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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义有时恍惚他并不是在讲述倭兵和倭国百姓的罪恶)e判国人的愚蠢：“闻焕章，还有你们这些儒生，看待异族问题上愚蠢的并非你们几个，你们无须自责，愚蠢的国人不胜枚举，甚至某些高官达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八百年后，战争结束了，愚蠢的国人不思复仇，还一心想替倭人说好话，劝说或麻痹国人放弃复仇。那些愚蠢或别有用心的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清醒的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善良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国人会说倭国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倭国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倭国人民是不善良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否则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倭国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国人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卢俊义向那些儒生文官问道：“你们说那些不在战场上的倭人有没有罪？”闻焕章等人被卢俊义之前的麟怒吓呆了，寒噤着不敢开口。
卢俊义冷笑道：“你们若是也活在八百年后，你们会听到那些蠢人对这个问题出人意料的回答，那些蠢人说，由于倭国人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倭国人民仍然无罪。这些蠢人承认了，他们无意识地承认倭人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倭人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蠢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不经意地把倭人的罪责推卸给了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但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有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有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有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必须清楚，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倭国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倭国人，哪里会有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归根结蒂，是倭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倭国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但那些别有用心或愚蠢到一定境界的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正义人士的注意方向，使大家只去追究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倭国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大部分中国人。”
讲到这里，卢俊义情不自禁地叹息道：“替仇人掩饰间接杀害亲人的罪行，这么自虐的民族，我卢俊义既然来了，一定要把这个恶劣的民族性格给扭转过来！”
卢俊义的情绪又变得有些沉痛：“八百六七十年后倭国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畜生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那些愚蠢国人所谓的‘环境’之说如出一辙。我卢俊义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倭国人，而且还是跟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那些愚蠢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国人和倭国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倭国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倭国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倭国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倭国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它所有罪人的罪责：日后那些卖国的吴三桂、慈禧、袁世凯、汪精卫，倭国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还有社会上的杀人犯、**犯、诈骗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成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这样一来，那些八百年后，主要指的是八百五十年后的那些愚蠢国人就很奇怪了，他们既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倭国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倭国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作了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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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义有时恍惚他并不是在讲述倭兵和倭国百姓的罪恶)e判国人的愚蠢：“闻焕章，还有你们这些儒生，看待异族问题上愚蠢的并非你们几个，你们无须自责，愚蠢的国人不胜枚举，甚至某些高官达人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八百年后，战争结束了，愚蠢的国人不思复仇，还一心想替倭人说好话，劝说或麻痹国人放弃复仇。那些愚蠢或别有用心的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清醒的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善良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国人会说倭国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倭国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倭国人民是不善良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否则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倭国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国人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卢俊义向那些儒生文官问道：“你们说那些不在战场上的倭人有没有罪？”闻焕章等人被卢俊义之前的麟怒吓呆了，寒噤着不敢开口。
卢俊义冷笑道：“你们若是也活在八百年后，你们会听到那些蠢人对这个问题出人意料的回答，那些蠢人说，由于倭国人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倭国人民仍然无罪。这些蠢人承认了，他们无意识地承认倭人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倭人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蠢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不经意地把倭人的罪责推卸给了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但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有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有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有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必须清楚，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倭国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倭国人，哪里会有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归根结蒂，是倭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倭国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但那些别有用心或愚蠢到一定境界的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正义人士的注意方向，使大家只去追究倭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倭国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大部分中国人。”
讲到这里，卢俊义情不自禁地叹息道：“替仇人掩饰间接杀害亲人的罪行，这么自虐的民族，我卢俊义既然来了，一定要把这个恶劣的民族性格给扭转过来！”
卢俊义的情绪又变得有些沉痛：“八百六七十年后倭国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畜生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那些愚蠢国人所谓的‘环境’之说如出一辙。我卢俊义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倭国人，而且还是跟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那些愚蠢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国人和倭国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倭国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倭国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倭国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倭国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它所有罪人的罪责：日后那些卖国的吴三桂、慈禧、袁世凯、汪精卫，倭国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还有社会上的杀人犯、**犯、诈骗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成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这样一来，那些八百年后，主要指的是八百五十年后的那些愚蠢国人就很奇怪了，他们既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倭国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倭国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作了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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