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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正当李宗仁、程潜指挥西征军向武汉逼近的时候，汪精卫在广州葵园他的公馆里急得坐卧不安。他倒并不是对唐生智特别厚爱，汪、唐之间，不过互相利用，貌合神离，汪精卫是无法驾驭拥兵自重的唐生智的，他的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张发奎与他的关系，远非唐生智和其他统兵将领之可比。
蒋介石未下台前，汪精卫曾策动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进攻南京。不想，当第二方面军进至九江、南昌后，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率部在南昌暴动。第十一军的残余部队则由师长蔡廷锴率领，离开张发奎，跑到福建重新投靠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第二方面军共有三个军，一下走掉了两个军，余下黄琪翔的第四军，势孤力单，东征既无力，退回武汉又不容于唐生智，张发奎急得直问汪精卫：“怎么办？怎么办？”汪精卫到底老谋深算，他不但要为张发奎今后着想，也得为自己打算，他想了半天，终于把那两条清秀的眉毛往上一挑，说道：“回广东老家继续革命！”汪精卫此计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他估计自己在武汉无所作为，迟早要离开，南京那边他无法插足，如今东征讨蒋又告失败，如果张发奎率部回广东，以实力控制两广，开府广州，号召四方，汪则大有可为。张发奎却从军事上领会汪的意图，他一拳打在大腿上，奋然而道：“对，我们回粤，李任公出于道义是不能阻挡的。目下，贺、叶军已放弃南昌，取道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发。李任公必倾粤省兵力，前往阻击，因此我等回粤正是千载一时之机。两虎相斗必有死伤，无论是李胜还是贺、叶胜，我们都可轻取对方，掌握广东政权。”
汪精卫听了仰头哈哈大笑，拍着张发奎的肩膀说道：“向华，你的军事策略与我的政治路线真是不谋而合。去吧，广东是属于我们的！”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
张发奎见贺龙、叶挺以破竹之势直趋广东，先后在赣南会昌一带击败钱大钧的两个师和桂军韦云淞部六个团，李济深急调陈济棠、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这时广州驻军已抽调一空，毫无防守力量了。张发奎遂令黄琪翔率第四军沿赣江南下，进入粤北的南雄、韶关，随后毫无阻拦地进入了广州。
十月七日，张发奎由广州来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汪精卫见武汉西征军溯江而上，唐生智部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且难免一败，当即应张发奎之请，由汉口乘船到上海后，发表谈话，指责南京方面进行西征乃背信弃义之举，然后径赴广州。汪精卫到广州后，欲依靠张发奎、黄琪翔的实力，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李、何、白把持的南京政府相对抗。张、黄一向是拥汪的，对此极表赞成。但是，广东党政军的首脑是李济深，广西党政军的首脑是黄绍竑，李与桂系向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黄则是桂系中第二号人物，有此二人在两广坐镇，汪精卫和张、黄的阴谋如何能得逞呢？
汪精卫每日在葵园运筹苦思，任凭他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都倒出来，扒拉半天，也拣不出一件足可对付李、黄的妙计。张发奎与黄琪翔到底是两员虎将，一向喜欢来硬的。他们手下有三个主力师和两个直属团，全是能征惯战的官兵，向有“铁军”之称号，很是瞧不起李济深留在广东的陈济棠、徐景唐和新编的薛岳、黄镇球等四个师。到广州不久，张发奎和黄琪翔便不顾老长官的面子，硬逼着李济深改组广东省政府。李济深虽然内心气愤，但为了不致发生火并，忍气吞声将省政府中的财政厅长冯祝万、建设厅长曾养甫、教育厅长朱家骅、农工厅长马超俊、军事厅长徐景唐、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等均予撤免，换上了汪精卫、张发奎的亲信接任。张发奎亲自兼任军事厅长一职。张、黄得寸进尺，向老长官李济深步步进逼，在两军调整番号的会议上，弄得李济深几乎下不了台。原来，张、黄的部队与李济深的部队番号都是第四军，官兵又多是广东人，因而经常发生误会。双方便开会商议调整部队番号。会上有某中立人士出来讲公道话，他说：“李任公原是第四军军长，张、黄都是任公的部属，建议以任公现在的部队为第四军，张、黄军为新编第四军。”话音未落，张发奎便敲着桌子，斥责道：“你懂个屁！第四军是由第一师扩编的，论资格，我比李任公先到第一师当差，历史比李久，我军应该为第四军。李军为新编第四军。”
率军回粤的张发奎
李济深见张发奎气焰嚣张逼人，早想以老长官的资格，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他咬了咬牙，把气忍下去了。他是个很有涵养的人，喜怒皆不形之于色，能含耻忍辱，以柔克刚。因此，对于张、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以长者姿态待之，表面上不气不怒，显得宽宏大度。他知道，目下李、白正对两湖用兵，只要桂军进入湖南，张、黄便将三面受敌，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前方第四军这支劲旅，将仍回到他的麾下来，张、黄除了重新听他驱使之外，便只有放洋出国一途了。李济深从开会时起，一直是微微闭着双眼的，仿佛是在佛堂打坐参禅一般。张发奎说出那番蛮横无理之话后，他才慢慢睁开双眼，平平静静地说：
“向华（张发奎字向华）的部队，就要第四军的番号吧，我的部队改称新四军好了！”
对于李济深忍辱负重的做法，与会者无不惊异。李济深说完话，又微微地闭上了双眼，好像重新“入定”一般，直到散会，始终未再发一言。张发奎、黄琪翔本想以种种手段刺激李济深，使其发怒，以刀兵相见，从而用武力统一广东，使汪精卫得以在广东开府。他们当然知道，李、白的桂军和程潜的湘军正向武汉进发，一旦他们占领两湖，便使李济深和黄绍竑有了坚强的后盾，到那时，张、黄不但抓不到广东大权，恐怕还得听从李济深的摆布。汪精卫既不能在广州开府，则张、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毫无出路。可是，任凭张、黄如何采取过激行动，李济深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干脆闭上双眼，总之，李济深一味退让回避，使张、黄无从下手。张、黄二人虽对广东垂涎三尺，但又碍着李济深这位老长官的面子，不敢公开动武。事情便一直这样僵持了下去，广州上空笼罩着一片密云不雨般沉闷的政治气氛。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张发奎、黄琪翔看到了唐生智下野的通电，急得忙去葵园找汪精卫。
坐镇广州的李济深
“汪主席，唐孟潇从武汉跑了，我们怎么办？”
汪精卫在客厅里乱转着，一时抓耳挠腮，一时左顾右盼。他和张、黄一样，对此毫无办法可想。难道老天爷对他竟这般苛刻么？武汉他站不住，南京他进不去，广州他得不到！他用手紧紧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希望能奇迹般地想出一个办法，碰上一个机会，改变眼前这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我们不能再白白地等下去了！”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见汪一筹莫展，赶忙过来献计道，“必须用暗杀手段，除掉李济深，使李军群龙无首，然后将其各个击破，从而收编他们的队伍，这样便可在李、白的西征军进入湖南之前，控制广东。”
“不可！不可！”张发奎、黄琪翔忙摇头摆手反对，“李是我们多年的上司，道义上不能加以杀害。若下此毒手，杀戮上官，我们还有何面目以对袍泽？这种事无论如何干不得！”
汪精卫也摇了摇头说道：“这样做，会丧失人心的，政治上的损失太大，划不来！”
对李济深既不能硬打，又不能暗杀，怎么办呢？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四人，在客厅里坐立不安，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陈春圃忽然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汪精卫。汪接过电报一看，见这份电报乃是刚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在上海给他打来的，蒋请汪于近日偕李济深来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汪精卫看了这个电报，竟立时喜得手舞足蹈起来，连连对张发奎等说：
“办法有了！办法有了！”
“汪主席有何好办法？”张、黄忙问。
汪精卫颇为得意地扬着手里的电报说：“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了，来电请我赴沪商谈合作问题，并准备在沪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他要我偕任潮一同前往。我与任潮走后，你们即可在广州发动大举！”
“对对对！”张、黄二人摩拳擦掌，“只有待李任公走后，我们才放得开手脚来干！”
“广西的那个黄季宽呢？他要是见我们在广州抄了李任公的家，岂肯罢休？”陈公博望着汪精卫和张、黄说道。
“溯西江而上，步中山先生之后尘，直捣桂系老巢！”张发奎一不做二不休地说道。
“此乃下策！”汪精卫摆了摆手，“我们在广东尚未坐稳，便挥师入桂，战争如旷日持久，到头来落个鸡飞蛋打那就划不来了。”
“还是汪主席看得远！”陈公博郑重地点头说道。
汪精卫把两只手插在西装口袋里，在客厅内踱来踱去，好一会儿，才说道：
“送李迎黄，一石二鸟！”
“汪主席能把黄季宽请到广州来吗？”张发奎信心不足地说道，“桂系三巨头，除李德邻为人忠厚一些外，白健生比狐狸还精，黄季宽比泥鳅还滑，只怕他不肯上当前来送死。”
汪精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黄季宽肯定会自投罗网！”
“啊？”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对汪精卫如此断言，都不免有些惊诧不解。
汪精卫踱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壁橱前，从里边拿出一只精致的花瓶，用欣赏的眼光瞧了瞧，然后哈哈笑道：
“曾听先祖说过，从前有位颇有眼力的古董商，与我家有世仇，当他打探得我家有一只极有收藏价值的梅瓶时，竟不顾危险化装到我家来一观这只梅瓶。”
汪精卫放好那只花瓶，接着说道：“诸位知道，民国以来十余年的历史，新、老桂系，何时不用馋眼盯着广东这块肥肉。老桂系陆荣廷在广东搜刮了好多年，连中山先生都受尽了他们的气。如今，新桂系又将手脚伸进广东，他们驻军韶关，陈兵西江，每月由广东攫取四十万元的银饷，对广东的事情，他们和广西一样关心。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投其所好，只要略施小计，不怕那只狡猾的泥鳅不上钩。”
汪精卫接着便把他的“送李迎黄，一石两鸟”的妙计，向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具体说了。汪精卫的口才本来就极好，政治上又善谋划，当下便把这个政治阴谋说得天衣无缝，使张、黄、陈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在葵园他的公馆里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密商大计。汪精卫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他一会儿看看腕上的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又起立毫无目的地踱一小阵步，还不时走到那壁橱前瞅一瞅那只古老的梅瓶。临大事沉不住气，这是汪精卫最大的毛病。当年，他和俞培伦、黄复生等入京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在北京鸦儿胡同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附近人家的狗叫了几声，汪便沉不住气了，以致事败被捕，一个策划得很好的壮举可惜没有能够成功。每次重大事件，他虽然都能很好地进行策划，但事到临头，他不是心虚，便是急躁，总是神魂不定的样子。也许，这正是他不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缘故吧，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比他强多了。
张、黄二将，到底是“铁军”将领，他们的气
质与汪精卫、陈公博截然不同，他们把诱捕黄绍竑看作是一项秘密的军事行动，在敌手还没有上钩前，他们毫不气馁，信心十足而又稳稳当当地等待着，直到逮住对方为止。
“再过两小时，汪主席便要和李任潮上船到香港转往上海去了。看来，那条狡猾的泥鳅，不会到广州来送死了！”陈公博把怀表摸出来看了看，泄气地说道。
汪、陈二人的举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张、黄的情绪，毕竟时间只剩下两小时了，而黄绍竑给汪精卫的电报，只是说：“来电奉悉，即前往聆教。”他没有说明动身的时间，这只“泥鳅”很可能在玩什么花招。但张、黄二人对黄绍竑现时是否来广州，倒并不怎么介意，他们只要求汪精卫把李济深骗往上海就行了，李济深一走，他们便可放开手脚大干，陈济棠和徐景唐那两师人马，根本不是张、黄“铁军”的对手。李济深新编的薛岳、黄镇球两师，经过张、黄的暗中拉拢，已决定弃李投张，李济深一走，他们便能毫不费劲地把广东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过来。黄绍竑如果来广州，他们逮住他，作为人质，可以此收编驻韶关的黄旭初那一师桂军，广西便可传檄而定，囊括两广易如反掌。如果黄绍竑不来广州，那也不要紧，他那三个师不是张、黄军的对手。张、黄部队回粤之时，恰遇桂军韦云淞部在会昌一带被贺、叶军打得大败，他们便讥讽道：“前方第七军还可以同我们踢两下子，后方第七军就是豆泥 ！”
张发奎与黄琪翔对视了一下，没有说话，他们关心的是汪精卫快一点儿把李济深带走，倒并不怎么盼黄绍竑快一点儿来。汪精卫又看了一下手表，往香港的船再过一个多小时便要开了，看来，他是看不到黄绍竑自投罗网的这一幕好戏了。他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的，无法宁静。他考虑问题当然不同于张、黄的纯军事观点，目下对广西用兵，他没有孙中山当年那种有利的政治条件，即使军事上能击败黄绍竑的桂军，但即将占领两湖的李、白岂能坐视张、黄到广西去抄他们的家？汪精卫烦躁地摇着头。本来，他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个“一石两鸟”的行动是相当满意的。当他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去和李济深商量时，忧心忡忡地说道：
“任潮先生，蒋先生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打电来邀约我俩赴沪商谈解决党内纠纷问题。我看，他在电文中说：‘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话，是有道理的。”
李济深看了电报，他从全国和广东的形势来看，认为自己往上海一行，一可提高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二可利用蒋介石的影响说服汪精卫顾全大局，不要在广东开府。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便可把自己由目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善于观风测向，又能揣摸对方心态的汪精卫，马上判断出李济深对此并无反对之意，便仍忧心忡忡地叹道：
“任潮先生，目下广东各种矛盾百出，党政军各方都不平静，急需有人震慑，我看，你还是留在广州照应大局为好，由我去上海与蒋先生会商好了。”
李济深最担心的便是蒋、汪合谋，在广东开府，另搞一个局面与南京特委会抗衡。如果让汪精卫一个人去上海，汪与蒋勾结起来，将对他更为不利。同时，李、白和程潜正对两湖用兵。桂军精锐和湘军悉数西调，沪宁一带空虚，蒋介石突然于此时由日本回国，恐怕会有更大阴谋，对此，作为李、白的盟友和南京特委会的积极支持者，李济深不得不洞察。他当然知道，对广东大权虎视眈眈的张、黄，极有可能利用他离粤之机夺权。但李济深判断，张、黄向唯汪精卫马首是瞻，他既与汪同行赴沪，正可利用蒋介石说服汪不在广东开府，如此，则张、黄不致发生异动。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蒋极可能是盯着空虚的南京，而不是桂系势力范围之内的广东。汪如坚持在广东开府，必然要打乱蒋的全国计划，因此蒋不会同意张、黄在粤之举。再者，李济深手上握有相当实力，如果张、黄趁他赴沪之机在广州叛乱，他即可令在潮汕的陈济棠和闽西南的陈铭枢两师与在两阳的徐景唐师会同黄绍竑的桂军从东西两面夹击张、黄部队，就像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指挥东、西两路讨贼军讨伐叛徒陈炯明一样。他估计张、黄囿于利害后果，绝不敢轻举妄动。李济深经过深思熟虑后，便对汪精卫道：
“为了调和党内之纠纷，使孙总理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得以复归完整，我就与汪先生同往上海一行吧。”
李济深还告诉汪精卫，他将电召黄绍竑由南宁到广州来代理他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汪精卫听了不禁大喜过望，真是“天下事无独必有对”，汪精卫正怕黄绍竑不到广州投罗网，李济深却下一道命令要黄绍竑来代职，你说这事巧也不巧。原来，北伐后期，两广部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系统，统辖李济深的后方第四军和黄绍竑的后方第七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李济深既要到上海去，又对张、黄二人不放心，自然要请黄绍竑来广州坐镇了，不想，这正合汪精卫诱捕黄绍竑、篡夺两广政权之意。为了促黄来粤，汪精卫也以自己个人名义，给黄绍竑发了一个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请黄立即到广州晤面。汪精卫断定，有李济深和他这两个电报，黄绍竑一定会到广州来的。果然不久，便接到黄的复电，告以即来“聆教”，汪精卫又为自己“一石两鸟”的计划顺利进展而与陈公博、张发奎等高兴了一阵子。可是，左等右等，却并不见黄绍竑的踪影。汪精卫不由疑虑丛生，无论白天黑夜都派人守候在广州的几个码头，只要黄绍竑一到，便将他直接请到葵园来。可是，汪精卫派在码头守候的人由十四日守到十六日，既不见黄绍竑到来，又不见黄或因故而发来的电报。现在，离他与李济深上船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汪精卫已经失去信心，他最后一次看了一下表，便对张、黄吩咐道：
“密切注意黄季宽的动向，他如来广州，即行捕杀，军事上最好诱桂军入粤决战。”
汪精卫说罢，即命机要秘书陈春圃收拾行装，准备到码头上与李济深乘船同往香港，现在，他必须设法稳住李济深，使李能顺利... -->>
却说正当李宗仁、程潜指挥西征军向武汉逼近的时候，汪精卫在广州葵园他的公馆里急得坐卧不安。他倒并不是对唐生智特别厚爱，汪、唐之间，不过互相利用，貌合神离，汪精卫是无法驾驭拥兵自重的唐生智的，他的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张发奎与他的关系，远非唐生智和其他统兵将领之可比。
蒋介石未下台前，汪精卫曾策动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进攻南京。不想，当第二方面军进至九江、南昌后，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率部在南昌暴动。第十一军的残余部队则由师长蔡廷锴率领，离开张发奎，跑到福建重新投靠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第二方面军共有三个军，一下走掉了两个军，余下黄琪翔的第四军，势孤力单，东征既无力，退回武汉又不容于唐生智，张发奎急得直问汪精卫：“怎么办？怎么办？”汪精卫到底老谋深算，他不但要为张发奎今后着想，也得为自己打算，他想了半天，终于把那两条清秀的眉毛往上一挑，说道：“回广东老家继续革命！”汪精卫此计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他估计自己在武汉无所作为，迟早要离开，南京那边他无法插足，如今东征讨蒋又告失败，如果张发奎率部回广东，以实力控制两广，开府广州，号召四方，汪则大有可为。张发奎却从军事上领会汪的意图，他一拳打在大腿上，奋然而道：“对，我们回粤，李任公出于道义是不能阻挡的。目下，贺、叶军已放弃南昌，取道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发。李任公必倾粤省兵力，前往阻击，因此我等回粤正是千载一时之机。两虎相斗必有死伤，无论是李胜还是贺、叶胜，我们都可轻取对方，掌握广东政权。”
汪精卫听了仰头哈哈大笑，拍着张发奎的肩膀说道：“向华，你的军事策略与我的政治路线真是不谋而合。去吧，广东是属于我们的！”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
张发奎见贺龙、叶挺以破竹之势直趋广东，先后在赣南会昌一带击败钱大钧的两个师和桂军韦云淞部六个团，李济深急调陈济棠、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这时广州驻军已抽调一空，毫无防守力量了。张发奎遂令黄琪翔率第四军沿赣江南下，进入粤北的南雄、韶关，随后毫无阻拦地进入了广州。
十月七日，张发奎由广州来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汪精卫见武汉西征军溯江而上，唐生智部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且难免一败，当即应张发奎之请，由汉口乘船到上海后，发表谈话，指责南京方面进行西征乃背信弃义之举，然后径赴广州。汪精卫到广州后，欲依靠张发奎、黄琪翔的实力，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李、何、白把持的南京政府相对抗。张、黄一向是拥汪的，对此极表赞成。但是，广东党政军的首脑是李济深，广西党政军的首脑是黄绍竑，李与桂系向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黄则是桂系中第二号人物，有此二人在两广坐镇，汪精卫和张、黄的阴谋如何能得逞呢？
汪精卫每日在葵园运筹苦思，任凭他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都倒出来，扒拉半天，也拣不出一件足可对付李、黄的妙计。张发奎与黄琪翔到底是两员虎将，一向喜欢来硬的。他们手下有三个主力师和两个直属团，全是能征惯战的官兵，向有“铁军”之称号，很是瞧不起李济深留在广东的陈济棠、徐景唐和新编的薛岳、黄镇球等四个师。到广州不久，张发奎和黄琪翔便不顾老长官的面子，硬逼着李济深改组广东省政府。李济深虽然内心气愤，但为了不致发生火并，忍气吞声将省政府中的财政厅长冯祝万、建设厅长曾养甫、教育厅长朱家骅、农工厅长马超俊、军事厅长徐景唐、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等均予撤免，换上了汪精卫、张发奎的亲信接任。张发奎亲自兼任军事厅长一职。张、黄得寸进尺，向老长官李济深步步进逼，在两军调整番号的会议上，弄得李济深几乎下不了台。原来，张、黄的部队与李济深的部队番号都是第四军，官兵又多是广东人，因而经常发生误会。双方便开会商议调整部队番号。会上有某中立人士出来讲公道话，他说：“李任公原是第四军军长，张、黄都是任公的部属，建议以任公现在的部队为第四军，张、黄军为新编第四军。”话音未落，张发奎便敲着桌子，斥责道：“你懂个屁！第四军是由第一师扩编的，论资格，我比李任公先到第一师当差，历史比李久，我军应该为第四军。李军为新编第四军。”
率军回粤的张发奎
李济深见张发奎气焰嚣张逼人，早想以老长官的资格，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他咬了咬牙，把气忍下去了。他是个很有涵养的人，喜怒皆不形之于色，能含耻忍辱，以柔克刚。因此，对于张、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以长者姿态待之，表面上不气不怒，显得宽宏大度。他知道，目下李、白正对两湖用兵，只要桂军进入湖南，张、黄便将三面受敌，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前方第四军这支劲旅，将仍回到他的麾下来，张、黄除了重新听他驱使之外，便只有放洋出国一途了。李济深从开会时起，一直是微微闭着双眼的，仿佛是在佛堂打坐参禅一般。张发奎说出那番蛮横无理之话后，他才慢慢睁开双眼，平平静静地说：
“向华（张发奎字向华）的部队，就要第四军的番号吧，我的部队改称新四军好了！”
对于李济深忍辱负重的做法，与会者无不惊异。李济深说完话，又微微地闭上了双眼，好像重新“入定”一般，直到散会，始终未再发一言。张发奎、黄琪翔本想以种种手段刺激李济深，使其发怒，以刀兵相见，从而用武力统一广东，使汪精卫得以在广东开府。他们当然知道，李、白的桂军和程潜的湘军正向武汉进发，一旦他们占领两湖，便使李济深和黄绍竑有了坚强的后盾，到那时，张、黄不但抓不到广东大权，恐怕还得听从李济深的摆布。汪精卫既不能在广州开府，则张、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毫无出路。可是，任凭张、黄如何采取过激行动，李济深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干脆闭上双眼，总之，李济深一味退让回避，使张、黄无从下手。张、黄二人虽对广东垂涎三尺，但又碍着李济深这位老长官的面子，不敢公开动武。事情便一直这样僵持了下去，广州上空笼罩着一片密云不雨般沉闷的政治气氛。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张发奎、黄琪翔看到了唐生智下野的通电，急得忙去葵园找汪精卫。
坐镇广州的李济深
“汪主席，唐孟潇从武汉跑了，我们怎么办？”
汪精卫在客厅里乱转着，一时抓耳挠腮，一时左顾右盼。他和张、黄一样，对此毫无办法可想。难道老天爷对他竟这般苛刻么？武汉他站不住，南京他进不去，广州他得不到！他用手紧紧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希望能奇迹般地想出一个办法，碰上一个机会，改变眼前这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我们不能再白白地等下去了！”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见汪一筹莫展，赶忙过来献计道，“必须用暗杀手段，除掉李济深，使李军群龙无首，然后将其各个击破，从而收编他们的队伍，这样便可在李、白的西征军进入湖南之前，控制广东。”
“不可！不可！”张发奎、黄琪翔忙摇头摆手反对，“李是我们多年的上司，道义上不能加以杀害。若下此毒手，杀戮上官，我们还有何面目以对袍泽？这种事无论如何干不得！”
汪精卫也摇了摇头说道：“这样做，会丧失人心的，政治上的损失太大，划不来！”
对李济深既不能硬打，又不能暗杀，怎么办呢？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四人，在客厅里坐立不安，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陈春圃忽然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汪精卫。汪接过电报一看，见这份电报乃是刚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在上海给他打来的，蒋请汪于近日偕李济深来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汪精卫看了这个电报，竟立时喜得手舞足蹈起来，连连对张发奎等说：
“办法有了！办法有了！”
“汪主席有何好办法？”张、黄忙问。
汪精卫颇为得意地扬着手里的电报说：“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了，来电请我赴沪商谈合作问题，并准备在沪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他要我偕任潮一同前往。我与任潮走后，你们即可在广州发动大举！”
“对对对！”张、黄二人摩拳擦掌，“只有待李任公走后，我们才放得开手脚来干！”
“广西的那个黄季宽呢？他要是见我们在广州抄了李任公的家，岂肯罢休？”陈公博望着汪精卫和张、黄说道。
“溯西江而上，步中山先生之后尘，直捣桂系老巢！”张发奎一不做二不休地说道。
“此乃下策！”汪精卫摆了摆手，“我们在广东尚未坐稳，便挥师入桂，战争如旷日持久，到头来落个鸡飞蛋打那就划不来了。”
“还是汪主席看得远！”陈公博郑重地点头说道。
汪精卫把两只手插在西装口袋里，在客厅内踱来踱去，好一会儿，才说道：
“送李迎黄，一石二鸟！”
“汪主席能把黄季宽请到广州来吗？”张发奎信心不足地说道，“桂系三巨头，除李德邻为人忠厚一些外，白健生比狐狸还精，黄季宽比泥鳅还滑，只怕他不肯上当前来送死。”
汪精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黄季宽肯定会自投罗网！”
“啊？”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对汪精卫如此断言，都不免有些惊诧不解。
汪精卫踱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壁橱前，从里边拿出一只精致的花瓶，用欣赏的眼光瞧了瞧，然后哈哈笑道：
“曾听先祖说过，从前有位颇有眼力的古董商，与我家有世仇，当他打探得我家有一只极有收藏价值的梅瓶时，竟不顾危险化装到我家来一观这只梅瓶。”
汪精卫放好那只花瓶，接着说道：“诸位知道，民国以来十余年的历史，新、老桂系，何时不用馋眼盯着广东这块肥肉。老桂系陆荣廷在广东搜刮了好多年，连中山先生都受尽了他们的气。如今，新桂系又将手脚伸进广东，他们驻军韶关，陈兵西江，每月由广东攫取四十万元的银饷，对广东的事情，他们和广西一样关心。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投其所好，只要略施小计，不怕那只狡猾的泥鳅不上钩。”
汪精卫接着便把他的“送李迎黄，一石两鸟”的妙计，向张发奎、黄琪翔和陈公博具体说了。汪精卫的口才本来就极好，政治上又善谋划，当下便把这个政治阴谋说得天衣无缝，使张、黄、陈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一月十六日，汪精卫在葵园他的公馆里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密商大计。汪精卫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他一会儿看看腕上的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又起立毫无目的地踱一小阵步，还不时走到那壁橱前瞅一瞅那只古老的梅瓶。临大事沉不住气，这是汪精卫最大的毛病。当年，他和俞培伦、黄复生等入京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在北京鸦儿胡同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附近人家的狗叫了几声，汪便沉不住气了，以致事败被捕，一个策划得很好的壮举可惜没有能够成功。每次重大事件，他虽然都能很好地进行策划，但事到临头，他不是心虚，便是急躁，总是神魂不定的样子。也许，这正是他不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缘故吧，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比他强多了。
张、黄二将，到底是“铁军”将领，他们的气
质与汪精卫、陈公博截然不同，他们把诱捕黄绍竑看作是一项秘密的军事行动，在敌手还没有上钩前，他们毫不气馁，信心十足而又稳稳当当地等待着，直到逮住对方为止。
“再过两小时，汪主席便要和李任潮上船到香港转往上海去了。看来，那条狡猾的泥鳅，不会到广州来送死了！”陈公博把怀表摸出来看了看，泄气地说道。
汪、陈二人的举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张、黄的情绪，毕竟时间只剩下两小时了，而黄绍竑给汪精卫的电报，只是说：“来电奉悉，即前往聆教。”他没有说明动身的时间，这只“泥鳅”很可能在玩什么花招。但张、黄二人对黄绍竑现时是否来广州，倒并不怎么介意，他们只要求汪精卫把李济深骗往上海就行了，李济深一走，他们便可放开手脚大干，陈济棠和徐景唐那两师人马，根本不是张、黄“铁军”的对手。李济深新编的薛岳、黄镇球两师，经过张、黄的暗中拉拢，已决定弃李投张，李济深一走，他们便能毫不费劲地把广东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过来。黄绍竑如果来广州，他们逮住他，作为人质，可以此收编驻韶关的黄旭初那一师桂军，广西便可传檄而定，囊括两广易如反掌。如果黄绍竑不来广州，那也不要紧，他那三个师不是张、黄军的对手。张、黄部队回粤之时，恰遇桂军韦云淞部在会昌一带被贺、叶军打得大败，他们便讥讽道：“前方第七军还可以同我们踢两下子，后方第七军就是豆泥 ！”
张发奎与黄琪翔对视了一下，没有说话，他们关心的是汪精卫快一点儿把李济深带走，倒并不怎么盼黄绍竑快一点儿来。汪精卫又看了一下手表，往香港的船再过一个多小时便要开了，看来，他是看不到黄绍竑自投罗网的这一幕好戏了。他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的，无法宁静。他考虑问题当然不同于张、黄的纯军事观点，目下对广西用兵，他没有孙中山当年那种有利的政治条件，即使军事上能击败黄绍竑的桂军，但即将占领两湖的李、白岂能坐视张、黄到广西去抄他们的家？汪精卫烦躁地摇着头。本来，他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这个“一石两鸟”的行动是相当满意的。当他拿着蒋介石的电报去和李济深商量时，忧心忡忡地说道：
“任潮先生，蒋先生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打电来邀约我俩赴沪商谈解决党内纠纷问题。我看，他在电文中说：‘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话，是有道理的。”
李济深看了电报，他从全国和广东的形势来看，认为自己往上海一行，一可提高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二可利用蒋介石的影响说服汪精卫顾全大局，不要在广东开府。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便可把自己由目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善于观风测向，又能揣摸对方心态的汪精卫，马上判断出李济深对此并无反对之意，便仍忧心忡忡地叹道：
“任潮先生，目下广东各种矛盾百出，党政军各方都不平静，急需有人震慑，我看，你还是留在广州照应大局为好，由我去上海与蒋先生会商好了。”
李济深最担心的便是蒋、汪合谋，在广东开府，另搞一个局面与南京特委会抗衡。如果让汪精卫一个人去上海，汪与蒋勾结起来，将对他更为不利。同时，李、白和程潜正对两湖用兵。桂军精锐和湘军悉数西调，沪宁一带空虚，蒋介石突然于此时由日本回国，恐怕会有更大阴谋，对此，作为李、白的盟友和南京特委会的积极支持者，李济深不得不洞察。他当然知道，对广东大权虎视眈眈的张、黄，极有可能利用他离粤之机夺权。但李济深判断，张、黄向唯汪精卫马首是瞻，他既与汪同行赴沪，正可利用蒋介石说服汪不在广东开府，如此，则张、黄不致发生异动。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蒋极可能是盯着空虚的南京，而不是桂系势力范围之内的广东。汪如坚持在广东开府，必然要打乱蒋的全国计划，因此蒋不会同意张、黄在粤之举。再者，李济深手上握有相当实力，如果张、黄趁他赴沪之机在广州叛乱，他即可令在潮汕的陈济棠和闽西南的陈铭枢两师与在两阳的徐景唐师会同黄绍竑的桂军从东西两面夹击张、黄部队，就像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指挥东、西两路讨贼军讨伐叛徒陈炯明一样。他估计张、黄囿于利害后果，绝不敢轻举妄动。李济深经过深思熟虑后，便对汪精卫道：
“为了调和党内之纠纷，使孙总理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得以复归完整，我就与汪先生同往上海一行吧。”
李济深还告诉汪精卫，他将电召黄绍竑由南宁到广州来代理他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汪精卫听了不禁大喜过望，真是“天下事无独必有对”，汪精卫正怕黄绍竑不到广州投罗网，李济深却下一道命令要黄绍竑来代职，你说这事巧也不巧。原来，北伐后期，两广部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系统，统辖李济深的后方第四军和黄绍竑的后方第七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李济深既要到上海去，又对张、黄二人不放心，自然要请黄绍竑来广州坐镇了，不想，这正合汪精卫诱捕黄绍竑、篡夺两广政权之意。为了促黄来粤，汪精卫也以自己个人名义，给黄绍竑发了一个电报，说有要事相商，请黄立即到广州晤面。汪精卫断定，有李济深和他这两个电报，黄绍竑一定会到广州来的。果然不久，便接到黄的复电，告以即来“聆教”，汪精卫又为自己“一石两鸟”的计划顺利进展而与陈公博、张发奎等高兴了一阵子。可是，左等右等，却并不见黄绍竑的踪影。汪精卫不由疑虑丛生，无论白天黑夜都派人守候在广州的几个码头，只要黄绍竑一到，便将他直接请到葵园来。可是，汪精卫派在码头守候的人由十四日守到十六日，既不见黄绍竑到来，又不见黄或因故而发来的电报。现在，离他与李济深上船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汪精卫已经失去信心，他最后一次看了一下表，便对张、黄吩咐道：
“密切注意黄季宽的动向，他如来广州，即行捕杀，军事上最好诱桂军入粤决战。”
汪精卫说罢，即命机要秘书陈春圃收拾行装，准备到码头上与李济深乘船同往香港，现在，他必须设法稳住李济深，使李能顺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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