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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咐、荔枝蜜茶花赋、海财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精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倡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阳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阳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意，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阳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烧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夹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辩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连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钟学语文备课手删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打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打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推心的创痛。
王小波与往爱描写
——戴“有色”眼镜的吴小如先生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文艺报上读到吴小如先生的一篇奇文研卷无益王小波，禁不住自己也想说点什么。尽管吴小如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小如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王小波的情金时代为例，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ài的细致描绘。”这究竟是王小波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在文革的浩劫中，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扭曲了。写那个“黄金时代”还写“纯真的爱情”要么是为虎作怅，要么是虚伪矫情。王小波写性又不仅仅为写性，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试图找出“人们何以扭曲”的答案。帕斯卡尔说过：“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像黄金时代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一样，只有在认可“破鞋”的身份后，才获得性爱的权力。王小波揭示了人在弃置人性的过程中表露的真实性。显然，吴小如没有读懂，他只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读，思路自然干净利索：你描写性爱场面——你写黄色书籍——黄色书籍开卷无益。这样的推论，倘若由初识文字的人来作出，当然无可厚非。但吴老这样的博学鸿儒，也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利，为‘城见”所左右，那实在令人遗憾。
紧接着，吴老开始定罪状了：“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语气好像是法院的判决书，杀气腾腾；又像文革时的社论，图穷匕见，这哪里是批评家讨论问题的语气呢？
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年轻人是否在用王小波的小说在进行“性启蒙”？我想，吴老与年轻人是隔膜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隔膜。在如此隔膜的情形下，站出来充当年轻人的代言人、保护者，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就在吴先生居住的中关村的大街上，有许多的人在推销“带色”的光盘。刚打发走一个，另一个又凑上来，压低嗓音问：“要毛片吗？”可以说，有电脑的年轻人，很少没有看过毛片的。近来网络上的色情内容也如洪水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波的几本小说中的几段性描写算得了什么呢？年轻人们才不以为然呢。可惜吴先生宛如“不知有汉，无论槐晋”的桃源中人，对外面的世界仿佛一无所知，一看到有性描写的段落，便担心起年轻人的健康成长来。其实，看毛片的新一代青年们，比古代那些“纯洁”的祖先们要健康得多。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的生活是纯洁的，他们既没有毛片看，也没有王小波的小说读，吴老想来很欣赏。那个时期，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少女，从她生下来的那天起，直到由父亲陪她去教堂，然后与丈夫同时离开婚礼的圣坛，她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经过人为把持和严密消毒的环境里的。她们的穿着要说是异常的讲究，不如说是异常的拘束：腰间紧紧束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身胸衣；脖颈上的衣领扣得又高又紧，直到下颚，卡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下身鼓起的肥大裙子，有如一只倒置的香槟酒杯，穿的人想要稍稍快一点移动脚步是非常困难的；精心设计的发型，高高耸起，还有摇摇晃晃、闪闪发光的珠宝头饰。这就强迫人无论是走或是坐，都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可多动；此外，少女的全身，全部都被裹在服装里头，不但两脚是盖得严严的，两只手也始终捂在手套里，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一身白色的长衬衣。
除此之外，时代还通过外在的手段来控制女子。决不让她们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离开家门一步。她们读的书，不用说，都是经过检查的，就连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节本”或“治本”圣经，里面涉及到人类本性爱情的“雅歌”等篇章都已删去。而且，即使是同性之间的交往，没有人在旁也是不允许的，连平时的说话、写信用语上也得竭力避开与性有关的词汇，以至可笑到连“裤子”这个词也不敢说，而用“下装”或者“难以启齿之物”来代替。这样一方面是压抑自然的性欲求，一方面是对“道德观念”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这种社会，是否比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正常、更加高尚呢？
古代中国“纯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王凝妻李氏，丈夫卒于官，李氏携幼子负骸以归。过开封，国旅费用尽，旅舍主人不与其宿。适天喜，李氏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激日：‘戏为妇人，不能守节，此手为人所执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断其臂。开封尹闻之，厚恤李氏，而符其主人。
高行，梁之节妇，荣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日：“妇人之义，一瞧不改。老死而贪生，弃义而从利，何以为人？”乃援镜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余之人，殆可释矣。”相以报王，胜之日“高行”
两位纯洁的女性，是不屑读王小波开卷无益的黄书的。她们可算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痛恨“乱搞男女关系”的吴老，应当花点精力以她们的事迹为蓝本写几个剧本出来，使之传唱后世，永垂不朽。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天将塌地将崩的时代，一切规矩全乱了，大街上处处可见楼搂抱抱的男女，成何体统？
我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有没有必要替年轻人担忧？年轻人是那么容易受王小波小说“教唆”的吗？
从大禹时代，我们便明白了一个道理：治水“堵”不如“疏”对性的态度也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从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黎民百姓，都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患上痛病的青年男女不计其数。而古代中国，贞女节妇的名单背后有多少血泪呢？
应该说，现代青年是幸福的，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对性，他们也持有更朴实健康的观念。回想起20年代“性博士”张竞生探讨性问题受围攻的历史来，我认为时代不是退步了，而是大大的进步了。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因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xìng交，xìng交不等于爱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被斥为“衣冠禽兽”不得不负发出国。如果是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作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的。
自以为是地替年轻人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王小波没有“教唆”他们的本齐；同样，吴小如也没有对他们指手画脚的资格。鲁迅曾痛斥那些以“导师”的身份自居的人，青年的道路是青年入自己来走的，他们会选择，会尝试，会改正，会前进，不要以为痴长了些年岁，便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看的书籍、电影和喜欢的娱乐方式。“你们”与“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否则人类也就不可能有“进化”了。
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入）担忧，实在是把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青年本是多变，记得80年代初，很多人都为当时某些青年喜欢戴蛤模眼镜而痛心疾首，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人自己也不戴了，即使有个别人戴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一要相信青年，二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我为钱理群先生的这两个基本信念而叫好，同时也想把它们转赠给吴小如先生。把人何必忧天塌呢？青年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他们自会“拿来”并抛弃那些无益的东西。老一辈人可以给出一些善意的建议，但切忌下“必须服从”的命令。
再把问题推进一步：作为一名知识人，应当对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持怎样的态度？吴小如痛斥道：“一家出版社究竟靠什么样的畅销书来赢利、发财？一家书店究竟要把什么样的书卖给读者才算符合职业道德？”我想以同样的方式问吴老：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一个戏曲研究者，如何面对那些有性爱内容的研究对象？
诗经召就有这样的句子：‘市女怀春，吉上诱之。舒舒脱脱兮！无感我帆兮！无使犬也吠！”末尾三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你慢一点，别那么猴急嘛！别拉我的裙嘛！别把狗弄得叫起来，会让别人听见的！顾颔刚曾说：“这明明是一个女人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秦观名作称庭芳有：“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牺厢记）写张生与雀鸟营幽会时，有一句“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地解”梅兰芳唱的（坏女孩）中也有“小小香吻已张开，小小钮扣已松开”的歌词。红楼梦中则有“女儿乐”一类的打油诗。吴老是推崇诗经、唐诗宋词、西厢、红楼以及梅兰芳大师的，但对于这些“王小波化”的倾向如何解释呢？可惜他不是孔子，有“删诗”的资格；也不是新闻检查官，有“开天窗”的权力。
要是对性描写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么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便会存在严重的障碍，所谓“道学家见淫”是也。把性看作恶的、丑的，这是一种变态的观念。鲁迅先生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生活既不合自然，心态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惜，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节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书：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合动着缺憾之感的。”这便是道学家的本质。高姿态是缘于“低欲望”的。
道学家成不了文学欣赏者和批评者。道学家以“刻薄之心’现物，所见皆淫。而一名理性与情感都健康的现代知识者，最忌“泛道德主义”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下，所有的判断都是偏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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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咐、荔枝蜜茶花赋、海财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精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倡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阳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阳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意，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阳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烧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夹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辩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连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钟学语文备课手删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打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打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推心的创痛。
王小波与往爱描写
——戴“有色”眼镜的吴小如先生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文艺报上读到吴小如先生的一篇奇文研卷无益王小波，禁不住自己也想说点什么。尽管吴小如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小如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王小波的情金时代为例，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ài的细致描绘。”这究竟是王小波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在文革的浩劫中，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扭曲了。写那个“黄金时代”还写“纯真的爱情”要么是为虎作怅，要么是虚伪矫情。王小波写性又不仅仅为写性，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试图找出“人们何以扭曲”的答案。帕斯卡尔说过：“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像黄金时代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一样，只有在认可“破鞋”的身份后，才获得性爱的权力。王小波揭示了人在弃置人性的过程中表露的真实性。显然，吴小如没有读懂，他只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读，思路自然干净利索：你描写性爱场面——你写黄色书籍——黄色书籍开卷无益。这样的推论，倘若由初识文字的人来作出，当然无可厚非。但吴老这样的博学鸿儒，也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利，为‘城见”所左右，那实在令人遗憾。
紧接着，吴老开始定罪状了：“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语气好像是法院的判决书，杀气腾腾；又像文革时的社论，图穷匕见，这哪里是批评家讨论问题的语气呢？
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年轻人是否在用王小波的小说在进行“性启蒙”？我想，吴老与年轻人是隔膜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隔膜。在如此隔膜的情形下，站出来充当年轻人的代言人、保护者，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就在吴先生居住的中关村的大街上，有许多的人在推销“带色”的光盘。刚打发走一个，另一个又凑上来，压低嗓音问：“要毛片吗？”可以说，有电脑的年轻人，很少没有看过毛片的。近来网络上的色情内容也如洪水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波的几本小说中的几段性描写算得了什么呢？年轻人们才不以为然呢。可惜吴先生宛如“不知有汉，无论槐晋”的桃源中人，对外面的世界仿佛一无所知，一看到有性描写的段落，便担心起年轻人的健康成长来。其实，看毛片的新一代青年们，比古代那些“纯洁”的祖先们要健康得多。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的生活是纯洁的，他们既没有毛片看，也没有王小波的小说读，吴老想来很欣赏。那个时期，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少女，从她生下来的那天起，直到由父亲陪她去教堂，然后与丈夫同时离开婚礼的圣坛，她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经过人为把持和严密消毒的环境里的。她们的穿着要说是异常的讲究，不如说是异常的拘束：腰间紧紧束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身胸衣；脖颈上的衣领扣得又高又紧，直到下颚，卡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下身鼓起的肥大裙子，有如一只倒置的香槟酒杯，穿的人想要稍稍快一点移动脚步是非常困难的；精心设计的发型，高高耸起，还有摇摇晃晃、闪闪发光的珠宝头饰。这就强迫人无论是走或是坐，都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可多动；此外，少女的全身，全部都被裹在服装里头，不但两脚是盖得严严的，两只手也始终捂在手套里，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一身白色的长衬衣。
除此之外，时代还通过外在的手段来控制女子。决不让她们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离开家门一步。她们读的书，不用说，都是经过检查的，就连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节本”或“治本”圣经，里面涉及到人类本性爱情的“雅歌”等篇章都已删去。而且，即使是同性之间的交往，没有人在旁也是不允许的，连平时的说话、写信用语上也得竭力避开与性有关的词汇，以至可笑到连“裤子”这个词也不敢说，而用“下装”或者“难以启齿之物”来代替。这样一方面是压抑自然的性欲求，一方面是对“道德观念”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这种社会，是否比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正常、更加高尚呢？
古代中国“纯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王凝妻李氏，丈夫卒于官，李氏携幼子负骸以归。过开封，国旅费用尽，旅舍主人不与其宿。适天喜，李氏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激日：‘戏为妇人，不能守节，此手为人所执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断其臂。开封尹闻之，厚恤李氏，而符其主人。
高行，梁之节妇，荣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日：“妇人之义，一瞧不改。老死而贪生，弃义而从利，何以为人？”乃援镜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余之人，殆可释矣。”相以报王，胜之日“高行”
两位纯洁的女性，是不屑读王小波开卷无益的黄书的。她们可算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痛恨“乱搞男女关系”的吴老，应当花点精力以她们的事迹为蓝本写几个剧本出来，使之传唱后世，永垂不朽。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天将塌地将崩的时代，一切规矩全乱了，大街上处处可见楼搂抱抱的男女，成何体统？
我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有没有必要替年轻人担忧？年轻人是那么容易受王小波小说“教唆”的吗？
从大禹时代，我们便明白了一个道理：治水“堵”不如“疏”对性的态度也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从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黎民百姓，都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患上痛病的青年男女不计其数。而古代中国，贞女节妇的名单背后有多少血泪呢？
应该说，现代青年是幸福的，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对性，他们也持有更朴实健康的观念。回想起20年代“性博士”张竞生探讨性问题受围攻的历史来，我认为时代不是退步了，而是大大的进步了。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因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xìng交，xìng交不等于爱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被斥为“衣冠禽兽”不得不负发出国。如果是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作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的。
自以为是地替年轻人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王小波没有“教唆”他们的本齐；同样，吴小如也没有对他们指手画脚的资格。鲁迅曾痛斥那些以“导师”的身份自居的人，青年的道路是青年入自己来走的，他们会选择，会尝试，会改正，会前进，不要以为痴长了些年岁，便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看的书籍、电影和喜欢的娱乐方式。“你们”与“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否则人类也就不可能有“进化”了。
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入）担忧，实在是把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青年本是多变，记得80年代初，很多人都为当时某些青年喜欢戴蛤模眼镜而痛心疾首，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人自己也不戴了，即使有个别人戴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一要相信青年，二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我为钱理群先生的这两个基本信念而叫好，同时也想把它们转赠给吴小如先生。把人何必忧天塌呢？青年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他们自会“拿来”并抛弃那些无益的东西。老一辈人可以给出一些善意的建议，但切忌下“必须服从”的命令。
再把问题推进一步：作为一名知识人，应当对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持怎样的态度？吴小如痛斥道：“一家出版社究竟靠什么样的畅销书来赢利、发财？一家书店究竟要把什么样的书卖给读者才算符合职业道德？”我想以同样的方式问吴老：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一个戏曲研究者，如何面对那些有性爱内容的研究对象？
诗经召就有这样的句子：‘市女怀春，吉上诱之。舒舒脱脱兮！无感我帆兮！无使犬也吠！”末尾三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你慢一点，别那么猴急嘛！别拉我的裙嘛！别把狗弄得叫起来，会让别人听见的！顾颔刚曾说：“这明明是一个女人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秦观名作称庭芳有：“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牺厢记）写张生与雀鸟营幽会时，有一句“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地解”梅兰芳唱的（坏女孩）中也有“小小香吻已张开，小小钮扣已松开”的歌词。红楼梦中则有“女儿乐”一类的打油诗。吴老是推崇诗经、唐诗宋词、西厢、红楼以及梅兰芳大师的，但对于这些“王小波化”的倾向如何解释呢？可惜他不是孔子，有“删诗”的资格；也不是新闻检查官，有“开天窗”的权力。
要是对性描写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么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便会存在严重的障碍，所谓“道学家见淫”是也。把性看作恶的、丑的，这是一种变态的观念。鲁迅先生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生活既不合自然，心态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惜，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节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书：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合动着缺憾之感的。”这便是道学家的本质。高姿态是缘于“低欲望”的。
道学家成不了文学欣赏者和批评者。道学家以“刻薄之心’现物，所见皆淫。而一名理性与情感都健康的现代知识者，最忌“泛道德主义”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下，所有的判断都是偏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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