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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五、风口浪尖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写好了辞职报告才走进风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马家镇党委办公室。
大约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原因，马家镇党委书记张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而且一脸的沧桑。这就让我这种怀有偏见的人感到放心。张雄全告诉我，他们镇的公推直选，是在去年10月29号。去年10月10号左右，区委开全委会，确定马家、军屯、龙桥三镇作为第二批试点。张雄全当时只听说过有这个事儿，没想到第二批就有他们镇，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报名，填表交照片。报名之后给了三天时间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在马家镇已经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来就准备演讲稿。
我问，还有其他人报名吗？
张雄全说，有，一共七个，马家镇三个，镇长、副书记、我，另外还有新民镇的镇长，竹友镇的管党书记，青流镇的管党书记，农机局一位副局长。
我又问，什么时候公开推荐呢？
张雄全说，半个月以后。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有区领导，全镇机关干部，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企业的领导，230多人。他们决定我们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说，哦，230位“推委会委员”
张雄全接着说，开会时，领导先简短讲话。然后抽签，抽演讲的顺序。
我问，你抽到几号？
张雄全说，一号。我们几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间，结果是一号。
我说好啊，no。1。接下来呢？
张雄全说，演讲。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我大概超了一分钟。我多了个内容，就是在马家镇四年的工作情况。最后结果，230人推荐，我得了200票。
我说不错嘛，高票入围，你成候选人了。什么时候选举？
张雄全说，大概隔了好几天，10月29号，决定直选。当天参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镇长。投票的是马家镇的全体党员。一共666人。
我开玩笑说，哈，六六大顺！
张雄全说，当时也要演讲，我又抽到一号。演讲完了就投票。第一轮投下来，都不过半，我比镇长可能还少两票。
我问，都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吧？
张雄全说，是。
我问，那怎么办呢？
张雄全说，领导就开会，决定立即再选。
我又问，选第二次？
张雄全说，是，又发选票。
我再问，结果呢？
张雄全说，我们两个又都不过半，而且票数完全一样。
这可真有戏剧性！不知这事又如何了结。
张雄全说，当天再选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选也未必有结果，二是选票也没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没法坚持。领导就征求参会党员意见，是不是择日再选，大家都同意。
我问，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吊起？
张雄全说，我当时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在马家镇还是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说良心话，力度不够，投入不够，研究不够，群众对我的了解也不够。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把实事干在他们身边，关心他们的重点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教训。但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想不通，也很难过。我当时，唉，我当时，真的很难过。面对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群众，整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今后咋个开展工作？
我说是啊，无颜见江东父老。
张雄全说，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两个人票数扯平，又是都选不上，咋整？所以当时我就跟领导说，要不把我调走算了。领导说：你看我现在咋办？我也不可能踢一个下来。竞争竞争，没有对手怎么竞争？不行。不管结果如何，你张某人现在继续在马家镇当党委书记，年底拿试卷来看！
我问，你服从了？
张雄全说，不服从不行。再说我也不服输。我想我就是输，也要输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选不起（不能当选），现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说，你们两个又各就各位，一个回去当书记，一个回去当镇长了？
张雄全说，是。
我又问，那你们两个同一栋楼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难道没有一点尴尬吗？
张雄全说，要说一点没有，也不真实，但应该说还是处得很好。开始我心里确实难过，但表面上是稳起（稳稳当当）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党委书记，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还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带队伍？就是牙齿咬碎了也要稳起，要踏实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镇长还是在一起上班，该怎么还是怎么。我明确给大家说，今天下来了。没下之前和镇长是竞争对手，下来了还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对手，我就要让你消失这样的话。那两个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班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问，后来呢？
张雄全说，后来我主动要求再选。这样吊起，总归不是个事。
我又问，什么时候再选的呢？
张雄全说，今年1月9号，还是老规矩，抽签，演讲，投票。我又抽到一号。我就想，我怎么回回都抽到一号，三盘都是棒棒（一号）？上次“标”（丢）过一盘，这次不得“标”了。但是台上说的话要算数，承诺要兑现，压力还是很大的。演讲了8分钟，再投票。
我问，投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张雄全说，我在旁边抽烟。
我又问，这回结果如何？
张雄全说，当时来了620多人，我得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说，这回你是胜出了，但你想到过失败没有？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而且你和镇长不同。镇长竞职书记，落选并不丢人，你可是在位书记啊！
张雄全说，实在地讲，我的压力很大，双重甚至三重压力。我当时就是在风暴中心，而且没有退路。当时我想，要是真的选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确实不行，没本事或者没把事情做好。那就该走掉，让其他同事来干。既然是竞职，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当然没面子，哪个都不愿意。
我问，现在呢？没压力了吧？
张雄全说：压力更大了。马家镇工作做得好和坏，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里的人说，你们现在有个错觉，这个党委书记权力大。我说不是权力大，是责任大。我今天请你进班子，你觉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进来。如果工作中出现问题，两年之后让你下课。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来成绩，不是我个人下，是我们整个班子解散。下一个新书记来，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书记说过，老百姓把你选得上去，就把你选得下来。我们只能好好干，没得退路。
我又问，怎么没有退路呢？
张雄全说，我们新都区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公推直选的。你不可能这里干得不好，换到其他地方当党委书记，也不能干两年换个地方。再说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标，就没得哪个敢拉半点关系。要是你走关系，你做事不公道，想点歪心，他们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广泛宣传。好事不觉得，坏事都晓得，那你的钩钩（赞成票）就可能变成叉叉（反对票）。
我说，据我所知，市委规定，公推直选的党委书记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要把任期做满。下一次选举要在五年以后，那这还有什么关系？
张雄全说，还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测评。
我问，你们搞了吗？
张雄全说，8月5号搞的，设了三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那天我先报告工作。按照区委的五条规定，说了16分钟，都是做过的，实在的事情，农村人一听就明白。前三天，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所有要参加测评的人，说了之后就提问。那天提问题比较激烈，都很真实，是事先不能准备的。我只得认真回答，干部群众都比较理解。那天我的满意票85%，基本满意15%，没有一张不满意票。这说明群众认可了我们。
我说，那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张雄全说，松不了。我是把辞职报告打印好了放在身边，然后才走进风暴中心，走向工作岗位的。我随时接受考验，随时准备离开。
我不想再问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些基层干部，乡镇干部，职位很低，级别不高，但负担不轻，责任不小。现在，为了基层民主建设，他们又自愿或者半自愿地走向了第一线，用自己微弱的身躯扛起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记着另一些基层干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选中落选的人。没有他们，这一项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说敢于参加公推直选的是英雄，那么，其中的落选者就更是英雄。如果这些落选者还是女干部，那就要算是“巾帼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杨金华坦然应对：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流花宾馆。
冯珂和杨金华，正是两位落选的“巾帼英雄”现任新都区政务中心副主任的冯珂一共参加了两次竞职，一次是在军屯镇，一次是在新繁镇，都是竞职党委书记。之前她是新都镇的副镇长，当了3年多。其实她当副镇长也是通过公选的。所以冯珂自称她是受益者，对改革满腔热情。冯珂说，2001年公选的时候，她当时也很犹豫，觉得公选第一次嘛，会不会是作秀啊，会不会有假啊，会不会要凭关系啊！结果呢，就是通过那次公选当了副镇长。
我说，所以军屯镇公推直选的时候，你就积极报名了？
冯珂说，是的。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参加。有他们的书记、镇长，然后还有一个副镇长，我和另外一个是其他乡镇去的，那个也是副镇长。当时是205个人进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镇人嘛，应该算比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镇搞公推直选，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呢，有他们新繁镇的书记、镇长、两个副镇长，然后也是我和外镇的另外一个人，总共6个。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是390人。公推结果，第一名是现任书记，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们的镇长，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还是没有入围。
我问，为什么？
冯珂说，因为只取两名。最后直接选举，还是书记当选了。
我又问，遗憾吗？
冯珂说，也遗憾也欣慰，总归从22票达到了103票。
我说，步步高升啊！
冯珂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过后很多朋友也好，领导也好，都开玩笑说，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些措施，还有我们整个新都区的氛围。公推直选那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也好，看电视的也好，一出去听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讨论这件事，也都在评论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公推直选不仅把我们年轻干部都调动起来，也把我们广大老百姓参政议政、关心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直接的参与者就更不用说了。“选手”（竞职者）也好“选民”（选举人）也好，心理素质和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比如参加公推的代表，参加投票的党员，他们在评选、推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断完善了。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拥护这种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动来拥护这种制度的。
这话说得好。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是有些顾虑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但有冯珂这碗“酒”垫底，我就敢直面杨金华了。
现任新都区团委书记的杨金华，就是在马家镇和张雄全“打擂台”两次不分胜负，又最后落选的那一位。杨金华也参加了两次公推直选。第一次是在木兰镇，当时她是团区委副书记，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马家镇，当时她已经在马家镇当了七个月的镇长。所以杨金华说她是新都区公推直选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人，感受非常深刻。
于是我就问，你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杨金华说，木兰镇公推直选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在议论，说新都搞公推直选了，木兰镇党委书记的职位要拿出来，不像以前那样指定，或者是书记走了，镇长填充。当时我就有一点点跃跃欲试的想法。平时在团区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组织者的角色，都是组织青年团员来唱来跳，这次是区委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上台表演，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团干部是有政治敏锐性的。公推直选的出现，我感觉是历史的开创，一种创新，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报名参加。当时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想去参加一下，试一试。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等着领导来安排。人的一生，机会并不是很多，目前的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抓住。
我问，你觉得你抓住了机会吗？
杨金华说，我觉得抓住了。因为在这次公推大会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风采展示了出来，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够到马家镇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来源于我在木兰镇公推直选的表现，我的感受和判断绝对是正确的。
我笑问，那么你参加马家镇的公推直选，感受和判断正确吗？
杨金华笑答，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很微妙。第一，木兰镇的平台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竞职应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马家镇的工作经历很短，还在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参加竞职，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轻。第三，现任党委书记张雄全，本人很实在，实干精神也非常强，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我去竞争的希望比较渺茫。再说我到马家镇来，方方面面与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参与我就会义无反顾，他要参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权衡利弊后，我当时就稳起没动。
我问，后来怎么又挺身而出了呢？
杨金华说，后来别人说，民主的推进是一个一个层次的，由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星火燎原。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当这个党委书记，而是给自己积累一些竞职的经验，以便不断适应这种竞争。再说了，如果作为一个镇长，都不敢面对当地老百姓的选择，还跑到其他地方去竞职，老百姓会认为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不行。起码也应该让老百姓认识一下镇长是什么样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何况我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也是因为公推直选才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的，我更没有理由退缩。
我又问，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
杨金华说，没有。正式选举出现那种意外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张书记受到的震动肯定比我大。当时选举结果迟迟没出来，现场都很着急。按理说应该没啥悬念。一个是老书记，工作经验很丰富；一个是新镇长，领导经验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没有任何悬殊的差别，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领导上台公布选票，说这次大家都没过半，还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点哗然，弄不清楚都不过半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群众中很多人弃权？很多人弃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就闪出来了。后来第二次选举，领导又上台宣布票决结果，投下来票数居然一模一样
我问，当时你怎么想？
杨金华说，当时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觉得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就觉得我好对不住我们的书记！如果当天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没想到会这么一波三折。
我说，择日再选的结果就更没有想到吧？
杨金华说，完全没有想到。张书记以高票当选，和前两次那种票数很接近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当时我就有种跌入谷底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开了个玩笑。因为杨金华长得很漂亮，有点像林黛玉，当然比林黛玉健康。听她说“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金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说，其实我很知足了，至少前两次的选举证明，我到马家镇这七个月的表现还是合格的。第三次选举差异这么大，可能是我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太少了。另一个呢，老百姓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们张书记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在为他们干实事的书记。尽管我落选了，我还是很认可他。既然是差额选举，就不可能两个都当选。但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人把现任党委书记选掉。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头总是要开的。如果当时我上了，也许就创造了历史。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种历史，就是当选后又被群众罢免的历史。两种历史都有可能，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庆幸的。
我问，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金华说，1月9日宣布后，他就当选了，我还在当镇长。我是3月底才回到区里的。应该说心理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公推直选既有竞争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我去看张书记，他变得更加勤奋，为民办事的决心，发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劲了。我为他有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一种欣喜，别人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是马家镇人，我也希望把马家镇建设好。
我追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
杨金华实话实说，承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淡淡的，说不出来，让我用语言来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总体感受，变化重点是在工作上。因为公推直选有一个后续程序，就是所有的领导班子要实行重新组合，由书记来提名。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给他造成了威胁，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并不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里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会说他没得心胸；提名我呢，毕竟我们在竞选当中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会担心，最后这么悬殊的当选，会不会在我心里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今后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较为难吧！
我问，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杨金华说，他还没有提方案，我就调走了。
我默然，然后向杨金华道谢。其实我还应该向新都区所有设计、领导和参加公推直选的人道谢。因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一个传统，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稳操胜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川平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和他拉起家常，发现彼此的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知青，也都跳过“农门”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唐川平原本是学工程技术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77级）；我则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78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时间走进大学的，这使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直选，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直选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直选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直选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直选，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直选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八、红旗漫卷西风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直选，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直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选，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直选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
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五、风口浪尖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写好了辞职报告才走进风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马家镇党委办公室。
大约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原因，马家镇党委书记张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而且一脸的沧桑。这就让我这种怀有偏见的人感到放心。张雄全告诉我，他们镇的公推直选，是在去年10月29号。去年10月10号左右，区委开全委会，确定马家、军屯、龙桥三镇作为第二批试点。张雄全当时只听说过有这个事儿，没想到第二批就有他们镇，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报名，填表交照片。报名之后给了三天时间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在马家镇已经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来就准备演讲稿。
我问，还有其他人报名吗？
张雄全说，有，一共七个，马家镇三个，镇长、副书记、我，另外还有新民镇的镇长，竹友镇的管党书记，青流镇的管党书记，农机局一位副局长。
我又问，什么时候公开推荐呢？
张雄全说，半个月以后。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有区领导，全镇机关干部，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企业的领导，230多人。他们决定我们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说，哦，230位“推委会委员”
张雄全接着说，开会时，领导先简短讲话。然后抽签，抽演讲的顺序。
我问，你抽到几号？
张雄全说，一号。我们几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间，结果是一号。
我说好啊，no。1。接下来呢？
张雄全说，演讲。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我大概超了一分钟。我多了个内容，就是在马家镇四年的工作情况。最后结果，230人推荐，我得了200票。
我说不错嘛，高票入围，你成候选人了。什么时候选举？
张雄全说，大概隔了好几天，10月29号，决定直选。当天参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镇长。投票的是马家镇的全体党员。一共666人。
我开玩笑说，哈，六六大顺！
张雄全说，当时也要演讲，我又抽到一号。演讲完了就投票。第一轮投下来，都不过半，我比镇长可能还少两票。
我问，都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吧？
张雄全说，是。
我问，那怎么办呢？
张雄全说，领导就开会，决定立即再选。
我又问，选第二次？
张雄全说，是，又发选票。
我再问，结果呢？
张雄全说，我们两个又都不过半，而且票数完全一样。
这可真有戏剧性！不知这事又如何了结。
张雄全说，当天再选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选也未必有结果，二是选票也没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没法坚持。领导就征求参会党员意见，是不是择日再选，大家都同意。
我问，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吊起？
张雄全说，我当时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在马家镇还是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说良心话，力度不够，投入不够，研究不够，群众对我的了解也不够。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把实事干在他们身边，关心他们的重点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教训。但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想不通，也很难过。我当时，唉，我当时，真的很难过。面对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群众，整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今后咋个开展工作？
我说是啊，无颜见江东父老。
张雄全说，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两个人票数扯平，又是都选不上，咋整？所以当时我就跟领导说，要不把我调走算了。领导说：你看我现在咋办？我也不可能踢一个下来。竞争竞争，没有对手怎么竞争？不行。不管结果如何，你张某人现在继续在马家镇当党委书记，年底拿试卷来看！
我问，你服从了？
张雄全说，不服从不行。再说我也不服输。我想我就是输，也要输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选不起（不能当选），现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说，你们两个又各就各位，一个回去当书记，一个回去当镇长了？
张雄全说，是。
我又问，那你们两个同一栋楼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难道没有一点尴尬吗？
张雄全说，要说一点没有，也不真实，但应该说还是处得很好。开始我心里确实难过，但表面上是稳起（稳稳当当）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党委书记，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还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带队伍？就是牙齿咬碎了也要稳起，要踏实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镇长还是在一起上班，该怎么还是怎么。我明确给大家说，今天下来了。没下之前和镇长是竞争对手，下来了还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对手，我就要让你消失这样的话。那两个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班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问，后来呢？
张雄全说，后来我主动要求再选。这样吊起，总归不是个事。
我又问，什么时候再选的呢？
张雄全说，今年1月9号，还是老规矩，抽签，演讲，投票。我又抽到一号。我就想，我怎么回回都抽到一号，三盘都是棒棒（一号）？上次“标”（丢）过一盘，这次不得“标”了。但是台上说的话要算数，承诺要兑现，压力还是很大的。演讲了8分钟，再投票。
我问，投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张雄全说，我在旁边抽烟。
我又问，这回结果如何？
张雄全说，当时来了620多人，我得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说，这回你是胜出了，但你想到过失败没有？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而且你和镇长不同。镇长竞职书记，落选并不丢人，你可是在位书记啊！
张雄全说，实在地讲，我的压力很大，双重甚至三重压力。我当时就是在风暴中心，而且没有退路。当时我想，要是真的选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确实不行，没本事或者没把事情做好。那就该走掉，让其他同事来干。既然是竞职，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当然没面子，哪个都不愿意。
我问，现在呢？没压力了吧？
张雄全说：压力更大了。马家镇工作做得好和坏，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里的人说，你们现在有个错觉，这个党委书记权力大。我说不是权力大，是责任大。我今天请你进班子，你觉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进来。如果工作中出现问题，两年之后让你下课。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来成绩，不是我个人下，是我们整个班子解散。下一个新书记来，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书记说过，老百姓把你选得上去，就把你选得下来。我们只能好好干，没得退路。
我又问，怎么没有退路呢？
张雄全说，我们新都区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公推直选的。你不可能这里干得不好，换到其他地方当党委书记，也不能干两年换个地方。再说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标，就没得哪个敢拉半点关系。要是你走关系，你做事不公道，想点歪心，他们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广泛宣传。好事不觉得，坏事都晓得，那你的钩钩（赞成票）就可能变成叉叉（反对票）。
我说，据我所知，市委规定，公推直选的党委书记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要把任期做满。下一次选举要在五年以后，那这还有什么关系？
张雄全说，还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测评。
我问，你们搞了吗？
张雄全说，8月5号搞的，设了三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那天我先报告工作。按照区委的五条规定，说了16分钟，都是做过的，实在的事情，农村人一听就明白。前三天，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所有要参加测评的人，说了之后就提问。那天提问题比较激烈，都很真实，是事先不能准备的。我只得认真回答，干部群众都比较理解。那天我的满意票85%，基本满意15%，没有一张不满意票。这说明群众认可了我们。
我说，那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张雄全说，松不了。我是把辞职报告打印好了放在身边，然后才走进风暴中心，走向工作岗位的。我随时接受考验，随时准备离开。
我不想再问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些基层干部，乡镇干部，职位很低，级别不高，但负担不轻，责任不小。现在，为了基层民主建设，他们又自愿或者半自愿地走向了第一线，用自己微弱的身躯扛起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记着另一些基层干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选中落选的人。没有他们，这一项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说敢于参加公推直选的是英雄，那么，其中的落选者就更是英雄。如果这些落选者还是女干部，那就要算是“巾帼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杨金华坦然应对：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流花宾馆。
冯珂和杨金华，正是两位落选的“巾帼英雄”现任新都区政务中心副主任的冯珂一共参加了两次竞职，一次是在军屯镇，一次是在新繁镇，都是竞职党委书记。之前她是新都镇的副镇长，当了3年多。其实她当副镇长也是通过公选的。所以冯珂自称她是受益者，对改革满腔热情。冯珂说，2001年公选的时候，她当时也很犹豫，觉得公选第一次嘛，会不会是作秀啊，会不会有假啊，会不会要凭关系啊！结果呢，就是通过那次公选当了副镇长。
我说，所以军屯镇公推直选的时候，你就积极报名了？
冯珂说，是的。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参加。有他们的书记、镇长，然后还有一个副镇长，我和另外一个是其他乡镇去的，那个也是副镇长。当时是205个人进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镇人嘛，应该算比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镇搞公推直选，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呢，有他们新繁镇的书记、镇长、两个副镇长，然后也是我和外镇的另外一个人，总共6个。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是390人。公推结果，第一名是现任书记，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们的镇长，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还是没有入围。
我问，为什么？
冯珂说，因为只取两名。最后直接选举，还是书记当选了。
我又问，遗憾吗？
冯珂说，也遗憾也欣慰，总归从22票达到了103票。
我说，步步高升啊！
冯珂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过后很多朋友也好，领导也好，都开玩笑说，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些措施，还有我们整个新都区的氛围。公推直选那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也好，看电视的也好，一出去听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讨论这件事，也都在评论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公推直选不仅把我们年轻干部都调动起来，也把我们广大老百姓参政议政、关心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直接的参与者就更不用说了。“选手”（竞职者）也好“选民”（选举人）也好，心理素质和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比如参加公推的代表，参加投票的党员，他们在评选、推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断完善了。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拥护这种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动来拥护这种制度的。
这话说得好。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是有些顾虑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但有冯珂这碗“酒”垫底，我就敢直面杨金华了。
现任新都区团委书记的杨金华，就是在马家镇和张雄全“打擂台”两次不分胜负，又最后落选的那一位。杨金华也参加了两次公推直选。第一次是在木兰镇，当时她是团区委副书记，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马家镇，当时她已经在马家镇当了七个月的镇长。所以杨金华说她是新都区公推直选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人，感受非常深刻。
于是我就问，你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杨金华说，木兰镇公推直选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在议论，说新都搞公推直选了，木兰镇党委书记的职位要拿出来，不像以前那样指定，或者是书记走了，镇长填充。当时我就有一点点跃跃欲试的想法。平时在团区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组织者的角色，都是组织青年团员来唱来跳，这次是区委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上台表演，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团干部是有政治敏锐性的。公推直选的出现，我感觉是历史的开创，一种创新，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报名参加。当时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想去参加一下，试一试。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等着领导来安排。人的一生，机会并不是很多，目前的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抓住。
我问，你觉得你抓住了机会吗？
杨金华说，我觉得抓住了。因为在这次公推大会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风采展示了出来，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够到马家镇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来源于我在木兰镇公推直选的表现，我的感受和判断绝对是正确的。
我笑问，那么你参加马家镇的公推直选，感受和判断正确吗？
杨金华笑答，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很微妙。第一，木兰镇的平台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竞职应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马家镇的工作经历很短，还在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参加竞职，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轻。第三，现任党委书记张雄全，本人很实在，实干精神也非常强，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我去竞争的希望比较渺茫。再说我到马家镇来，方方面面与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参与我就会义无反顾，他要参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权衡利弊后，我当时就稳起没动。
我问，后来怎么又挺身而出了呢？
杨金华说，后来别人说，民主的推进是一个一个层次的，由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星火燎原。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当这个党委书记，而是给自己积累一些竞职的经验，以便不断适应这种竞争。再说了，如果作为一个镇长，都不敢面对当地老百姓的选择，还跑到其他地方去竞职，老百姓会认为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不行。起码也应该让老百姓认识一下镇长是什么样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何况我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也是因为公推直选才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的，我更没有理由退缩。
我又问，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
杨金华说，没有。正式选举出现那种意外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张书记受到的震动肯定比我大。当时选举结果迟迟没出来，现场都很着急。按理说应该没啥悬念。一个是老书记，工作经验很丰富；一个是新镇长，领导经验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没有任何悬殊的差别，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领导上台公布选票，说这次大家都没过半，还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点哗然，弄不清楚都不过半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群众中很多人弃权？很多人弃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就闪出来了。后来第二次选举，领导又上台宣布票决结果，投下来票数居然一模一样
我问，当时你怎么想？
杨金华说，当时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觉得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就觉得我好对不住我们的书记！如果当天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没想到会这么一波三折。
我说，择日再选的结果就更没有想到吧？
杨金华说，完全没有想到。张书记以高票当选，和前两次那种票数很接近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当时我就有种跌入谷底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开了个玩笑。因为杨金华长得很漂亮，有点像林黛玉，当然比林黛玉健康。听她说“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金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说，其实我很知足了，至少前两次的选举证明，我到马家镇这七个月的表现还是合格的。第三次选举差异这么大，可能是我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太少了。另一个呢，老百姓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们张书记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在为他们干实事的书记。尽管我落选了，我还是很认可他。既然是差额选举，就不可能两个都当选。但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人把现任党委书记选掉。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头总是要开的。如果当时我上了，也许就创造了历史。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种历史，就是当选后又被群众罢免的历史。两种历史都有可能，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庆幸的。
我问，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金华说，1月9日宣布后，他就当选了，我还在当镇长。我是3月底才回到区里的。应该说心理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公推直选既有竞争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我去看张书记，他变得更加勤奋，为民办事的决心，发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劲了。我为他有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一种欣喜，别人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是马家镇人，我也希望把马家镇建设好。
我追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
杨金华实话实说，承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淡淡的，说不出来，让我用语言来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总体感受，变化重点是在工作上。因为公推直选有一个后续程序，就是所有的领导班子要实行重新组合，由书记来提名。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给他造成了威胁，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并不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里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会说他没得心胸；提名我呢，毕竟我们在竞选当中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会担心，最后这么悬殊的当选，会不会在我心里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今后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较为难吧！
我问，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杨金华说，他还没有提方案，我就调走了。
我默然，然后向杨金华道谢。其实我还应该向新都区所有设计、领导和参加公推直选的人道谢。因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一个传统，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稳操胜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川平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和他拉起家常，发现彼此的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知青，也都跳过“农门”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唐川平原本是学工程技术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77级）；我则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78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时间走进大学的，这使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直选，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直选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直选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直选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直选，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直选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八、红旗漫卷西风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直选，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直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选，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直选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