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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先生，也许，这是我在南京最后一次向您请求：请你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便让我的政府能够维持下去。”李宗仁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永远面带微笑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援。
因时局紧张，李代总统夫人郭德洁已飞往桂林，今天这个只有李宗仁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席的茶会，显得相当冷落、尴尬和毫无生气。没有香气四溢的西山茶，也没有驰名中外的桂林马蹄和融安金橘。两张小小的茶桌上，摆着几样西式点心和两只精致的白瓷茶壶。室内的气氛相当沉重暗淡。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如故，但他的内心却又是一番情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用手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又拿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对他的门徒说的话，也就是那著名的《最后的晚餐》的一幕！
现在，司徒雷登这位上帝的使者，正与中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六十九号，共进历史上的“最后晚餐”。
“代总统先生，”司徒雷登措词谨慎地说道，“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要知道，我们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其效果如何，我想代总统先生恐怕会比我更清楚！”
“美国政府如能提供十亿美援，我向您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这些钱！”李宗仁自上台以来，尚未拿到美国政府一分钱，他对此既不甘心又不满意。
李宗仁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共进 “最后的晚餐”
“代总统先生，即使美国政府借钱给中国，这些钱，恐怕还未到您手上，就早已被装进了蒋先生在台湾的钱柜啦！”司徒雷登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根本没有改变，目下美国国会很难通过议案拨付任何对华贷款。”
李宗仁急了，他像一家行将倒闭的大公司的代理人，原来的“老板”在背后不断拆台，而富有的银行家又拒绝兑现原先那美好的诺言，一分钱贷款也不拨给他，硬是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偌大的公司倒闭，最后被人接收。他本来幽居北平，郁郁不得志，是司徒雷登一席话，撩拨了他竞选副总统的政治欲望。在竞选中，或在逼蒋下台的较量中，司徒雷登确实发挥了他的“上帝使者”的有力作用，他不但使李宗仁在竞选中以劣势获胜，而且还使他在名义上取代了蒋介石。这一切，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仅凭黄绍竑、白崇禧那两颗聪明的脑袋，凭李品仙、黄旭初从安徽、广西送去那一百多根大金条，凭李宗仁礼贤下士的开明作风和郭德洁善于交际活动的才能，都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今，美国人不但对蒋介石失望，而且他们对原来认为可能成为中国有效力之领袖的李宗仁所抱的幻想，亦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崩溃，而日趋破灭了。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廊下躺着一些病人，有瞎眼的，瘸脚的，血气枯干的……其中有一个人，病得最重，足足病了三十八年。”司徒雷登诵起这段《圣经》，简直令人不寒而栗。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全是躺在“廊下”的病人，他们不是“瞎眼”，便是“瘸腿”，已经奄奄一息，无法救治。那位“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不就是中国国民党么？今年正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呀！“哎呀，我的上帝！”司徒雷登绝望地祷告着，无论是他心目中的“主”，或是他自己，已绝无回天之力了！
“大使先生，请允许我不客气地提醒您，”李宗仁用他的手指敲击着茶桌边，“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将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从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来看，谁说李宗仁不是个预言家？
司徒大使对代总统耸人听闻的提醒，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他那宽宽的前额上和高高的鼻梁下，还是挂着那无法抹掉的动人微笑，他饮了一口茶，用相当微妙的口吻说道：
“代总统先生，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感到惶惑不解：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到底是在援助国民党，还是在援助共产党？”
“啊——”李宗仁刚刚在敲击茶桌边的手指，仿佛被电击了一下似的，他赶忙将右手收回，以同样微妙的口吻说道，“大使先生，您这句话同样使我感到惶惑不解！”
“代总统先生，据旅居天津的美国人士向我报告：他们目睹共军夺获天津，其装备竟全为美国武器及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送给共军之其他军器。对此，您将作何解释呢？”司徒雷登那微妙的笑脸，真像一位富有高深学问的大学教授，在启迪一位天资笨拙的孩子回答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一样。
“那……那……全都是蒋先生胡乱指挥所造成的！”李宗仁涨红着脸说道。
“对极了，我尊敬的代总统先生！”司徒雷登微笑着，对这位天资笨拙的“孩子”的回答，表示满意，“此前美国政府对华援助，因国民政府之缺乏效能，而全落于共军之手。现在，这种局面仍莫明其妙地继续存在着，若美国政府继续加以援助，岂不等于进一步加强中共之力量么？”
司徒雷登说完，便站起来向李代总统告辞：“我还有另一个私人约会，再见——代总统先生！”
李宗仁站在门口，目送司徒雷登钻进汽车，直到那猩红色的轿车在拐弯处消失。他怀着沉重的失落感回到房间里，点上一支美国香烟，默默地抽起烟来。他那强有力的后台——司徒雷登大使，抛弃了他；他的挚友黄绍竑，也离开了他；夫人郭德洁也回老家去了。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偌大的官邸里，连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也找不到——其实，岂止是他的官邸里找不到可说知心话的人，便是在这六朝故都南京，恐怕也难找得到一个愿与他共患难的人——他想到了何应钦，很想去找何聊一聊天，但李宗仁摇了摇头。现在的何应钦已不是二十二年前那个样子了，一片树叶子掉下来，他也会怕砸破自己的头，何应钦刚当上行政院长那天，李宗仁曾亲到府上去与何叙谈，何应钦始终表现得神不守舍的样子，当李宗仁辞出时，何应钦附耳悄悄说道：“德公，今后你最好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太引人注目了！”何应钦也不到李宗仁官邸，有事，他们只是通电话。李宗仁想了想，还是决定给何应钦打个电话：
“敬之兄，近日江防情况如何？”因为何应钦身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中共既然已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李宗仁此时最关切的乃是长江的防备。
“德公，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已开始渡江。”何应钦惊慌失措地说道。
“嗯，南京正面的江防情况如何？”李宗仁又问道。
“共军正向浦镇逼近，我江防岸炮和舰炮已开始密射，以猛烈火力阻止共军进攻。”何应钦说。
“能顶得住吗？”李宗仁问。
“第二十八军八十师是我军精锐，能顶住一阵子……”何应钦毫无把握地说道，“德公，今晚我想到上海去一趟……”
“不行！”李宗仁断然说道，“此非常时期，你我两人均不可离开首都！”
“好，我不去了。”何应钦无力地说了一句，便放下了电话。
李宗仁虽然身经百战，而且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特别是抗战时指挥的台儿庄大战，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竟将强敌击败，一战威名震天下。但他还从来没有直接指挥过和共产党的部队正面作战，照他估计，共产党消灭了东北、华北和华东一百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短时间内占领了大片地区，正要时间消化，想很快渡江南进是不可能的，白崇禧估计共军最多只能抽出六十万人渡江，这六十万共军，国民党军队的江防部队是完全能顶得住的。可是，出乎李、白意料之外，共产党很快就发起渡江作战，战线长达五百余公里，渡江总兵力也在百万左右，这使一向沉着稳重的李宗仁也不得不感到惊慌起来。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长江天险
“北平急电！”秘书将一纸电文呈到李宗仁面前。
李宗仁接看电文，方知这是政府派往北平和谈的代表章士钊、邵力子两位联名给他的电报：
“协定之限期届满，渡江之大军欻至，硬派已如惊鸟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顾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良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往燕京共图转圜突变之方。”
李宗仁感到一阵悲凉，他的和平谈判代表黄绍竑离开他走了，留在北平的这几位，看来在南京城破之时，也要向共方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么？没有必要！现在连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应该派飞机去把他们接回来，这是他作为代总统的最后一点责任。他拿起电话筒，给何应钦打电话，要何派专机到北平去把和谈代表接回南京。
他又在室内不断抽烟，走走停停，转来转去，像热锅上的蚂蚁，像陷阱中的困兽，像末日王朝的孤家寡人，像已沉埋地底的中世纪宫室中的幽灵！
“德公！”
李宗仁扭头一看，见是白崇禧来了，这才机械地停下步子，问道：
“刚到吗？”
“一下飞机我就奔你这里来。”白崇禧脱下大盖帽，坐到沙发上。
“武汉情况如何？”李宗仁忙问道。
“共军四野的先遣兵团正向武汉地区进逼，其前锋已近孝感和黄安。”白崇禧显得比李宗仁镇静得多，他皱着眉头，说道，“共军已从湖口东段渡江，汤恩伯能支持多久呢？”
李宗仁渺茫地摇了摇头。白崇禧又问道：“老蒋为何把汤部主力放在上海一带？”
李宗仁这回既不摇头，又不说话，白崇禧气愤地说道：
“老蒋的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
白崇禧拉着李宗仁到地图前，又说道：“我并不担心武汉正面之敌，忧虑的倒是华中部队的右翼——浙赣线和南浔线。共军过江后，必以一部直取上海，另一部直插赣东、浙西，切断浙赣线。这样，我华中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
李宗仁沉重地点了点头，但仍不说话。白崇禧继续说道：“北伐时，我们在武昌攻吴佩孚，孙传芳出兵江西，对我威胁极大，在此情况下，北伐军不得不分兵入赣，开辟江西战场。目下，为了保全两广和整个大西南，必须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部的主力迅速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成为掎角之势，固守湘、赣、闽，防止共军侵入两广及西南。以宋希濂部布防于宜昌、沙市一带，以固川东北防线。国民政府即于近日内迁往广州，争取美援，征兵征粮，实施总体战。只要有两广和大西南，我们‘反共复国’就大有希望。”
白崇禧不但是桂系的砥柱，也是党国的栋梁，在城破国亡之时，他绝无悲观失望之举，更无惊慌颓唐之色，他镇静自若，决心保卫两广和大西南。李宗仁对白崇禧防守大西南的战略计划和措施，非常赞赏，他的代总统才当了三个月，共军便渡江了，他极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虽然不能得到划江而治，保守江南半壁的结局，但如能最后割据两广和川、云、贵大西南这大片土地，便仍
有可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里，从普通的下级军官上升为将帅，几经浮沉，在争夺中央政权和割据地盘的混战角逐中戎马倥偬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们的目标和整个的战略，便是乘时问鼎中原，败则割据两广。白崇禧的这个计划，自然与李宗仁的思想吻合。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不是共产党，而是正在溪口退而不休的那位蒋先生。如果蒋介石不同意，胡宗南、宋希濂、汤恩伯等人的部队，李、白是指挥不动的，白崇禧的计划再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望梅止渴。
“这个计划很好！”李宗仁那黯淡的目光里，总算闪出一线亮光来了，但那一线亮光，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阴云遮住。
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只怕老蒋从中捣鬼……”
“和他摊牌！”白崇禧毫不客气地说道，“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办不成，李秀成写了‘天朝十误’，我们有二十误，三十误！”
白崇禧目光咄咄逼人，使李宗仁顿时目瞪口呆，他感觉到白崇禧不但对老蒋不满，也对他不满。
“今后局势，老蒋再不放手让我们干，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明白提出，他或你，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总之，这个家，只能由一个人来当，不是他就是你，不是你就是他！”白崇禧说得非常明白干脆，一点不留情面。老蒋下野这几个月来，在幕后事事操纵，李宗仁上台一事无成。白崇禧曾反复要李宗仁命令何应钦将汤恩伯部主力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与华中部队紧密联系，以固长江防务。但汤恩伯把眼珠一瞪，只说了句：“我不管，总裁吩咐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他不但不把所部主力向长江中游延伸，而且把第四军、第四十五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等精锐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守卫，而南京、镇江、芜湖一带江防要地，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防守。白崇禧大怒，硬要李宗仁撤换汤恩伯，但李宗仁只是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何敬之、顾墨三都不敢吭一声，汤恩伯手握重兵，我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蒋介石将全部金银、美钞、港币全部移存台湾，南京国库空虚，经济崩溃，国军饷糈无着，白崇禧又要李宗仁、何应钦与蒋交涉，将金钞运回一部分以济燃眉之急，但此事如石沉大海。为了争取美援，白崇禧曾要李宗仁撤换驻美大使顾维钧，但李宗仁亦毫无办法。总之，时至今日，李宗仁没有一件事办得让白崇禧满意，他认为，必须逼着李、蒋摊牌，才可使时局出现转机。
“你这话正合我的意思。”李宗仁并不计较白崇禧强硬的态度，觉得自己确实是太软弱了，老蒋既已下野，就应当逼他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来，否则，自己不但要当傀儡，而且还要替老蒋担当误国的罪名。想到这里，他把桌子一拍，愤然说道：“我不是林子超（林森字子超，曾任国府主席）那种角色，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老蒋摊牌！”
“好！”白崇禧见他的“激将法”立即发生了作用，便决定再激一激，说道：“明天我们去见老蒋，如果德公觉得有些话自己不便说时，就由我代替你跟老蒋谈好了。”
“不！”李宗仁把手一摆，断然说道，“一切由我和他谈，不必由你代庖。”
白崇禧见李宗仁终于下了和蒋介石摊牌的决心，这才收起他的“激将法”。第二天早上，李宗仁给何应钦打电话，邀何一路同行，何应钦在电话中战战兢兢地说道：
“德公，不好了，江阴要塞已于昨夜失守。要塞七千余官兵均已附共，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四军的阵地也落下无数炮弹，这两个军也垮了……”
“啊！”李宗仁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江阴要塞地处南京至上海长江防线的中段，地势险要，由山顶居高临下的炮群和山脚下密密麻麻的梅花形地堡群，组成一个视野开阔的高、低层火力网。江心还有海军第二舰队的威海号、逸仙号和台安号等军舰和一些炮艇，日夜不停地巡逻。由陆、海、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立体形防御体系，它是国民党军队千里江防线上最重要的据点。江阴要塞一失，南京城破便是旦夕间的事了，李宗仁怎么不吃惊呢？他告诉何应钦，准备好飞机和列车，将政府阁员分批输送到上海和广州去，并告诉他今天与李、白一道去见蒋，商谈时局。何应钦正要尽快离开南京，他吩咐手下人办理输送政府阁员的任务后，便乘车直奔明孝陵机场，与李、白各自登上专机，直飞杭州笕桥空军航校见蒋介石去了。
李、何、白到达笕桥时，蒋经国、俞济时前来迎迓。这笕桥航校是十多年前办的，抗战时曾迁到西南，现在，已经搬到台湾去了，满地是散落的器材和书报，人去楼空，满目凄凉。蒋介石是前两天由奉化飞到笕桥航校的，他知道共军在二十日后可能要渡江，为了给汤恩伯打气，他特地飞到笕桥坐镇。蒋介石现时最关心的不是南京的存亡，而是沪杭的存亡。他下野后第四天，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的防务问题。蒋介石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将九江湖口以西地段划归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划归汤恩伯指挥，会后，他派专人坐飞机将作战方案送到汉口，命白崇禧执行。但是，对于汤恩伯负责的这一地段的具体作战方针，他却不让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
原来，蒋介石指示汤恩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然后待机反攻。他并给汤恩伯下了一个手令，要其在上海的金银外币尚未抢运完毕之前，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外币运完之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唯汤恩伯是问。因此，李宗... -->>
“大使先生，也许，这是我在南京最后一次向您请求：请你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便让我的政府能够维持下去。”李宗仁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永远面带微笑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援。
因时局紧张，李代总统夫人郭德洁已飞往桂林，今天这个只有李宗仁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席的茶会，显得相当冷落、尴尬和毫无生气。没有香气四溢的西山茶，也没有驰名中外的桂林马蹄和融安金橘。两张小小的茶桌上，摆着几样西式点心和两只精致的白瓷茶壶。室内的气氛相当沉重暗淡。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如故，但他的内心却又是一番情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用手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又拿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上，对他的门徒说的话，也就是那著名的《最后的晚餐》的一幕！
现在，司徒雷登这位上帝的使者，正与中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六十九号，共进历史上的“最后晚餐”。
“代总统先生，”司徒雷登措词谨慎地说道，“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要知道，我们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其效果如何，我想代总统先生恐怕会比我更清楚！”
“美国政府如能提供十亿美援，我向您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这些钱！”李宗仁自上台以来，尚未拿到美国政府一分钱，他对此既不甘心又不满意。
李宗仁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共进 “最后的晚餐”
“代总统先生，即使美国政府借钱给中国，这些钱，恐怕还未到您手上，就早已被装进了蒋先生在台湾的钱柜啦！”司徒雷登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根本没有改变，目下美国国会很难通过议案拨付任何对华贷款。”
李宗仁急了，他像一家行将倒闭的大公司的代理人，原来的“老板”在背后不断拆台，而富有的银行家又拒绝兑现原先那美好的诺言，一分钱贷款也不拨给他，硬是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偌大的公司倒闭，最后被人接收。他本来幽居北平，郁郁不得志，是司徒雷登一席话，撩拨了他竞选副总统的政治欲望。在竞选中，或在逼蒋下台的较量中，司徒雷登确实发挥了他的“上帝使者”的有力作用，他不但使李宗仁在竞选中以劣势获胜，而且还使他在名义上取代了蒋介石。这一切，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仅凭黄绍竑、白崇禧那两颗聪明的脑袋，凭李品仙、黄旭初从安徽、广西送去那一百多根大金条，凭李宗仁礼贤下士的开明作风和郭德洁善于交际活动的才能，都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今，美国人不但对蒋介石失望，而且他们对原来认为可能成为中国有效力之领袖的李宗仁所抱的幻想，亦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崩溃，而日趋破灭了。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廊下躺着一些病人，有瞎眼的，瘸脚的，血气枯干的……其中有一个人，病得最重，足足病了三十八年。”司徒雷登诵起这段《圣经》，简直令人不寒而栗。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全是躺在“廊下”的病人，他们不是“瞎眼”，便是“瘸腿”，已经奄奄一息，无法救治。那位“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不就是中国国民党么？今年正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呀！“哎呀，我的上帝！”司徒雷登绝望地祷告着，无论是他心目中的“主”，或是他自己，已绝无回天之力了！
“大使先生，请允许我不客气地提醒您，”李宗仁用他的手指敲击着茶桌边，“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将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从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来看，谁说李宗仁不是个预言家？
司徒大使对代总统耸人听闻的提醒，并没有特别的关注，他那宽宽的前额上和高高的鼻梁下，还是挂着那无法抹掉的动人微笑，他饮了一口茶，用相当微妙的口吻说道：
“代总统先生，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感到惶惑不解：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到底是在援助国民党，还是在援助共产党？”
“啊——”李宗仁刚刚在敲击茶桌边的手指，仿佛被电击了一下似的，他赶忙将右手收回，以同样微妙的口吻说道，“大使先生，您这句话同样使我感到惶惑不解！”
“代总统先生，据旅居天津的美国人士向我报告：他们目睹共军夺获天津，其装备竟全为美国武器及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送给共军之其他军器。对此，您将作何解释呢？”司徒雷登那微妙的笑脸，真像一位富有高深学问的大学教授，在启迪一位天资笨拙的孩子回答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一样。
“那……那……全都是蒋先生胡乱指挥所造成的！”李宗仁涨红着脸说道。
“对极了，我尊敬的代总统先生！”司徒雷登微笑着，对这位天资笨拙的“孩子”的回答，表示满意，“此前美国政府对华援助，因国民政府之缺乏效能，而全落于共军之手。现在，这种局面仍莫明其妙地继续存在着，若美国政府继续加以援助，岂不等于进一步加强中共之力量么？”
司徒雷登说完，便站起来向李代总统告辞：“我还有另一个私人约会，再见——代总统先生！”
李宗仁站在门口，目送司徒雷登钻进汽车，直到那猩红色的轿车在拐弯处消失。他怀着沉重的失落感回到房间里，点上一支美国香烟，默默地抽起烟来。他那强有力的后台——司徒雷登大使，抛弃了他；他的挚友黄绍竑，也离开了他；夫人郭德洁也回老家去了。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偌大的官邸里，连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也找不到——其实，岂止是他的官邸里找不到可说知心话的人，便是在这六朝故都南京，恐怕也难找得到一个愿与他共患难的人——他想到了何应钦，很想去找何聊一聊天，但李宗仁摇了摇头。现在的何应钦已不是二十二年前那个样子了，一片树叶子掉下来，他也会怕砸破自己的头，何应钦刚当上行政院长那天，李宗仁曾亲到府上去与何叙谈，何应钦始终表现得神不守舍的样子，当李宗仁辞出时，何应钦附耳悄悄说道：“德公，今后你最好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太引人注目了！”何应钦也不到李宗仁官邸，有事，他们只是通电话。李宗仁想了想，还是决定给何应钦打个电话：
“敬之兄，近日江防情况如何？”因为何应钦身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中共既然已发出向江南进军的命令，李宗仁此时最关切的乃是长江的防备。
“德公，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已开始渡江。”何应钦惊慌失措地说道。
“嗯，南京正面的江防情况如何？”李宗仁又问道。
“共军正向浦镇逼近，我江防岸炮和舰炮已开始密射，以猛烈火力阻止共军进攻。”何应钦说。
“能顶得住吗？”李宗仁问。
“第二十八军八十师是我军精锐，能顶住一阵子……”何应钦毫无把握地说道，“德公，今晚我想到上海去一趟……”
“不行！”李宗仁断然说道，“此非常时期，你我两人均不可离开首都！”
“好，我不去了。”何应钦无力地说了一句，便放下了电话。
李宗仁虽然身经百战，而且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特别是抗战时指挥的台儿庄大战，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竟将强敌击败，一战威名震天下。但他还从来没有直接指挥过和共产党的部队正面作战，照他估计，共产党消灭了东北、华北和华东一百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短时间内占领了大片地区，正要时间消化，想很快渡江南进是不可能的，白崇禧估计共军最多只能抽出六十万人渡江，这六十万共军，国民党军队的江防部队是完全能顶得住的。可是，出乎李、白意料之外，共产党很快就发起渡江作战，战线长达五百余公里，渡江总兵力也在百万左右，这使一向沉着稳重的李宗仁也不得不感到惊慌起来。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长江天险
“北平急电！”秘书将一纸电文呈到李宗仁面前。
李宗仁接看电文，方知这是政府派往北平和谈的代表章士钊、邵力子两位联名给他的电报：
“协定之限期届满，渡江之大军欻至，硬派已如惊鸟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顾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良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往燕京共图转圜突变之方。”
李宗仁感到一阵悲凉，他的和平谈判代表黄绍竑离开他走了，留在北平的这几位，看来在南京城破之时，也要向共方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么？没有必要！现在连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应该派飞机去把他们接回来，这是他作为代总统的最后一点责任。他拿起电话筒，给何应钦打电话，要何派专机到北平去把和谈代表接回南京。
他又在室内不断抽烟，走走停停，转来转去，像热锅上的蚂蚁，像陷阱中的困兽，像末日王朝的孤家寡人，像已沉埋地底的中世纪宫室中的幽灵！
“德公！”
李宗仁扭头一看，见是白崇禧来了，这才机械地停下步子，问道：
“刚到吗？”
“一下飞机我就奔你这里来。”白崇禧脱下大盖帽，坐到沙发上。
“武汉情况如何？”李宗仁忙问道。
“共军四野的先遣兵团正向武汉地区进逼，其前锋已近孝感和黄安。”白崇禧显得比李宗仁镇静得多，他皱着眉头，说道，“共军已从湖口东段渡江，汤恩伯能支持多久呢？”
李宗仁渺茫地摇了摇头。白崇禧又问道：“老蒋为何把汤部主力放在上海一带？”
李宗仁这回既不摇头，又不说话，白崇禧气愤地说道：
“老蒋的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
白崇禧拉着李宗仁到地图前，又说道：“我并不担心武汉正面之敌，忧虑的倒是华中部队的右翼——浙赣线和南浔线。共军过江后，必以一部直取上海，另一部直插赣东、浙西，切断浙赣线。这样，我华中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
李宗仁沉重地点了点头，但仍不说话。白崇禧继续说道：“北伐时，我们在武昌攻吴佩孚，孙传芳出兵江西，对我威胁极大，在此情况下，北伐军不得不分兵入赣，开辟江西战场。目下，为了保全两广和整个大西南，必须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部的主力迅速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成为掎角之势，固守湘、赣、闽，防止共军侵入两广及西南。以宋希濂部布防于宜昌、沙市一带，以固川东北防线。国民政府即于近日内迁往广州，争取美援，征兵征粮，实施总体战。只要有两广和大西南，我们‘反共复国’就大有希望。”
白崇禧不但是桂系的砥柱，也是党国的栋梁，在城破国亡之时，他绝无悲观失望之举，更无惊慌颓唐之色，他镇静自若，决心保卫两广和大西南。李宗仁对白崇禧防守大西南的战略计划和措施，非常赞赏，他的代总统才当了三个月，共军便渡江了，他极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虽然不能得到划江而治，保守江南半壁的结局，但如能最后割据两广和川、云、贵大西南这大片土地，便仍
有可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里，从普通的下级军官上升为将帅，几经浮沉，在争夺中央政权和割据地盘的混战角逐中戎马倥偬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们的目标和整个的战略，便是乘时问鼎中原，败则割据两广。白崇禧的这个计划，自然与李宗仁的思想吻合。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不是共产党，而是正在溪口退而不休的那位蒋先生。如果蒋介石不同意，胡宗南、宋希濂、汤恩伯等人的部队，李、白是指挥不动的，白崇禧的计划再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望梅止渴。
“这个计划很好！”李宗仁那黯淡的目光里，总算闪出一线亮光来了，但那一线亮光，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阴云遮住。
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只怕老蒋从中捣鬼……”
“和他摊牌！”白崇禧毫不客气地说道，“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办不成，李秀成写了‘天朝十误’，我们有二十误，三十误！”
白崇禧目光咄咄逼人，使李宗仁顿时目瞪口呆，他感觉到白崇禧不但对老蒋不满，也对他不满。
“今后局势，老蒋再不放手让我们干，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明白提出，他或你，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总之，这个家，只能由一个人来当，不是他就是你，不是你就是他！”白崇禧说得非常明白干脆，一点不留情面。老蒋下野这几个月来，在幕后事事操纵，李宗仁上台一事无成。白崇禧曾反复要李宗仁命令何应钦将汤恩伯部主力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与华中部队紧密联系，以固长江防务。但汤恩伯把眼珠一瞪，只说了句：“我不管，总裁吩咐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他不但不把所部主力向长江中游延伸，而且把第四军、第四十五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等精锐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守卫，而南京、镇江、芜湖一带江防要地，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防守。白崇禧大怒，硬要李宗仁撤换汤恩伯，但李宗仁只是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何敬之、顾墨三都不敢吭一声，汤恩伯手握重兵，我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蒋介石将全部金银、美钞、港币全部移存台湾，南京国库空虚，经济崩溃，国军饷糈无着，白崇禧又要李宗仁、何应钦与蒋交涉，将金钞运回一部分以济燃眉之急，但此事如石沉大海。为了争取美援，白崇禧曾要李宗仁撤换驻美大使顾维钧，但李宗仁亦毫无办法。总之，时至今日，李宗仁没有一件事办得让白崇禧满意，他认为，必须逼着李、蒋摊牌，才可使时局出现转机。
“你这话正合我的意思。”李宗仁并不计较白崇禧强硬的态度，觉得自己确实是太软弱了，老蒋既已下野，就应当逼他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来，否则，自己不但要当傀儡，而且还要替老蒋担当误国的罪名。想到这里，他把桌子一拍，愤然说道：“我不是林子超（林森字子超，曾任国府主席）那种角色，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老蒋摊牌！”
“好！”白崇禧见他的“激将法”立即发生了作用，便决定再激一激，说道：“明天我们去见老蒋，如果德公觉得有些话自己不便说时，就由我代替你跟老蒋谈好了。”
“不！”李宗仁把手一摆，断然说道，“一切由我和他谈，不必由你代庖。”
白崇禧见李宗仁终于下了和蒋介石摊牌的决心，这才收起他的“激将法”。第二天早上，李宗仁给何应钦打电话，邀何一路同行，何应钦在电话中战战兢兢地说道：
“德公，不好了，江阴要塞已于昨夜失守。要塞七千余官兵均已附共，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四军的阵地也落下无数炮弹，这两个军也垮了……”
“啊！”李宗仁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江阴要塞地处南京至上海长江防线的中段，地势险要，由山顶居高临下的炮群和山脚下密密麻麻的梅花形地堡群，组成一个视野开阔的高、低层火力网。江心还有海军第二舰队的威海号、逸仙号和台安号等军舰和一些炮艇，日夜不停地巡逻。由陆、海、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立体形防御体系，它是国民党军队千里江防线上最重要的据点。江阴要塞一失，南京城破便是旦夕间的事了，李宗仁怎么不吃惊呢？他告诉何应钦，准备好飞机和列车，将政府阁员分批输送到上海和广州去，并告诉他今天与李、白一道去见蒋，商谈时局。何应钦正要尽快离开南京，他吩咐手下人办理输送政府阁员的任务后，便乘车直奔明孝陵机场，与李、白各自登上专机，直飞杭州笕桥空军航校见蒋介石去了。
李、何、白到达笕桥时，蒋经国、俞济时前来迎迓。这笕桥航校是十多年前办的，抗战时曾迁到西南，现在，已经搬到台湾去了，满地是散落的器材和书报，人去楼空，满目凄凉。蒋介石是前两天由奉化飞到笕桥航校的，他知道共军在二十日后可能要渡江，为了给汤恩伯打气，他特地飞到笕桥坐镇。蒋介石现时最关心的不是南京的存亡，而是沪杭的存亡。他下野后第四天，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的防务问题。蒋介石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将九江湖口以西地段划归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划归汤恩伯指挥，会后，他派专人坐飞机将作战方案送到汉口，命白崇禧执行。但是，对于汤恩伯负责的这一地段的具体作战方针，他却不让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
原来，蒋介石指示汤恩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然后待机反攻。他并给汤恩伯下了一个手令，要其在上海的金银外币尚未抢运完毕之前，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外币运完之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唯汤恩伯是问。因此，李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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