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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有些事对某些人来说，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其他的人而言，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例如你为应考而紧张，觉得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主考官来说，这只不过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国家“大事”也是一样。
的确，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战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观。
但大部分的“大事”却不如何重要，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些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些震惊天下的变局，乃至一些血肉横飞的斗争，只不过是一口井里的风波，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雷纯给吴其荣办“大事”：
“大事”使惊涛书生觉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这些大事其实并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贯、朱勔等去江南运办“花石纲”他们觉得都是何等风光的“大事”但在历史的评价里，那只不过是“丑事”而已。
——其实，纵办不成这些“大事”对“六分半堂”和雷纯也依然无损。
办成了，自然最好不过。
如果是举足轻重、定判成败的重大事，雷纯当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
而且她会先征询狄飞惊的意见。
狄飞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已弄清楚了雷纯的策略，如执行计策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时间，已适应了雷纯的方式与风格；他也只用了极有限的时间，已弄明白了吴其荣的个性和雷纯任用他的办法。
他理所当然也责无旁贷地去配合雷纯——一如他去配合雷损一样。
于是，吴其荣在“六分半堂”里继续去办他的“大事”；当然，有时也常办“急事”
人的一生，多办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见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厕”、“吃饭”、“服药”、“喂（孩子吃）奶”、“洗衣”、“耕种”、“工作”、“购（日用品）物”、“应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么“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办“重要的事”里，而特别大成功的人还会办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时间，多浪费在琐碎的“急事”里“急事”、“琐务”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专心在“大事”上的时间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这是很遗憾的事。
惊涛书生自从在水晶洞里习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惊天动地、惊涛骇浪的志业，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凭武功，还真不能遂志如愿，于是，他把“办大事”的野心日渐收敛，连“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样勤加习武，以俾有日大展身手、尽展才能）也少办了，日常里，得享乐时便享乐，听歌看舞爱美女，已是办“急事”的多，做“好事”日少了。
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久之，吴其荣已愈来愈不长进了，而且也愈来愈甘于不长进了。
花枯发则不然。
他既无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却跟温梦成一样，都是民间百姓各行各业所推举出来的领袖，他们也都喜欢“管不平事”
他们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难免跟蔡京一党的人对立；事实上，只要稍有正义感的人，就一定不值蔡京、朱勔、童贯、王黼、李彦、梁师成等人所作所为。
由于蔡京当政当权也当令已十数年矣，虽二遭罢相，但仍大权在握。他投机钻营，盘剥人民，已到了无耻已极的地步。由于得到皇帝赵佶的极度宠信，他又好虚饰颜面，所以一旦妄作胡为，便先号称：“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还诿说那是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的“遗意”而且竟可以不必知会皇帝，私发手诏，谓之“御笔手招”妄布圣旨，用以杀尽忠臣良将，广植党朋，因而，事无巨细，国家大事，万民生计，全落在蔡京一人一党手里。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诏格杀灭族。凡有颁布，怕人疑他为私谋，就说“此上意也”而且一个命令颁布下去，善则称己，过则称君，更使民意沸腾，天下之怨愤均加之赵佶身上。
可是说也奇怪，赵佶还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几次假意辞官，赵佶还哭着哀求挽留他，并赞他：“公纵不爱功名富贵，也得为社稷着想啊！”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更胡作妄为：譬如他的“方田均税”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强加“浓缩”本来多的，忽然变少，本来大的，突然变小。本来三百多亩地，现已缩为三十亩；但农民的税却大为“暴涨”本来三十文钱税赋，而今却要交近二千文。这使得天下农民俱叫苦连天。
他又实行“免役法”使得凡是中上等人家不必缴纳免役的税银，全让下等人家代缴，税务重苛，竟比神宗变法时还多加了八十余倍。官僚地主，络绎不断地进奉蔡京，负担倒减轻了，但贫民百姓可苦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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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有些事对某些人来说，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其他的人而言，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例如你为应考而紧张，觉得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主考官来说，这只不过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国家“大事”也是一样。
的确，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战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观。
但大部分的“大事”却不如何重要，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些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些震惊天下的变局，乃至一些血肉横飞的斗争，只不过是一口井里的风波，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雷纯给吴其荣办“大事”：
“大事”使惊涛书生觉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这些大事其实并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贯、朱勔等去江南运办“花石纲”他们觉得都是何等风光的“大事”但在历史的评价里，那只不过是“丑事”而已。
——其实，纵办不成这些“大事”对“六分半堂”和雷纯也依然无损。
办成了，自然最好不过。
如果是举足轻重、定判成败的重大事，雷纯当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
而且她会先征询狄飞惊的意见。
狄飞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已弄清楚了雷纯的策略，如执行计策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时间，已适应了雷纯的方式与风格；他也只用了极有限的时间，已弄明白了吴其荣的个性和雷纯任用他的办法。
他理所当然也责无旁贷地去配合雷纯——一如他去配合雷损一样。
于是，吴其荣在“六分半堂”里继续去办他的“大事”；当然，有时也常办“急事”
人的一生，多办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见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厕”、“吃饭”、“服药”、“喂（孩子吃）奶”、“洗衣”、“耕种”、“工作”、“购（日用品）物”、“应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么“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办“重要的事”里，而特别大成功的人还会办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时间，多浪费在琐碎的“急事”里“急事”、“琐务”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专心在“大事”上的时间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这是很遗憾的事。
惊涛书生自从在水晶洞里习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惊天动地、惊涛骇浪的志业，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凭武功，还真不能遂志如愿，于是，他把“办大事”的野心日渐收敛，连“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样勤加习武，以俾有日大展身手、尽展才能）也少办了，日常里，得享乐时便享乐，听歌看舞爱美女，已是办“急事”的多，做“好事”日少了。
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久之，吴其荣已愈来愈不长进了，而且也愈来愈甘于不长进了。
花枯发则不然。
他既无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却跟温梦成一样，都是民间百姓各行各业所推举出来的领袖，他们也都喜欢“管不平事”
他们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难免跟蔡京一党的人对立；事实上，只要稍有正义感的人，就一定不值蔡京、朱勔、童贯、王黼、李彦、梁师成等人所作所为。
由于蔡京当政当权也当令已十数年矣，虽二遭罢相，但仍大权在握。他投机钻营，盘剥人民，已到了无耻已极的地步。由于得到皇帝赵佶的极度宠信，他又好虚饰颜面，所以一旦妄作胡为，便先号称：“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还诿说那是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的“遗意”而且竟可以不必知会皇帝，私发手诏，谓之“御笔手招”妄布圣旨，用以杀尽忠臣良将，广植党朋，因而，事无巨细，国家大事，万民生计，全落在蔡京一人一党手里。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诏格杀灭族。凡有颁布，怕人疑他为私谋，就说“此上意也”而且一个命令颁布下去，善则称己，过则称君，更使民意沸腾，天下之怨愤均加之赵佶身上。
可是说也奇怪，赵佶还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几次假意辞官，赵佶还哭着哀求挽留他，并赞他：“公纵不爱功名富贵，也得为社稷着想啊！”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更胡作妄为：譬如他的“方田均税”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强加“浓缩”本来多的，忽然变少，本来大的，突然变小。本来三百多亩地，现已缩为三十亩；但农民的税却大为“暴涨”本来三十文钱税赋，而今却要交近二千文。这使得天下农民俱叫苦连天。
他又实行“免役法”使得凡是中上等人家不必缴纳免役的税银，全让下等人家代缴，税务重苛，竟比神宗变法时还多加了八十余倍。官僚地主，络绎不断地进奉蔡京，负担倒减轻了，但贫民百姓可苦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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