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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宋极限的最大运输能力，最多也只能从全国各地运来两百万人的口粮（只是维持他们不饿死而已，如果都要吃饱的话，一百万人都未必能够支持，要不然历史上的那些大战也不会几十万人的规模就顶天了，都是粮草运输损耗太大给害的。），所以缺口至少也有一百万人（不考虑“人相食”会节授粮这一因素，也没有哪个人会去计算这个因素）。这么庞大的人群面临既将饿死的命运，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一旦被某些野心家煽动起来，就算不能改朝换代，再来一次黄巢或者方腊那样的大乱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大宋虽然号称“中兴”但张俊等明白人心里都清楚，其实和大唐贞观年间类似，只是外表强盛而已，底子还是很虚的。
贞观年间大唐之所以厉害，与其能人辈出有很大关系，再加上几个劲敌运气都不太好，不是天灾就是**，这使得唐军能以较少的兵力打败甚至征服突厥等草原强权。而无论是纳税人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人群是免税的，另外还有永远不会绝迹的逃税人群，这些人口的存在对于国家没有半点好处，反而会增加负担，所以只有纳税人口多，对国力才有正面影响。）、常备兵力（中国古代没有常备军概念，这里的常备军是指对外用兵时可以长期维持的最大兵力。以贞观年间的大唐为例，初期这个数值只有五到十万人，后期远征高丽，应该可以达到二十万左右。）还是财政收支状况，贞观时期都远未达到隋朝开皇年间的水准，而国库存粮与金银等硬通货更是严重不足，说明积累还远远不够，只要那些奇才死掉几个，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南宋目前的情况与当时很像，表面上来看似乎很强大，西夏和燕云都拿回来了，可是全国人口不过五千多万，只有北宋极盛时期的一半，而财政方面更是窘迫，不但国库空空如也，收支状况也很凄惨，为了弥补亏空，朝廷的税收已经提前收到五年以后了，这不是外强中干是什么？本来如果战争能够结束，大宋休养生息十年，经济民生将会有明显的改观，谁知金人临死之前殊死一搏，竟然又死灰复燃了。这样一来，大宋朝廷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又哪儿去弄那么多的钱粮来赈灾呢？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面前，张俊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有价值、却反而最为后世谴责的决定，他暂时中止南下勤王的计划，先集中力量将江南地区既将失控的匪患镇压下来，以免将来无法收拾。这本来无可厚非，即使是最愚忠的人也不会因此责怪张俊，毕竟在儒学大兴的宋代“民贵君轻”（不过这里的“民”指的是一个群体，个体的小民士大夫们是不管的，这种群体概念的运用与对个体的忽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长期存在，可能是因为中国灾害频发，个人力量显得太过渺小所致，而朝鲜、日本等国则应该是受了中国古文化的影响）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何况事实上张客算想不管也不行，他现在手下总共就两万多人，盗匪一旦蜂起，他得分出多少军队去保护粮道？没有粮食或者兵力不足，张俊又靠什么南下勤王呢？
张俊真正被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史家所强烈抨击的，是他处理匪患和潜在匪患的方法。对于那些到处抢粮的流民和盗匪，张俊的态度只有三个字——“杀无赦”根本就不考虑大宋长期以来的传统——“招安”甚至对于那些畏惧官军、不战而降的人，张俊也毫不宽赦。看起来十分残忍，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
以南宋极限的最大运输能力，最多也只能从全国各地运来两百万人的口粮（只是维持他们不饿死而已，如果都要吃饱的话，一百万人都未必能够支持，要不然历史上的那些大战也不会几十万人的规模就顶天了，都是粮草运输损耗太大给害的。），所以缺口至少也有一百万人（不考虑“人相食”会节授粮这一因素，也没有哪个人会去计算这个因素）。这么庞大的人群面临既将饿死的命运，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一旦被某些野心家煽动起来，就算不能改朝换代，再来一次黄巢或者方腊那样的大乱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大宋虽然号称“中兴”但张俊等明白人心里都清楚，其实和大唐贞观年间类似，只是外表强盛而已，底子还是很虚的。
贞观年间大唐之所以厉害，与其能人辈出有很大关系，再加上几个劲敌运气都不太好，不是天灾就是**，这使得唐军能以较少的兵力打败甚至征服突厥等草原强权。而无论是纳税人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人群是免税的，另外还有永远不会绝迹的逃税人群，这些人口的存在对于国家没有半点好处，反而会增加负担，所以只有纳税人口多，对国力才有正面影响。）、常备兵力（中国古代没有常备军概念，这里的常备军是指对外用兵时可以长期维持的最大兵力。以贞观年间的大唐为例，初期这个数值只有五到十万人，后期远征高丽，应该可以达到二十万左右。）还是财政收支状况，贞观时期都远未达到隋朝开皇年间的水准，而国库存粮与金银等硬通货更是严重不足，说明积累还远远不够，只要那些奇才死掉几个，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南宋目前的情况与当时很像，表面上来看似乎很强大，西夏和燕云都拿回来了，可是全国人口不过五千多万，只有北宋极盛时期的一半，而财政方面更是窘迫，不但国库空空如也，收支状况也很凄惨，为了弥补亏空，朝廷的税收已经提前收到五年以后了，这不是外强中干是什么？本来如果战争能够结束，大宋休养生息十年，经济民生将会有明显的改观，谁知金人临死之前殊死一搏，竟然又死灰复燃了。这样一来，大宋朝廷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又哪儿去弄那么多的钱粮来赈灾呢？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面前，张俊作出了他一生中最有价值、却反而最为后世谴责的决定，他暂时中止南下勤王的计划，先集中力量将江南地区既将失控的匪患镇压下来，以免将来无法收拾。这本来无可厚非，即使是最愚忠的人也不会因此责怪张俊，毕竟在儒学大兴的宋代“民贵君轻”（不过这里的“民”指的是一个群体，个体的小民士大夫们是不管的，这种群体概念的运用与对个体的忽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长期存在，可能是因为中国灾害频发，个人力量显得太过渺小所致，而朝鲜、日本等国则应该是受了中国古文化的影响）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何况事实上张客算想不管也不行，他现在手下总共就两万多人，盗匪一旦蜂起，他得分出多少军队去保护粮道？没有粮食或者兵力不足，张俊又靠什么南下勤王呢？
张俊真正被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史家所强烈抨击的，是他处理匪患和潜在匪患的方法。对于那些到处抢粮的流民和盗匪，张俊的态度只有三个字——“杀无赦”根本就不考虑大宋长期以来的传统——“招安”甚至对于那些畏惧官军、不战而降的人，张俊也毫不宽赦。看起来十分残忍，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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