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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勇与忧惧王跃文
近日突然特别想读周作人的诗。以前是读过的，读过便忘了。那时还年轻，对他那一套“人生一饱原难事”、“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话并不懂，也不耐烦去想，觉得滋味寡淡得很。近来，这两句诗倒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周作人颇不屑。我崇拜鲁迅。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的爱护近于妇人心肠。周作人对鲁迅却很不够意思。兄弟失和是鲁迅心里的隐痛，而伤害鲁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他写的那些谈茶喝酒的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失了血性，更何况他后来还当了汉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也曾经是“凌厉浮躁”的一员猛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有两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谈狐说鬼，坐道论佛总应该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对世事已经看透、看破，已经放弃、绝望，故而只对非人世的东西感兴趣，借以消遣时日，以度残年。周作人却在四十岁时就写出以“清”、“冷”为底色的雨天的书，走到“冲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写五十自寿诗时，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过三年，抗日战争就要爆发。国难当头民族丧乱，他置于眼前而不顾，却滋滋有味地羡慕咬大蒜拍芝麻，难怪一时责难鹊起，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林语堂出来为他辩护，说他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此说并非虚妄。周作人自己就说过，忧惧的分子在他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所谓“忧生悯乱”是也。知弟莫如兄。鲁迅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文人美女，历来负有亡国之责。美女亡国已是共识，且为人神所共愤。妲己褒姒杨玉环是也。文人因为一首诗、一首词、一部小说而成为乱世罪羊的，不光古时如此，现在也未见得不是这样。区区几个文人美女，就得担当起救国或者亡国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国里的十几亿子民，自然只须袖手以观。无怪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说的忧惧，我颇有同感。人生诸种情感中，我觉得忧惧是最为深沉真切的两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人生爱之愈深，忧惧之心愈切。而且，不仅是为过去己经发生过的历史忧惧，更为现在与未来而忧惧。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真后悔有了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我们，不但不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甚至将世界保持现状都不能。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将不得不在一个没有清新空气、没有绿色森林、没有纯洁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说生存竞争的惨烈、战争和未知的疾病。我们既不能为孩子们的未来负责，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挣扎，而我们的心里除了忧惧以外，还能有什么？！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的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周作人的绝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这自然是弱者之为，但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
在路上王跃文
这几日，我无端地对自己惯常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每日忙忙碌碌，不是在键盘上飞快打字，就是在餐桌上觥筹交错。很多时候，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多数的回答是：在路上。
我总在路上。去开会，去赴宴，去赶飞机，去赶火车。风尘仆仆，步履匆匆。我在尽最大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
可是，我这几天突然问自己：我如此如此，最终目的在哪里？这种忙碌和疲惫难道就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堂吉诃德，我其实很佩服他。一个瘦骨嶙峋的半老头子，穿一副破烂盔甲，拿一根生锈长矛，骑一匹劣马“驽辛难得”带一个又矮又胖饶舌愚笨的仆人桑丘，凭着几本中世纪骑士小说作精神养料，便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广阔的原野，与风车巨人作战，与酒囊魔鬼搏斗，抢囚犯、上魔船，还真心实意沉浸在一段浪漫热烈的爱情中，为那位想像中的公主杜尔西内娅小姐相思得“肝肠撑断”堂吉诃德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冒险和传奇的世界。旁观者看来，他的世界虚幻可笑。可是，对于堂吉诃德，他的世界却实实在在。如此理解堂吉诃德，这位自以为神勇无比却十分荒唐可笑的浪漫骑士就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以最荒诞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
堂吉诃德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不仅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而且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毫不起作用。一次又一次的头破血流恰好成了骑士精神的有力证明，成了这条冒险经历的必由之路。正是荒诞和失败造就了这位英雄，造成就了他的光荣和骄傲。
博尔赫斯说过，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这种假设一旦成立，那么，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就完全可以互换，犹如一个人能在镜子的两面随意出入。堂吉诃德轻而易举进入到了镜子的另一面。他清楚地知道镜子的另一面意味着什么。他果决地进去了，勇敢而又浪漫地拯救了自己，于是成为堂吉诃德。当然，他本可以有另一种命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呆在家里，陪神父和理发师聊天，挠自己脚板心的痒痒，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善心人”阿隆索吉哈诺。然而如此，他不过是一个百无聊赖、坐等老死的糟老头而已。
我早已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了。我再也不是原先的自己，因而有人说我有些堂吉诃德的意思。我不在意这是赞赏还是揶揄。尽管有时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只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没想过重新回到镜子的另一面，再去虚构一次别样人生。
我不看球王跃文
我本是个不管天高地厚的人，可有时候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却带着弱势特征。比如，我就一直不看足球赛，尽管它被称之为男子汉的游戏。
我本能地讨厌一切一定要分出个输蠃胜负的游戏。游戏的本质是快乐。可是，只要有输蠃胜负，必然会有人不快乐。我们在参与游戏时总说着“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话，这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输了之后有个退路，多少给自己留点儿面子，或者在别人输了之后假惺惺地给一点儿安慰，以掩饰自己得胜后的张狂。谁要是能真正看清是非胜败转头空，就不会去投入这种残酷竞争，就不会热衷有胜败输蠃的游戏。我们有谁真正见过在足球场上一败涂地、只能带走满身伤痕一背骂名的运动员是一脸欢笑下场的？我的想法真有点儿蠢：既然是游戏，何妨不发明一种大家都蠃、谁也不输的游戏来玩呢？人无可奈何要走完一生，有时候真是想以游戏视之而不能，够沉重严峻的了。何必还要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我道听途说，多少知道一点儿足球赛的技巧术语、战略战术，而有术就有诈、有诡。球场如战场，跑不出孙子兵法，跑不出三十六计，无非怎样布阵、怎样攻守、怎样兵不厌诈、怎样制造战机，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报怨以德”、“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教训是用不上了。足球场上金戈铁马，用尽机心，甚至不择手段。一得一失，犹如生死搏杀，真的与用兵无异。还是老子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以而用之，恬淡为上。可是足球赛却把这种不祥之器发挥到极致。我总不免想到，这说到底还是人性恶的一种放纵，但却以一种最美最没有善恶是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足球赛是人生的残酷寓言。人被动地降生于世，可一旦活着，又不免眷恋生命。不怕死的人不少，怕死的人更多。比之足球赛，开赛的哨子一响，人就开始了他生命旅程的奔跑。每一个人前方都有一个足球。你必须去抢那个球，抢到了还得盘带过人，张皇四顾，左冲右突；你得留意门的方向，却经常站错了位置；你身边晃过一道阴影，还没反应过来，球已没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你累了，伤了，跑不动了，可你不敢停下来，你爬都要朝那球爬过去。比之累和伤，你更害怕被罚下场。人生尽管惨淡，毕竟只有死神才有权罚你下场；虽然死神常被我们忘记。可足球场上的死神，高举着令牌，时刻瞪着你，紧随着你奔跑。你宁愿死皮白赖留在场上，多一分钟是一分钟，多一秒钟是一秒钟。但你还是恐惧，因为结束的哨音总会吹响。到那时，大幕已谢，人生收场。进了球的，没进球的，一切的汗、泪、血、光荣与屈辱，都只成了下一代人的笑谈。足球赛的残酷就在于此。它将人生的过程缩短到九十分钟演给你看。说到底，人生比足球赛更为残酷。在足球赛九十分钟里，你耽误了的时间还可以补时。可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谁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能对着上帝大喊：请给我补时两分钟？
可又正如人生，不是先想清楚了之后再活下去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竟然也成了一个热心的看客，居然还从中体验到了沉醉和激情。此种沉醉与激情虽然虚幻和短暂，但已经是现世生活的奢侈了。
偶像开始坍塌王跃文
黑与白总是被颠来倒去的，可还没听说东方可以变成西方；将鹿叫做马也是常有的事，却没听说大阔佬因为多了几个钱就可以尊比国王。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日本一个东方岛国，就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便入列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国，有资格同西方老大美国围坐在同一张圆桌上纵论天下大事；比尔？盖茨就因他富可敌国，一个企业总栽居然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忘不了邀请他到场发表高见。
如果认为这是世界变得市侩和势利了，那就迂阔了。其实世界从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在伪道德理想国里沉睡得太久了，不能适应现实的游戏规则。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冷酷的，即便涂上道德釉彩也是徒然的。西方七国不敢排斥日本，不可能是西方大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当然也不会因为某位日本首相同里根或克林顿是同学，更不可能是日本国库出钱向谁行了贿赂。日本本身就举足轻重，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缺了日本，西方国家的许多把戏可能玩不下去。比尔？盖茨的份量也是明摆着的，他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成功足以使他获得在任何高级国际经济论坛发言的权力。他的实力几乎构成了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威胁，以至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想肢解他的微软。可微软不软，硬挺得很哩。
日本几乎集所有尖端科技于一身，其经济的高科技含量堪与美国媲美，成了知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比尔？盖茨的微软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知识经济最成功的楷模。可以说，日本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之所以能坐上西方七国的牌局，有权要求重新洗牌或换种玩法，都得益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无疑将是人类新的福音，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必然影响到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宗教等等。单说文化吧，有论者把农业经济下的文化称之为前喻文化，即前人教育后人；工业经济下的文化谓之同喻文化，即同辈人之间相互学习；知识经济下的文化却是后喻文化，即人们必须向后辈人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再怎么功成名就，再怎么德高望重，都必须承认后辈人比你智慧、能干，你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经验，再也别在后人面前扮演权威。未来社会，将没有公认的权威，没有被神化的偶像。这当然是权威和偶像们的痛苦，却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新世纪的曙光将从偶像的坍塌开始。
直面人生王跃文
我少年时颇以鲁迅先生的话自许。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我并非锦衣玉食中长大，饥饿和磨难司空见惯，早已默认了这就是人生，除了硬着头皮去直面，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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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勇与忧惧王跃文
近日突然特别想读周作人的诗。以前是读过的，读过便忘了。那时还年轻，对他那一套“人生一饱原难事”、“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话并不懂，也不耐烦去想，觉得滋味寡淡得很。近来，这两句诗倒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周作人颇不屑。我崇拜鲁迅。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的爱护近于妇人心肠。周作人对鲁迅却很不够意思。兄弟失和是鲁迅心里的隐痛，而伤害鲁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他写的那些谈茶喝酒的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失了血性，更何况他后来还当了汉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也曾经是“凌厉浮躁”的一员猛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有两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谈狐说鬼，坐道论佛总应该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对世事已经看透、看破，已经放弃、绝望，故而只对非人世的东西感兴趣，借以消遣时日，以度残年。周作人却在四十岁时就写出以“清”、“冷”为底色的雨天的书，走到“冲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写五十自寿诗时，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过三年，抗日战争就要爆发。国难当头民族丧乱，他置于眼前而不顾，却滋滋有味地羡慕咬大蒜拍芝麻，难怪一时责难鹊起，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林语堂出来为他辩护，说他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此说并非虚妄。周作人自己就说过，忧惧的分子在他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所谓“忧生悯乱”是也。知弟莫如兄。鲁迅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文人美女，历来负有亡国之责。美女亡国已是共识，且为人神所共愤。妲己褒姒杨玉环是也。文人因为一首诗、一首词、一部小说而成为乱世罪羊的，不光古时如此，现在也未见得不是这样。区区几个文人美女，就得担当起救国或者亡国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国里的十几亿子民，自然只须袖手以观。无怪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说的忧惧，我颇有同感。人生诸种情感中，我觉得忧惧是最为深沉真切的两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人生爱之愈深，忧惧之心愈切。而且，不仅是为过去己经发生过的历史忧惧，更为现在与未来而忧惧。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真后悔有了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我们，不但不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甚至将世界保持现状都不能。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将不得不在一个没有清新空气、没有绿色森林、没有纯洁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说生存竞争的惨烈、战争和未知的疾病。我们既不能为孩子们的未来负责，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挣扎，而我们的心里除了忧惧以外，还能有什么？！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的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周作人的绝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这自然是弱者之为，但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
在路上王跃文
这几日，我无端地对自己惯常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每日忙忙碌碌，不是在键盘上飞快打字，就是在餐桌上觥筹交错。很多时候，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多数的回答是：在路上。
我总在路上。去开会，去赴宴，去赶飞机，去赶火车。风尘仆仆，步履匆匆。我在尽最大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
可是，我这几天突然问自己：我如此如此，最终目的在哪里？这种忙碌和疲惫难道就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堂吉诃德，我其实很佩服他。一个瘦骨嶙峋的半老头子，穿一副破烂盔甲，拿一根生锈长矛，骑一匹劣马“驽辛难得”带一个又矮又胖饶舌愚笨的仆人桑丘，凭着几本中世纪骑士小说作精神养料，便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广阔的原野，与风车巨人作战，与酒囊魔鬼搏斗，抢囚犯、上魔船，还真心实意沉浸在一段浪漫热烈的爱情中，为那位想像中的公主杜尔西内娅小姐相思得“肝肠撑断”堂吉诃德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冒险和传奇的世界。旁观者看来，他的世界虚幻可笑。可是，对于堂吉诃德，他的世界却实实在在。如此理解堂吉诃德，这位自以为神勇无比却十分荒唐可笑的浪漫骑士就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以最荒诞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
堂吉诃德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不仅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而且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毫不起作用。一次又一次的头破血流恰好成了骑士精神的有力证明，成了这条冒险经历的必由之路。正是荒诞和失败造就了这位英雄，造成就了他的光荣和骄傲。
博尔赫斯说过，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这种假设一旦成立，那么，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就完全可以互换，犹如一个人能在镜子的两面随意出入。堂吉诃德轻而易举进入到了镜子的另一面。他清楚地知道镜子的另一面意味着什么。他果决地进去了，勇敢而又浪漫地拯救了自己，于是成为堂吉诃德。当然，他本可以有另一种命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呆在家里，陪神父和理发师聊天，挠自己脚板心的痒痒，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善心人”阿隆索吉哈诺。然而如此，他不过是一个百无聊赖、坐等老死的糟老头而已。
我早已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了。我再也不是原先的自己，因而有人说我有些堂吉诃德的意思。我不在意这是赞赏还是揶揄。尽管有时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只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没想过重新回到镜子的另一面，再去虚构一次别样人生。
我不看球王跃文
我本是个不管天高地厚的人，可有时候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却带着弱势特征。比如，我就一直不看足球赛，尽管它被称之为男子汉的游戏。
我本能地讨厌一切一定要分出个输蠃胜负的游戏。游戏的本质是快乐。可是，只要有输蠃胜负，必然会有人不快乐。我们在参与游戏时总说着“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话，这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输了之后有个退路，多少给自己留点儿面子，或者在别人输了之后假惺惺地给一点儿安慰，以掩饰自己得胜后的张狂。谁要是能真正看清是非胜败转头空，就不会去投入这种残酷竞争，就不会热衷有胜败输蠃的游戏。我们有谁真正见过在足球场上一败涂地、只能带走满身伤痕一背骂名的运动员是一脸欢笑下场的？我的想法真有点儿蠢：既然是游戏，何妨不发明一种大家都蠃、谁也不输的游戏来玩呢？人无可奈何要走完一生，有时候真是想以游戏视之而不能，够沉重严峻的了。何必还要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我道听途说，多少知道一点儿足球赛的技巧术语、战略战术，而有术就有诈、有诡。球场如战场，跑不出孙子兵法，跑不出三十六计，无非怎样布阵、怎样攻守、怎样兵不厌诈、怎样制造战机，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报怨以德”、“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教训是用不上了。足球场上金戈铁马，用尽机心，甚至不择手段。一得一失，犹如生死搏杀，真的与用兵无异。还是老子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以而用之，恬淡为上。可是足球赛却把这种不祥之器发挥到极致。我总不免想到，这说到底还是人性恶的一种放纵，但却以一种最美最没有善恶是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足球赛是人生的残酷寓言。人被动地降生于世，可一旦活着，又不免眷恋生命。不怕死的人不少，怕死的人更多。比之足球赛，开赛的哨子一响，人就开始了他生命旅程的奔跑。每一个人前方都有一个足球。你必须去抢那个球，抢到了还得盘带过人，张皇四顾，左冲右突；你得留意门的方向，却经常站错了位置；你身边晃过一道阴影，还没反应过来，球已没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你累了，伤了，跑不动了，可你不敢停下来，你爬都要朝那球爬过去。比之累和伤，你更害怕被罚下场。人生尽管惨淡，毕竟只有死神才有权罚你下场；虽然死神常被我们忘记。可足球场上的死神，高举着令牌，时刻瞪着你，紧随着你奔跑。你宁愿死皮白赖留在场上，多一分钟是一分钟，多一秒钟是一秒钟。但你还是恐惧，因为结束的哨音总会吹响。到那时，大幕已谢，人生收场。进了球的，没进球的，一切的汗、泪、血、光荣与屈辱，都只成了下一代人的笑谈。足球赛的残酷就在于此。它将人生的过程缩短到九十分钟演给你看。说到底，人生比足球赛更为残酷。在足球赛九十分钟里，你耽误了的时间还可以补时。可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谁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能对着上帝大喊：请给我补时两分钟？
可又正如人生，不是先想清楚了之后再活下去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竟然也成了一个热心的看客，居然还从中体验到了沉醉和激情。此种沉醉与激情虽然虚幻和短暂，但已经是现世生活的奢侈了。
偶像开始坍塌王跃文
黑与白总是被颠来倒去的，可还没听说东方可以变成西方；将鹿叫做马也是常有的事，却没听说大阔佬因为多了几个钱就可以尊比国王。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日本一个东方岛国，就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便入列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国，有资格同西方老大美国围坐在同一张圆桌上纵论天下大事；比尔？盖茨就因他富可敌国，一个企业总栽居然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忘不了邀请他到场发表高见。
如果认为这是世界变得市侩和势利了，那就迂阔了。其实世界从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在伪道德理想国里沉睡得太久了，不能适应现实的游戏规则。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冷酷的，即便涂上道德釉彩也是徒然的。西方七国不敢排斥日本，不可能是西方大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当然也不会因为某位日本首相同里根或克林顿是同学，更不可能是日本国库出钱向谁行了贿赂。日本本身就举足轻重，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缺了日本，西方国家的许多把戏可能玩不下去。比尔？盖茨的份量也是明摆着的，他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成功足以使他获得在任何高级国际经济论坛发言的权力。他的实力几乎构成了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威胁，以至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想肢解他的微软。可微软不软，硬挺得很哩。
日本几乎集所有尖端科技于一身，其经济的高科技含量堪与美国媲美，成了知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比尔？盖茨的微软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知识经济最成功的楷模。可以说，日本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之所以能坐上西方七国的牌局，有权要求重新洗牌或换种玩法，都得益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无疑将是人类新的福音，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必然影响到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宗教等等。单说文化吧，有论者把农业经济下的文化称之为前喻文化，即前人教育后人；工业经济下的文化谓之同喻文化，即同辈人之间相互学习；知识经济下的文化却是后喻文化，即人们必须向后辈人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再怎么功成名就，再怎么德高望重，都必须承认后辈人比你智慧、能干，你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经验，再也别在后人面前扮演权威。未来社会，将没有公认的权威，没有被神化的偶像。这当然是权威和偶像们的痛苦，却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新世纪的曙光将从偶像的坍塌开始。
直面人生王跃文
我少年时颇以鲁迅先生的话自许。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我并非锦衣玉食中长大，饥饿和磨难司空见惯，早已默认了这就是人生，除了硬着头皮去直面，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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