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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例子举到这里就可以了。
作为读者的你们只要知道一点，那就是周朝人喜欢凭主观给前人起谥号或者说外号的习惯被后人继承发扬了下来，动不动就在史书上给人起外号，以至于后人往往只记得这人的外号。
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张嘴骂别人是乌龟王八蛋，这和前人骂那些和自己有矛盾的人是‘四凶’，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左传》中的记述并没有错，舜的确将四位有能力但与己不合的大臣流放边疆，只是后人根本不记得四位大臣的真实姓名，只记得他们每人都头顶一个四凶的外号。
显然司马迁不满足于这点。
于是，《史记》在《左传》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给流放四大臣各找了一个氏族出身：帝鸿氏、少皋氏、颛顼氏、缙云氏。
然而问题是黄帝的父亲少典出身帝鸿氏；后来黄帝长子少昊创立少皋氏；再后来少昊的长子（黄帝长孙）创立颛顼氏；大禹出身缙云氏，而他是黄帝玄孙（非长子少昊一系）。
我要是黄帝，得变成鬼怪去咬司马迁：“小子，你啥意思？合着坏人只能出在我家是吧？”
而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很多时候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某个人拍脑袋想像出来的。
举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亲身经历吧。
几年前，我和几个初中同学聚会，无意间说起当年学校组织的一场7人制班级对抗足球比赛。
然后我们几个就为当时谁是上场主力，谁在场下替补争执起来了。
好家伙，一共6个人凑一起喝酒，不但回忆出5个不同答案，居然还有一个孙子干脆忘了这场足球比赛。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总算找到一张比赛结束后所有参赛队员集体合影，这才搞清楚到底谁是上场主力。
至于当年都有谁在场下替补，已经是无从考证的未解之谜了。
历史也是这样。
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动乱与战争，当事者不是参与其中，打得一头是血；就是携家带口四处迁徙躲避。
那个年代没有战地记者！
一切都要等战事尘埃落定之后，再由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找亲历者逐一回忆，再综合所得信息撰写记录。
这些事后记录就带有很浓重主观色彩了，毕竟史官在战后能找到的基本都是战胜方的亲历者，自然会帮着胜利者说话。
其实这点还算好的。
要知道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就是周朝人首先设立的，在周之前的古人根本就没有记录历史的概念。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发现最古老的文字，最古老的甲骨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多年。
然而国际公认的中国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与最早的甲骨文之间差了700年！
这算怎么回事？这剩下700多年被谁吃了？
问题就出在刻写甲骨的商人身上了。
与周人不同，商人不喜欢记录历史，他们只对占卜感兴趣：“今早起床左眼皮直跳，找巫师占卜为吉兆，果然上午一出门就猎到一头梅花鹿。”
文字虽然古老，但是商人刻在甲骨之上的基本全是占卜吉凶的卜词，其中可以提取出来佐证历史事件的内容太少，以至于商朝中前期的历史往往流于传说。
行了，前面罗里吧嗦地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说明一件事，即我所采信历史资料的优先级。
没有文字佐证的传说基本不予采纳，至少也得有本古书白纸黑字的写：“女娲之肠，化为神人，处栗广之野。”
同一件事，如果有两本书同时记录，那么以正式史书或者《山海经》这样的博物志为准，普通人写得笔记小说基本不予采纳。
如果两本正式史书（博物志）对同一件事记述有冲突，那么以成书在前时间最接近那件事的为准；比如《山海经》、《左传》与《史记》中都有关于四凶的记载，以时间最早的《山海经》为准。
这就是我创作小说时采纳资料的标准，凡是认同这点的请继续往下看，不认同的就请点右上角那个小红叉，真没时间跟人抬杠。
/> 好了，例子举到这里就可以了。
作为读者的你们只要知道一点，那就是周朝人喜欢凭主观给前人起谥号或者说外号的习惯被后人继承发扬了下来，动不动就在史书上给人起外号，以至于后人往往只记得这人的外号。
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张嘴骂别人是乌龟王八蛋，这和前人骂那些和自己有矛盾的人是‘四凶’，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左传》中的记述并没有错，舜的确将四位有能力但与己不合的大臣流放边疆，只是后人根本不记得四位大臣的真实姓名，只记得他们每人都头顶一个四凶的外号。
显然司马迁不满足于这点。
于是，《史记》在《左传》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给流放四大臣各找了一个氏族出身：帝鸿氏、少皋氏、颛顼氏、缙云氏。
然而问题是黄帝的父亲少典出身帝鸿氏；后来黄帝长子少昊创立少皋氏；再后来少昊的长子（黄帝长孙）创立颛顼氏；大禹出身缙云氏，而他是黄帝玄孙（非长子少昊一系）。
我要是黄帝，得变成鬼怪去咬司马迁：“小子，你啥意思？合着坏人只能出在我家是吧？”
而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很多时候所谓的历史其实是某个人拍脑袋想像出来的。
举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亲身经历吧。
几年前，我和几个初中同学聚会，无意间说起当年学校组织的一场7人制班级对抗足球比赛。
然后我们几个就为当时谁是上场主力，谁在场下替补争执起来了。
好家伙，一共6个人凑一起喝酒，不但回忆出5个不同答案，居然还有一个孙子干脆忘了这场足球比赛。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总算找到一张比赛结束后所有参赛队员集体合影，这才搞清楚到底谁是上场主力。
至于当年都有谁在场下替补，已经是无从考证的未解之谜了。
历史也是这样。
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动乱与战争，当事者不是参与其中，打得一头是血；就是携家带口四处迁徙躲避。
那个年代没有战地记者！
一切都要等战事尘埃落定之后，再由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找亲历者逐一回忆，再综合所得信息撰写记录。
这些事后记录就带有很浓重主观色彩了，毕竟史官在战后能找到的基本都是战胜方的亲历者，自然会帮着胜利者说话。
其实这点还算好的。
要知道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就是周朝人首先设立的，在周之前的古人根本就没有记录历史的概念。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发现最古老的文字，最古老的甲骨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多年。
然而国际公认的中国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与最早的甲骨文之间差了700年！
这算怎么回事？这剩下700多年被谁吃了？
问题就出在刻写甲骨的商人身上了。
与周人不同，商人不喜欢记录历史，他们只对占卜感兴趣：“今早起床左眼皮直跳，找巫师占卜为吉兆，果然上午一出门就猎到一头梅花鹿。”
文字虽然古老，但是商人刻在甲骨之上的基本全是占卜吉凶的卜词，其中可以提取出来佐证历史事件的内容太少，以至于商朝中前期的历史往往流于传说。
行了，前面罗里吧嗦地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说明一件事，即我所采信历史资料的优先级。
没有文字佐证的传说基本不予采纳，至少也得有本古书白纸黑字的写：“女娲之肠，化为神人，处栗广之野。”
同一件事，如果有两本书同时记录，那么以正式史书或者《山海经》这样的博物志为准，普通人写得笔记小说基本不予采纳。
如果两本正式史书（博物志）对同一件事记述有冲突，那么以成书在前时间最接近那件事的为准；比如《山海经》、《左传》与《史记》中都有关于四凶的记载，以时间最早的《山海经》为准。
这就是我创作小说时采纳资料的标准，凡是认同这点的请继续往下看，不认同的就请点右上角那个小红叉，真没时间跟人抬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