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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
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象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她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她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象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钉衣服换成了没有补钉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
孙少平看见她，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
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家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它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唉，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哩！让侯玉英见鬼去吧！她就是想和他好，他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她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他也会和她相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她为什么又象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象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
但看来她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旋磨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她手里。看她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她后边说：“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她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象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
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象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给他的创业史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她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帐”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她爷在当年就死了。但她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她。她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 -->>
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
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象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她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她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象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钉衣服换成了没有补钉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
孙少平看见她，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
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家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它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唉，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哩！让侯玉英见鬼去吧！她就是想和他好，他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她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他也会和她相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她为什么又象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象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
但看来她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旋磨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她手里。看她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她后边说：“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她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象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
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象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给他的创业史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她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帐”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她爷在当年就死了。但她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她。她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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