。
他在一扇破木板门前下了车,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月光照在院子中间的碎砖地上,每一块碎砖的边缘都像是用墨笔勾勒出来似的清晰。树枝的影子在砖地上轻描淡写了几划。
“吕老师。”他推门进去。
吕老师只穿了一件破绒衣,脑袋上却冉冉地冒着热气。他鼓捣着一个铁铸的架子,只来得及“嗯”了一声。
他在角落里的床边上坐下了。一张单人床,沿着墙放了一排书,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书上放着一长片硬纸板,纸板上用黑白颜色画出钢琴琴键的样子。
他坐在床上,看着吕老师,过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能做成?”
“三年。”他抬起眼睛回答道,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哦,三年。”他吸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杨森,你也该做一个的。”他热情地说道。
“是啊。”他伸手拿过那张硬纸板,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上面按着琶音。
“搞音乐没有钢琴怎么行呢?”
他按着琶音,说:“吕老师,我的曲子被枪毙了。”
“演奏效果不好?”
“没有演奏。”
“没演奏怎么知道效果不好?”
“合唱队不愿唱。正好,老田从省歌带回来一个曲子,就唱那个了。”
吕老师坐直身子,抬起头望着正前方,愤慨地说:“这是偏见,偏见!”
“不能这么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起来又象赌气,也不知怎么搞的。
吕老师丢下活儿,站起来,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着一支烟,吸了起来:“自己学音乐真是难啊!不仅是学习本身难,更难的是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自己学,怕真不行。”他说。
“自己学,很难,很难。”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自己学,不行。”他说。
“只要是真有天分,无论多难也是埋没不了的!”他越加激昂起来。
“我怕没有什么天分哩。”他苦笑道。
东屋里有孩子夜哭,然后,有人拍打着,口齿不清地嗫嚅着什么。孩子不哭了。
“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指望了,不过我要我闺女搞音乐。我这个琴就是为她做的。”吕老师站定了,脸上掠过一道温柔的微笑。
“能做成吗?”他依然有些怀疑。
“为什么不能?”他反问道。然后便一一地解说起每一道工序,每一道技术,讲了许久。
“据说,最难是调音。”等他说完之后,杨森说道。
他做了个不屑的手势。
他走了。月光移得到了屋顶上,灰瓦照白了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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