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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但是，在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说辞的背后，却是用战争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化国内危机，并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和独占性的产品市场的极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冈洋右被任命为近卫内阁的外相，从此主导日本外交，将其扩张理论运用于实践。日本政府不仅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侵略同盟关系，还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光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许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为了更快组建“大东亚共荣圈”、摆脱外务省对军部的牵制，东条英机决意创设“大东亚省”以取代外务省，专责统治“大东亚地域”内的各国的一切事务，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高行政机关。
在讨论大东亚省设置案时，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认为，大东亚省的成立，将使日本外交二元化，并促使亚洲各国有变为殖民地的威胁。东条英机回答说：“为完成战争上的必要，必须力求大东亚诸国、诸民族的协助。对支那等国的关系，犹如家长与家族的关系，所谓贡献，就是意味着尽其力，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枢密顾问官小幡酉吉是对华交涉的元老，认为“大东亚省”的设置将导致外交上的困难。东条英机大为愤懑，对其挥起拳头说：“大东亚圈没有外交！”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十一月一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官制，设置大东亚大臣，行政机构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支那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确立东亚占领地域的政治一体化及战争协力体制。
出席这次会议的首脑，除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以外，还有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拉乌雷尔、缅甸首相巴莫以及所谓“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
大东亚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由此日本安排和改组了大东亚殖民体系。会后，汪精卫声称：“大东亚会议是纯为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各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深望重庆方面极加反省，将毅然来归，共为东亚之同志。”
日本建构的“大东亚共荣圈”真是为了扶助亚洲各国获得解放吗？真是为了帮助亚洲各族人民争取自由与平等吗？
在亚洲各国，日本占领军不仅实施了残酷的屠杀，而且疯狂掠夺各种物资和资源。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将支持中国大陆抗战的“敌性华侨剔出处断”约二十万华侨被捕，数万华侨被杀害，鲜血染红了马六甲海峡。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创设了南方开发金库，发行军票强购占领区的金融。越南、泰国、缅甸四产稻米的主要地区，但是所生产的大米几乎全被日军征为军粮，使得当地农民食不裹腹。仅从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越南农民因为缺粮而饿死的，据推测达两百万左右。
在“大东亚互助共荣”的口号下，为加强日本国内的军需生产，日军从中国、朝鲜等国强迫征用奴隶劳工，在本地或到日本如牛马般地工作。为提高日军的士气，从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强制征用所谓的“从军慰安妇”以供官士寻欢作乐。为充实军费，日军大量发行如废纸般的军票及“南方开发金库券”勒索东南亚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深受其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仍然牢记在心。
对于重新融入亚洲，日本至今没有拿出亚洲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和平宪法。天皇从绝对君主变成“国家与国民统合象征”的立宪制天皇，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日本国民在历史上初次得到了基本人权宣言的保证与保护。其中，宪法第九条庄严承诺：基于正义与秩序，诚意维持国际和平，永久放弃战争。为此，日本不组建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只有专事守卫的自卫队。基于这部宪法，日本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和平国家。
然而，这一和平原则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日本国内某些企图恢复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政治势力频频的攻击。某些日本政客更是利用一切可能，试图废除宪法第九条，摆脱其制约与束缚。
一九八零年，日本在国防白皮书中扬言，要保护经济果实，日本必然要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要继续维持科技、经济的领先地位，日本必然要重申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为其国防生命线。
“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史观，既源于日本穷兵黩武的历史传统，也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有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天性，不过这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悦。”明治年间的启蒙运动，提倡民主主义，却更重视国家主义；推崇理性，却更讲究实用；吸取西方思想，却主要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近年来，某些自称“爱国”的学者拒绝使用美国史学界提出的“太平洋战争”的说法，他们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口口声声说这是维护日本国民的荣誉和尊严。在究竟是“大东亚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别背后，涌动着一种危险的潮流和趋势。它警告善良的人们：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大东亚的迷梦并没有完全破灭。
更加可怕的是，保守派学者谈论那段历史时，俨然以亚洲的解放者和恩人自居。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在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的起因的演讲中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被称为军国日本，但是军国日本与西方势力的入侵进行了斗争。与西方势力入侵进行斗争是日本的命运，也是日本拯救亚洲国家的使命，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这种命运相抗争，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那么东南亚的国家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如此看来，大东亚战争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战争，而且，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场命运之战，同时也是使命之战。”
一九八七年，日本内阁首次突破长期以来防务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实现了二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跨出国门的战略目标。后来，日本负担了所有军费的四分之一。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制定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出多艘军舰前往印度洋，并热衷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射间谍卫星等军事计划。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向内阁提交了二零零三年度防卫白皮书，其中首次将向海外派兵作为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为日本政府制定一项“恒久法律”、以便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提供了铺垫。
近年来，日本军费一直居高不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二零零三财政年度，日本的防务支出预计达到四百一十亿美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日本投入一百三十七亿日元用于导弹防御研究。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在预算中增加了十九亿日元用于测试新的反导系统。
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问题不是日本会不会重新武装，而是日本将武装到什么程度和为了什么目的。”
就军备质量而言，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日本拥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水面舰队，它的全部战舰几乎都是最近十五年建造起来的，装备了高度先进的技术。日本拥有建造、支持和管理航空母舰的技术。日本的空军实现了现代化，主力战机为与美国共同研制
的军用喷气机f—2。在九十年代，日本就拥有了先进的电子战装备，如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飞机。日本还研制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组成部分，往远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只需几个月就行了。近年来，日本一些政要甚至放风说，日本不必再坚持“无核三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组建了一个以强硬派著称的内阁。在小泉的新班底里，自民党内的“新三梯队”、“政策新人类”的少壮派提前浮出水面。安倍晋三、茂木敏充、石原伸晃等人以“新保守主义者”自居，对内政策强调加强国营事业民营化、削减社会福利，对外重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争取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支持修宪、海外派兵、自卫队更名，寻求使日本“普通国家化”
昨天，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和血腥屠杀，让亚洲人民感到震惊和仇恨；今天，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野心膨胀，则让亚洲人民感到忧虑和愤怒。日本不是不能成为“普通国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成为普通国家之前，日本必须自觉地清理自身的历史垃圾。在这方面，德国为日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不是我们不信任日本，而是日本不给我们信任它的任何理由。不是我们故意纠缠于当年的历史细节，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依然让我们怀疑和不安。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乔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从来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日本一天不放弃以自己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一天不确立它在亚洲和世界的真实定位，我们一天就也不能对它掉以轻心。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心中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肩上必须负荷的一道闸门。
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但是，在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说辞的背后，却是用战争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化国内危机，并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和独占性的产品市场的极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冈洋右被任命为近卫内阁的外相，从此主导日本外交，将其扩张理论运用于实践。日本政府不仅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侵略同盟关系，还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光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许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为了更快组建“大东亚共荣圈”、摆脱外务省对军部的牵制，东条英机决意创设“大东亚省”以取代外务省，专责统治“大东亚地域”内的各国的一切事务，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高行政机关。
在讨论大东亚省设置案时，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认为，大东亚省的成立，将使日本外交二元化，并促使亚洲各国有变为殖民地的威胁。东条英机回答说：“为完成战争上的必要，必须力求大东亚诸国、诸民族的协助。对支那等国的关系，犹如家长与家族的关系，所谓贡献，就是意味着尽其力，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枢密顾问官小幡酉吉是对华交涉的元老，认为“大东亚省”的设置将导致外交上的困难。东条英机大为愤懑，对其挥起拳头说：“大东亚圈没有外交！”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十一月一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官制，设置大东亚大臣，行政机构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支那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确立东亚占领地域的政治一体化及战争协力体制。
出席这次会议的首脑，除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以外，还有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拉乌雷尔、缅甸首相巴莫以及所谓“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
大东亚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由此日本安排和改组了大东亚殖民体系。会后，汪精卫声称：“大东亚会议是纯为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各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深望重庆方面极加反省，将毅然来归，共为东亚之同志。”
日本建构的“大东亚共荣圈”真是为了扶助亚洲各国获得解放吗？真是为了帮助亚洲各族人民争取自由与平等吗？
在亚洲各国，日本占领军不仅实施了残酷的屠杀，而且疯狂掠夺各种物资和资源。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将支持中国大陆抗战的“敌性华侨剔出处断”约二十万华侨被捕，数万华侨被杀害，鲜血染红了马六甲海峡。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创设了南方开发金库，发行军票强购占领区的金融。越南、泰国、缅甸四产稻米的主要地区，但是所生产的大米几乎全被日军征为军粮，使得当地农民食不裹腹。仅从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越南农民因为缺粮而饿死的，据推测达两百万左右。
在“大东亚互助共荣”的口号下，为加强日本国内的军需生产，日军从中国、朝鲜等国强迫征用奴隶劳工，在本地或到日本如牛马般地工作。为提高日军的士气，从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强制征用所谓的“从军慰安妇”以供官士寻欢作乐。为充实军费，日军大量发行如废纸般的军票及“南方开发金库券”勒索东南亚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深受其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仍然牢记在心。
对于重新融入亚洲，日本至今没有拿出亚洲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和平宪法。天皇从绝对君主变成“国家与国民统合象征”的立宪制天皇，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日本国民在历史上初次得到了基本人权宣言的保证与保护。其中，宪法第九条庄严承诺：基于正义与秩序，诚意维持国际和平，永久放弃战争。为此，日本不组建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只有专事守卫的自卫队。基于这部宪法，日本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和平国家。
然而，这一和平原则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日本国内某些企图恢复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政治势力频频的攻击。某些日本政客更是利用一切可能，试图废除宪法第九条，摆脱其制约与束缚。
一九八零年，日本在国防白皮书中扬言，要保护经济果实，日本必然要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要继续维持科技、经济的领先地位，日本必然要重申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为其国防生命线。
“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史观，既源于日本穷兵黩武的历史传统，也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有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天性，不过这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悦。”明治年间的启蒙运动，提倡民主主义，却更重视国家主义；推崇理性，却更讲究实用；吸取西方思想，却主要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近年来，某些自称“爱国”的学者拒绝使用美国史学界提出的“太平洋战争”的说法，他们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口口声声说这是维护日本国民的荣誉和尊严。在究竟是“大东亚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别背后，涌动着一种危险的潮流和趋势。它警告善良的人们：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大东亚的迷梦并没有完全破灭。
更加可怕的是，保守派学者谈论那段历史时，俨然以亚洲的解放者和恩人自居。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在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的起因的演讲中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被称为军国日本，但是军国日本与西方势力的入侵进行了斗争。与西方势力入侵进行斗争是日本的命运，也是日本拯救亚洲国家的使命，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这种命运相抗争，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那么东南亚的国家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如此看来，大东亚战争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战争，而且，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场命运之战，同时也是使命之战。”
一九八七年，日本内阁首次突破长期以来防务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实现了二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跨出国门的战略目标。后来，日本负担了所有军费的四分之一。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制定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出多艘军舰前往印度洋，并热衷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射间谍卫星等军事计划。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向内阁提交了二零零三年度防卫白皮书，其中首次将向海外派兵作为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为日本政府制定一项“恒久法律”、以便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提供了铺垫。
近年来，日本军费一直居高不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二零零三财政年度，日本的防务支出预计达到四百一十亿美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日本投入一百三十七亿日元用于导弹防御研究。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在预算中增加了十九亿日元用于测试新的反导系统。
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问题不是日本会不会重新武装，而是日本将武装到什么程度和为了什么目的。”
就军备质量而言，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日本拥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水面舰队，它的全部战舰几乎都是最近十五年建造起来的，装备了高度先进的技术。日本拥有建造、支持和管理航空母舰的技术。日本的空军实现了现代化，主力战机为与美国共同研制
的军用喷气机f—2。在九十年代，日本就拥有了先进的电子战装备，如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飞机。日本还研制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组成部分，往远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只需几个月就行了。近年来，日本一些政要甚至放风说，日本不必再坚持“无核三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组建了一个以强硬派著称的内阁。在小泉的新班底里，自民党内的“新三梯队”、“政策新人类”的少壮派提前浮出水面。安倍晋三、茂木敏充、石原伸晃等人以“新保守主义者”自居，对内政策强调加强国营事业民营化、削减社会福利，对外重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争取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支持修宪、海外派兵、自卫队更名，寻求使日本“普通国家化”
昨天，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和血腥屠杀，让亚洲人民感到震惊和仇恨；今天，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野心膨胀，则让亚洲人民感到忧虑和愤怒。日本不是不能成为“普通国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成为普通国家之前，日本必须自觉地清理自身的历史垃圾。在这方面，德国为日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不是我们不信任日本，而是日本不给我们信任它的任何理由。不是我们故意纠缠于当年的历史细节，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依然让我们怀疑和不安。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乔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从来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日本一天不放弃以自己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一天不确立它在亚洲和世界的真实定位，我们一天就也不能对它掉以轻心。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心中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肩上必须负荷的一道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