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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警督倒是不吝请客一次，只是萧宸却自然只是开个玩笑，她初来京城，连落脚点也只是将将找定，自己作为地主，哪里还能要她请什么客，就算真要闹着玩儿，那也是下次的事了。
买单出来，萧宸便开车送燕微雨去公安大学办理一些手续，燕微雨才来，许多东西都没理清，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燕定南居然就这么让燕微雨一个人孤零零地来了京城，也没人来给她帮个手，说起来就算燕定南很忙，燕微雨的母亲顾铃却怎么也不该没空的才是。
不过萧宸虽然早已养成了万事多琢磨的习惯，却偏偏不愿意在此等事情上多费脑筋，尤其是当真深思下去的话，有时候答案不见得多么让人高兴的时候，他更不愿浪费这个脑细胞。
公安一系，萧宸自然也是认得人的，哪怕是辗转的认得，也总有些可以照应到燕微雨的人，不过一来他在京里认识的公安系统的人，基本都已身居要职，反倒是没有什么在公安大学的“闲职”上混饭的人，萧宸若要找人在公安部照应燕微雨，并不困难，反倒在公安大学这不大不小的庙里，萧宸还真觉得有些麻烦。另外一个，燕定南的主要人脉固然都在潇南省委和公安厅那头，但在公安部里也未必就没有说的上话的朋友，他能同意燕微雨转职到公安大学来，应该也不是随便拍脑袋决定的，在公安大学内，却也应当有可以关照燕微雨的人才是。正是这两个原因，萧宸本想暗地里照应燕微雨一下，最终却还是放弃了。不过这几曰正是去调研之前的休息间隙，他反正也出来了，左右无甚大事，便陪燕微雨去了公安大学一趟。
京城今曰阵雨，萧宸开的仍是那辆牌照有些惊人的帕萨特。公安大学左近倒也有不少有见识的人认识这车牌不是轻易的，远远见着帕萨特里头一对年轻男女，而副驾驶座上的女子还穿着警督的制服，嘴里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萧宸若是看到，想来也能猜出，总不会是什么好话，先下党政官员的名声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么年轻的人开这么一辆车，旁边再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督，任谁看了也会心中冷笑，只当是什么豪门纨绔子弟又勾搭上了哪个想攀龙附凤的女警花。却又如何能知道他们眼中的豪门纨绔子弟为一地百姓如何殚精竭虑，为使国安民富，正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去小心翼翼对治下的国有企业动刀子。
不过萧宸即便看见，怕也并不会太在意，如他这般的“豪门”子弟，的确是太少太少了。只是话说回来，仇官与仇富这两种心态如今是越发的多了，而萧宸知道再过十年还会更多。这心态看起来只是弱者的一种心理特征，但它对强势阶层并不有利，它其实是一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负向博弈与恶的循环。
如果说现在的民间情绪，尤其是底层情绪正在逐渐变得有些仇官和仇富，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可要问这种情绪从何时开始蔓延，却又说不上来，只能说它的确是随着改革深化，阶层及群体利益分化的加大而出现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差异，虽然导致差异的原因可能不同，但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差别却始终存在。例如，有掌权者就会有无权者，有富人就会有穷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也因此会有不同的体认。但是，却不能因此就认为民间心理的仇官与仇富属于正常。
不错，我们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将权力者视为当然的公仆，将有钱人说成是先富者，所谓先富带后富，大家都会富。现在看来，这些说辞自然太过理想化或一厢情愿了。现实一点，还不如就脚踏实地地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总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占有更多的资源，这些人或因权力，或因资本，或因声望与话语，成了社会的强势阶层。萧宸有时候想，在经历了20世纪的翻天覆地，最终社会又重回常态秩序与价值之后，连最没有文化或生活最贫困者，也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更不会拍案而起了。所以，要说有差异与分层，就一定会有仇官与仇富的社会心理，大约也不符合常理。
问题只是当分层与差异的形成极不公平，决定分层与差异的机会为少数人垄断，且他们又相互帮衬，骄横自大，对弱者不屑一顾之时，才能解释仇官与仇富心理的滋生蔓延。而由此一来，社会就被分成强势与弱势两大群体了，民意对于强势群体的评价也因此而变得不易捉摸，更不要说不同群体的相互认同。例如，当仇官与仇富心态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之时，凡事涉及到官，便有人会将其与贪字相连，但凡涉及到富，便会联想到道德缺失。无论这种判断在具体事件和场景中是否正确，思维定式一经形成，社会从心理上就已经断裂了。
由此，一件事情的是与非，可能不再受事实本身及法律判断所左右，而在很大程度上要任由民间情绪来判断。只要看看这些年来面对各种社会事件时的民间反应，我们就知道事情已经变得多么的复杂。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办法建立一个基本正常的阶层关系吗？
客观地讲，社会需要治理而有掌权者，社会需要发展而有贫富差距，也因此，仇官与仇富并不能被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心态。别的不讲，只说如果一个社会为仇官与仇富所笼罩时，官者与富者对社会进行正常调控的空间将因此变小，而一切社会矛盾也会被政治化，矛头直指强势阶层。这样一来，社会治理的成本可就高了，越来越多的维稳经费与人员，成了社会必须要接受的负担，社会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可我们却总不能将社会的运作和稳定寄托于越来越多的维稳经费和人员上吧？更不可能隔三岔五地划出一些特殊时空来处处设防吧？可见，仇官与仇富，看起来只是弱者的一种心理特征，但它对强势阶层并不有利，它其实是一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负向博弈与恶的循环。
应该如何去化解这种民间情绪？从历史经验看，大抵不过有两条途径：一是不改变游戏规则，却在一些具体事件上迁就民意，结果，国家的法治和制度化努力将不断被民粹化情绪撕扯；一是改变游戏规则，建立相对公正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让强者眷顾弱者，弱者能够接受差异。两条道路孰优孰劣，取啥舍啥，确实需要思考。因为搞得不好，将可能形成社会价值的分裂，为极端主义思潮提供土壤和空间。
但不论如何，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来说，萧宸是绝不愿意拿法律不当一回事来迁就民意的，因为民意有时候不见得就真的正确。相反的，萧宸更愿意为改变目前这一游戏规则而努力，哪怕不是打倒重来，而只是在某些程度上相应的让出一部分强势集团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甚至萧宸更希望能够分出监督权力，让弱势群体至少可以监督强势群体的分配社会资源这一过程。
只是，这一过程，不能瞬变，只能缓步前进。
华夏太爱走极端了！万一再来一个瞬变，天知道社会价值取向会不会再次轰然倒塌，继而产生巨大的分裂，然后导致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出现？若不幸如此，则又是一场文化大革命似的天崩地裂等着多灾多难的华夏和华夏人民，而这个民族，这个正在努力进行伟大复兴的民族实在不能再一次经受这样的断裂折磨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华夏如今，决然是有... -->>
燕警督倒是不吝请客一次，只是萧宸却自然只是开个玩笑，她初来京城，连落脚点也只是将将找定，自己作为地主，哪里还能要她请什么客，就算真要闹着玩儿，那也是下次的事了。
买单出来，萧宸便开车送燕微雨去公安大学办理一些手续，燕微雨才来，许多东西都没理清，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燕定南居然就这么让燕微雨一个人孤零零地来了京城，也没人来给她帮个手，说起来就算燕定南很忙，燕微雨的母亲顾铃却怎么也不该没空的才是。
不过萧宸虽然早已养成了万事多琢磨的习惯，却偏偏不愿意在此等事情上多费脑筋，尤其是当真深思下去的话，有时候答案不见得多么让人高兴的时候，他更不愿浪费这个脑细胞。
公安一系，萧宸自然也是认得人的，哪怕是辗转的认得，也总有些可以照应到燕微雨的人，不过一来他在京里认识的公安系统的人，基本都已身居要职，反倒是没有什么在公安大学的“闲职”上混饭的人，萧宸若要找人在公安部照应燕微雨，并不困难，反倒在公安大学这不大不小的庙里，萧宸还真觉得有些麻烦。另外一个，燕定南的主要人脉固然都在潇南省委和公安厅那头，但在公安部里也未必就没有说的上话的朋友，他能同意燕微雨转职到公安大学来，应该也不是随便拍脑袋决定的，在公安大学内，却也应当有可以关照燕微雨的人才是。正是这两个原因，萧宸本想暗地里照应燕微雨一下，最终却还是放弃了。不过这几曰正是去调研之前的休息间隙，他反正也出来了，左右无甚大事，便陪燕微雨去了公安大学一趟。
京城今曰阵雨，萧宸开的仍是那辆牌照有些惊人的帕萨特。公安大学左近倒也有不少有见识的人认识这车牌不是轻易的，远远见着帕萨特里头一对年轻男女，而副驾驶座上的女子还穿着警督的制服，嘴里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萧宸若是看到，想来也能猜出，总不会是什么好话，先下党政官员的名声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么年轻的人开这么一辆车，旁边再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督，任谁看了也会心中冷笑，只当是什么豪门纨绔子弟又勾搭上了哪个想攀龙附凤的女警花。却又如何能知道他们眼中的豪门纨绔子弟为一地百姓如何殚精竭虑，为使国安民富，正冒着多大的政治风险去小心翼翼对治下的国有企业动刀子。
不过萧宸即便看见，怕也并不会太在意，如他这般的“豪门”子弟，的确是太少太少了。只是话说回来，仇官与仇富这两种心态如今是越发的多了，而萧宸知道再过十年还会更多。这心态看起来只是弱者的一种心理特征，但它对强势阶层并不有利，它其实是一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负向博弈与恶的循环。
如果说现在的民间情绪，尤其是底层情绪正在逐渐变得有些仇官和仇富，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可要问这种情绪从何时开始蔓延，却又说不上来，只能说它的确是随着改革深化，阶层及群体利益分化的加大而出现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差异，虽然导致差异的原因可能不同，但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差别却始终存在。例如，有掌权者就会有无权者，有富人就会有穷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也因此会有不同的体认。但是，却不能因此就认为民间心理的仇官与仇富属于正常。
不错，我们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将权力者视为当然的公仆，将有钱人说成是先富者，所谓先富带后富，大家都会富。现在看来，这些说辞自然太过理想化或一厢情愿了。现实一点，还不如就脚踏实地地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总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占有更多的资源，这些人或因权力，或因资本，或因声望与话语，成了社会的强势阶层。萧宸有时候想，在经历了20世纪的翻天覆地，最终社会又重回常态秩序与价值之后，连最没有文化或生活最贫困者，也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更不会拍案而起了。所以，要说有差异与分层，就一定会有仇官与仇富的社会心理，大约也不符合常理。
问题只是当分层与差异的形成极不公平，决定分层与差异的机会为少数人垄断，且他们又相互帮衬，骄横自大，对弱者不屑一顾之时，才能解释仇官与仇富心理的滋生蔓延。而由此一来，社会就被分成强势与弱势两大群体了，民意对于强势群体的评价也因此而变得不易捉摸，更不要说不同群体的相互认同。例如，当仇官与仇富心态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之时，凡事涉及到官，便有人会将其与贪字相连，但凡涉及到富，便会联想到道德缺失。无论这种判断在具体事件和场景中是否正确，思维定式一经形成，社会从心理上就已经断裂了。
由此，一件事情的是与非，可能不再受事实本身及法律判断所左右，而在很大程度上要任由民间情绪来判断。只要看看这些年来面对各种社会事件时的民间反应，我们就知道事情已经变得多么的复杂。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办法建立一个基本正常的阶层关系吗？
客观地讲，社会需要治理而有掌权者，社会需要发展而有贫富差距，也因此，仇官与仇富并不能被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心态。别的不讲，只说如果一个社会为仇官与仇富所笼罩时，官者与富者对社会进行正常调控的空间将因此变小，而一切社会矛盾也会被政治化，矛头直指强势阶层。这样一来，社会治理的成本可就高了，越来越多的维稳经费与人员，成了社会必须要接受的负担，社会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敏感。可我们却总不能将社会的运作和稳定寄托于越来越多的维稳经费和人员上吧？更不可能隔三岔五地划出一些特殊时空来处处设防吧？可见，仇官与仇富，看起来只是弱者的一种心理特征，但它对强势阶层并不有利，它其实是一种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负向博弈与恶的循环。
应该如何去化解这种民间情绪？从历史经验看，大抵不过有两条途径：一是不改变游戏规则，却在一些具体事件上迁就民意，结果，国家的法治和制度化努力将不断被民粹化情绪撕扯；一是改变游戏规则，建立相对公正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让强者眷顾弱者，弱者能够接受差异。两条道路孰优孰劣，取啥舍啥，确实需要思考。因为搞得不好，将可能形成社会价值的分裂，为极端主义思潮提供土壤和空间。
但不论如何，作为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来说，萧宸是绝不愿意拿法律不当一回事来迁就民意的，因为民意有时候不见得就真的正确。相反的，萧宸更愿意为改变目前这一游戏规则而努力，哪怕不是打倒重来，而只是在某些程度上相应的让出一部分强势集团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甚至萧宸更希望能够分出监督权力，让弱势群体至少可以监督强势群体的分配社会资源这一过程。
只是，这一过程，不能瞬变，只能缓步前进。
华夏太爱走极端了！万一再来一个瞬变，天知道社会价值取向会不会再次轰然倒塌，继而产生巨大的分裂，然后导致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出现？若不幸如此，则又是一场文化大革命似的天崩地裂等着多灾多难的华夏和华夏人民，而这个民族，这个正在努力进行伟大复兴的民族实在不能再一次经受这样的断裂折磨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华夏如今，决然是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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