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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质量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纔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伧肮脏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们,但很快惊醒,万万不能。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王争王争,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围的眼神立即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他却撤离了生命的前沿,必然会快速地在交际酬酢中自沈自埋。诱惑那么强烈而坚持又那么困难,因此他必须穿起盔甲。他与贵族们格格不入的脾气、形貌、口气、衣着,就是他自卫的盔甲,一旦脱卸立即致命。
这样当然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这些人未必是贵族却是听众,他实在不想对他们也防范森严,但又怎么区分此间界线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恼。
如雄狮般暴烈的他,有时柔声细气。我读到过他的一句内心独白:“尽管野性难驯,但我内心本善。”
难驯的野性也会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语,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警策。他已经看出了反抗、自卫、自恃的峻厉,很可能会与善良产生矛盾,不仅会掩盖善良,而且也会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伟大,便与此有关。
伟大的音乐再加上善良的内心,贝多芬其实已经圆满。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质量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纔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伧肮脏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们,但很快惊醒,万万不能。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王争王争,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围的眼神立即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他却撤离了生命的前沿,必然会快速地在交际酬酢中自沈自埋。诱惑那么强烈而坚持又那么困难,因此他必须穿起盔甲。他与贵族们格格不入的脾气、形貌、口气、衣着,就是他自卫的盔甲,一旦脱卸立即致命。
这样当然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这些人未必是贵族却是听众,他实在不想对他们也防范森严,但又怎么区分此间界线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恼。
如雄狮般暴烈的他,有时柔声细气。我读到过他的一句内心独白:“尽管野性难驯,但我内心本善。”
难驯的野性也会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语,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警策。他已经看出了反抗、自卫、自恃的峻厉,很可能会与善良产生矛盾,不仅会掩盖善良,而且也会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伟大,便与此有关。
伟大的音乐再加上善良的内心,贝多芬其实已经圆满。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