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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塌，何以忧天？民以食为天，奚为不忧！
一
新书？无蓄：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
中国是饥荒之国，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可谓世界之最。由古至今，在历史上大饥荒饿死众生的悲剧不知重演了多少次，而且每次死亡人数都是的千百万之众，惨绝人寰！
仅在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饥荒，饿死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1900万人。
1946——1947南方大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1946年饥荒遍及湖南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饥荒祸及400万人。
1959——1961大饥荒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都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之下发生的，惨痛的历史悲剧是不能忘记的！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
1845年——1850年，爱尔兰大饥荒，造成10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背井离乡的惨剧，给爱尔兰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乌克兰大饥荒，死于大饥荒的人数估算在250万——480万之间。
1942年——1943年，中国河南大饥荒，造成500万人死亡，举世震惊。天灾人祸，政治腐败、政府失职。农田绝收，农民吃草根、树皮，草根挖完，树皮剥光，灾民大量死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吃死尸，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
2004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食物可吃，孟买竟饿死了近一万儿童。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海地、埃及、喀麦隆、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等国出现了因粮价上涨和供应短缺造成的骚乱活动。
事实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发生大饥荒。大饥荒的历史悲剧难以回避，无论哪个国家都无彻底解决粮食问题的超自然力量，市场经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二
中国农田数量如何？
我国地广人众，18亿亩农田红线成为不容挑战的底线，能否守住？
据公开资料，1998年中国耕地面积达19。45亿亩，仅过7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非农建设、生态恶化等等。
有学者如此感叹：“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
2009年4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对媒体表达：“要城市化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
当下，一些地方盲目扩张城市化、愚蠢崇拜gdp、发展低劣工业化，部分政府官员除了经济冲动外，面对土地财政的巨大诱惑，铤而走险，对土地实行掠夺性开发，毁田建房，鲸吞农田！肆无忌惮地消耗水、耕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一旦饥荒降临，砖头何能充饥？拆楼还田，捣厂复耕，晚矣！
砸子孙饭碗，断后代生路，天理何在？！
对破坏或蚕食耕地的行为，国家早有警觉。1997年，国务院出台通知，严格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两年后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占补平衡的原则。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省出台土地整理置换指标允许有偿流动的政策，发达地区向山区等欠发达地区购买指标，山区通过毁林造地等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链条屡见不鲜，把良田变成建设用地，再到偏远之处划出一块新的土地，不管能否耕种，只要在数字上反映的耕地总面积不变即可，成为某些官员的数字游戏而已，占好补差，占多补少，一田多补，蒙上骗下，自欺欺人也。
据报道，北京某机关在海淀区占了一块地，地补在延庆一座小山沟里。
浙江省电力系统的一位官员有着亲身经历，手下的电工在铺设电力管线时，为节约成本，常常选择从山区穿过，但在温州、丽水等地的高山上，却一路遭遇按“耕地”标准索赔，发现山上新造的土地质量堪忧，很多都是抛荒、不能耕种的空架子。
即使山地勉强辟为农田，忽视因地制宜的农林牧综合发展，把只适合林、牧业利用的山地、陡坡，砍伐林木，乱挖树根、植被，使地表裸露，加重了水土流失，以至越开越贫，生态系统恶性循环，引起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更严重的地质灾害，得不偿失。
2006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看到第三轮全国土地规划纲要到2010年要保17亿多亩耕地，总理急了，说：“有17就有16，要坚决守住18，而且要守到2020年。”严守何其难，连总理都无奈，何况他人？
奋力坚守到2020年，那么，以后又该如何去坚守？谁能守得住？！难也，近50年来，中国因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4000多万亩，平均每年近100万亩。
20世纪90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土地沙化与土地沙漠化在大量地吞嗜农田！过度地人为活动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我国已沙漠化了的土地为17。6万平方公里，潜在沙漠化危险的土地15。8万平方公里。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5000余万人，近400万公顷的旱农田和500万公顷的草场受其影响。如：宁夏中部地区现在土地沙化面积已达74。46万公顷。近22年来，土地沙化面积由占该区面积的20%上升到50——60%，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
中国农田土质如何？
据科学观测，15——25度的坡耕地每年每公顷流失水量400——600立方米，流失土壤30——150吨；土壤中的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都同时流掉，造成土地日益瘠薄，田间持水能力降低，不耐旱，又加剧了干旱的发展，其结果是农作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贫困。例如，黄土高原地区，许多地方治理前一般每年人均粮食只有250——300公斤，灾年甚至颗粒无收，靠国家从外地调进粮食救济。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黑土区坡耕地黑土层厚度已由开垦初期平均80厘米——100厘米降到了20——40厘米，每年侵蚀速率0。3——1厘米，如不及时治理，40——50年后大部分黑土层将流失殆尽。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张兴义教授表示：从开垦到现在，黑土有机质的含量下降了60%。数据显示，东北黑土区土壤有机质每年以千分之一的速度递减，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价值达5——10亿元。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刘宝元教授调查了典型黑土区的949个剖面后发现，在整个黑土区33万平方公里的典型黑土带上，48。6%的剖面黑土层厚度已经低于40厘米。形成1米厚的黑土需要4万年。如果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流失，那么1米厚的黑土流失殆尽只需要100年。东北黑土地上正在上演残酷的一幕，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100年。
据报道，1992年全国至少有11个地区发展到生产“镉米”的程度。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重金属污染问题严重。
湖南省湘潭县，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传统的双季水稻栽培区，拥有耕地面积101。4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湘潭县响塘乡一些农户每亩地只收了300多斤，最后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出去，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收，自己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湘潭锰矿开发以来，在田地旁、沿铁轨两侧，挂着锰业公司标记的厂房赫然包围着村庄。工业带给这乡村的伤害，不仅限于天空，种地也开始出不了谷子，长安村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陷入倒退状态。使用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地方，早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现在只有两三百斤。据南方周末报道，响塘乡政府很快查明了原因，报告称，由于水系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无法耕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减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其中长安村便有549。3亩，绝收的面积几乎占了一半。毗邻响水乡，稻田的重金属污染亦颇为严重，而位于湘潭县城易俗河镇的红燕山矿区，已被列为湘潭重金属土壤修复试验区。
沈阳某污灌区被污染的耕地多达2500多公顷，粮食遭受严重的镉污染，稻米的含镉浓度高达0.4——1.0 mgkg（达到或超过诱发“痛痛病”的临界含镉浓度），浓度最高的甚至达到3.7mgk。沈阳某污水灌溉区的癌症发病率比对照区（清水灌溉区）也高10多倍。
江西省某县44％的耕地遭到污染，并形成670公顷的“镉米”区。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的抽样调查表明：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
中国农作物品质如何？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每年都有1200万吨粮食受重金属污染。有许多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和接近临界值。农药污染问题严重，据农业部门1992——1993年对全国主要农产品进行有害物质调查表明，全国的农产品有些确实存在农药超标现象，甚至连早在1972年就已经禁止生产和使用的ddt等有机氯农药都能够监测到。蔬菜、水果的硝酸盐污染问题严重。
1998年，在北京市各大蔬菜批发市场抽取300多个市售蔬菜的样品，监测发现有20％的蔬菜、水果含砷量超标。对北京郊区菜地的蔬菜调查，也发现大白菜、黄瓜、芹菜、番茄等蔬菜存在一定程度的砷、汞、镉等重金属污染问题。1998年，某研究所对北京市市售蔬菜进行过抽样调查，发现在蔬菜和水果样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率也... -->>
天不塌，何以忧天？民以食为天，奚为不忧！
一
新书？无蓄：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
中国是饥荒之国，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可谓世界之最。由古至今，在历史上大饥荒饿死众生的悲剧不知重演了多少次，而且每次死亡人数都是的千百万之众，惨绝人寰！
仅在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饥荒，饿死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1900万人。
1946——1947南方大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1946年饥荒遍及湖南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饥荒祸及400万人。
1959——1961大饥荒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都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之下发生的，惨痛的历史悲剧是不能忘记的！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
1845年——1850年，爱尔兰大饥荒，造成100多万人死亡，200多万人背井离乡的惨剧，给爱尔兰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乌克兰大饥荒，死于大饥荒的人数估算在250万——480万之间。
1942年——1943年，中国河南大饥荒，造成500万人死亡，举世震惊。天灾人祸，政治腐败、政府失职。农田绝收，农民吃草根、树皮，草根挖完，树皮剥光，灾民大量死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吃死尸，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
2004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食物可吃，孟买竟饿死了近一万儿童。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海地、埃及、喀麦隆、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等国出现了因粮价上涨和供应短缺造成的骚乱活动。
事实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发生大饥荒。大饥荒的历史悲剧难以回避，无论哪个国家都无彻底解决粮食问题的超自然力量，市场经济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二
中国农田数量如何？
我国地广人众，18亿亩农田红线成为不容挑战的底线，能否守住？
据公开资料，1998年中国耕地面积达19。45亿亩，仅过7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非农建设、生态恶化等等。
有学者如此感叹：“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
2009年4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对媒体表达：“要城市化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
当下，一些地方盲目扩张城市化、愚蠢崇拜gdp、发展低劣工业化，部分政府官员除了经济冲动外，面对土地财政的巨大诱惑，铤而走险，对土地实行掠夺性开发，毁田建房，鲸吞农田！肆无忌惮地消耗水、耕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一旦饥荒降临，砖头何能充饥？拆楼还田，捣厂复耕，晚矣！
砸子孙饭碗，断后代生路，天理何在？！
对破坏或蚕食耕地的行为，国家早有警觉。1997年，国务院出台通知，严格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两年后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占补平衡的原则。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省出台土地整理置换指标允许有偿流动的政策，发达地区向山区等欠发达地区购买指标，山区通过毁林造地等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链条屡见不鲜，把良田变成建设用地，再到偏远之处划出一块新的土地，不管能否耕种，只要在数字上反映的耕地总面积不变即可，成为某些官员的数字游戏而已，占好补差，占多补少，一田多补，蒙上骗下，自欺欺人也。
据报道，北京某机关在海淀区占了一块地，地补在延庆一座小山沟里。
浙江省电力系统的一位官员有着亲身经历，手下的电工在铺设电力管线时，为节约成本，常常选择从山区穿过，但在温州、丽水等地的高山上，却一路遭遇按“耕地”标准索赔，发现山上新造的土地质量堪忧，很多都是抛荒、不能耕种的空架子。
即使山地勉强辟为农田，忽视因地制宜的农林牧综合发展，把只适合林、牧业利用的山地、陡坡，砍伐林木，乱挖树根、植被，使地表裸露，加重了水土流失，以至越开越贫，生态系统恶性循环，引起滑坡、塌方、泥石流等更严重的地质灾害，得不偿失。
2006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看到第三轮全国土地规划纲要到2010年要保17亿多亩耕地，总理急了，说：“有17就有16，要坚决守住18，而且要守到2020年。”严守何其难，连总理都无奈，何况他人？
奋力坚守到2020年，那么，以后又该如何去坚守？谁能守得住？！难也，近50年来，中国因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达4000多万亩，平均每年近100万亩。
20世纪90年代，沙化土地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土地沙化与土地沙漠化在大量地吞嗜农田！过度地人为活动破坏了脆弱的生态平衡，我国已沙漠化了的土地为17。6万平方公里，潜在沙漠化危险的土地15。8万平方公里。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5000余万人，近400万公顷的旱农田和500万公顷的草场受其影响。如：宁夏中部地区现在土地沙化面积已达74。46万公顷。近22年来，土地沙化面积由占该区面积的20%上升到50——60%，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
中国农田土质如何？
据科学观测，15——25度的坡耕地每年每公顷流失水量400——600立方米，流失土壤30——150吨；土壤中的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都同时流掉，造成土地日益瘠薄，田间持水能力降低，不耐旱，又加剧了干旱的发展，其结果是农作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贫困。例如，黄土高原地区，许多地方治理前一般每年人均粮食只有250——300公斤，灾年甚至颗粒无收，靠国家从外地调进粮食救济。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黑土区坡耕地黑土层厚度已由开垦初期平均80厘米——100厘米降到了20——40厘米，每年侵蚀速率0。3——1厘米，如不及时治理，40——50年后大部分黑土层将流失殆尽。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张兴义教授表示：从开垦到现在，黑土有机质的含量下降了60%。数据显示，东北黑土区土壤有机质每年以千分之一的速度递减，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价值达5——10亿元。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刘宝元教授调查了典型黑土区的949个剖面后发现，在整个黑土区33万平方公里的典型黑土带上，48。6%的剖面黑土层厚度已经低于40厘米。形成1米厚的黑土需要4万年。如果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流失，那么1米厚的黑土流失殆尽只需要100年。东北黑土地上正在上演残酷的一幕，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100年。
据报道，1992年全国至少有11个地区发展到生产“镉米”的程度。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重金属污染问题严重。
湖南省湘潭县，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传统的双季水稻栽培区，拥有耕地面积101。4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1206公斤的纪录。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湘潭县响塘乡一些农户每亩地只收了300多斤，最后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出去，谷壳都是黑的，没人收，自己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湘潭锰矿开发以来，在田地旁、沿铁轨两侧，挂着锰业公司标记的厂房赫然包围着村庄。工业带给这乡村的伤害，不仅限于天空，种地也开始出不了谷子，长安村的粮食生产已连续多年陷入倒退状态。使用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地方，早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现在只有两三百斤。据南方周末报道，响塘乡政府很快查明了原因，报告称，由于水系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无法耕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减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其中长安村便有549。3亩，绝收的面积几乎占了一半。毗邻响水乡，稻田的重金属污染亦颇为严重，而位于湘潭县城易俗河镇的红燕山矿区，已被列为湘潭重金属土壤修复试验区。
沈阳某污灌区被污染的耕地多达2500多公顷，粮食遭受严重的镉污染，稻米的含镉浓度高达0.4——1.0 mgkg（达到或超过诱发“痛痛病”的临界含镉浓度），浓度最高的甚至达到3.7mgk。沈阳某污水灌溉区的癌症发病率比对照区（清水灌溉区）也高10多倍。
江西省某县44％的耕地遭到污染，并形成670公顷的“镉米”区。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的抽样调查表明：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
中国农作物品质如何？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每年都有1200万吨粮食受重金属污染。有许多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和接近临界值。农药污染问题严重，据农业部门1992——1993年对全国主要农产品进行有害物质调查表明，全国的农产品有些确实存在农药超标现象，甚至连早在1972年就已经禁止生产和使用的ddt等有机氯农药都能够监测到。蔬菜、水果的硝酸盐污染问题严重。
1998年，在北京市各大蔬菜批发市场抽取300多个市售蔬菜的样品，监测发现有20％的蔬菜、水果含砷量超标。对北京郊区菜地的蔬菜调查，也发现大白菜、黄瓜、芹菜、番茄等蔬菜存在一定程度的砷、汞、镉等重金属污染问题。1998年，某研究所对北京市市售蔬菜进行过抽样调查，发现在蔬菜和水果样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率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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