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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王跃文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含量”也许要请“会计师”来计算。又比喻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生存”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嘘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无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可是中国的“告状”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官员们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上。那么，上法院呢？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最终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总扼守“街头”要津，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这样的幽默我碰上很多了。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打“呼声”眼前出现的竟是“吃亏”；我打“依法”冒出来的却是“贪污”结果“群众呼声”就成了“群众吃亏”“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群众吃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同时那些有勇气反映“群众呼声”的人往往也会“吃亏”我认识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他们的境遇多半不太好，总在“吃亏”就因为他们表达了“群众呼声”而有些天天喊着“依法行政”的人其实是在“贪污行政”很多蝇营狗苟的事也多打着法律的旗号，所以“依法”和“贪污”有时的确也让人弄不清谁是谁，云里雾里的。
瞎想与胡说王跃文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巴上继续吃去。兔子故作沮丧地说，我的尾巴太短，没这口福。猴子拍拍胸脯说，你等着，我吃饱了，带些回来让你尝尝。狐狸听罢，心中窃喜，飞奔下山。果然见有白马一匹，正躺在草地上酣睡。猴子窜上高树，兔子爬上山顶，等着看好戏。只见那狐狸逡巡片刻，便如猴子所授，如此如此。忽见白马长嘶而起，狂奔如风。可怜狐狸拖打在地，遍体鳞伤。从此以后，狐狸的毛色灰红杂乱；马儿再不敢躺在地上，睡觉都是站着；猴子拍胸大笑，乐极生悲，摔下树来，屁股落下个红疤；兔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自己抓成了三瓣嘴。
这故事蕴含的其实正是老百姓的认识论：他们就是这样凭着想象解释世界万物。很长一个时期，我正是照着这种逻辑胡乱想些事情。随意附会，天方夜谭。不怕方家笑话，只图说出来好玩。
比方疯狗是怎么回事，我自有一番糊涂想法。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县政府专设了狂犬病防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家犬捕杀队。三个机构的正式名称都很长，如果简称狂防领导小组、狂犬办和狂犬队，听着都不顺耳；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县里新成立了打狗办。一时间，打狗办的人手持五尺长棍，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见狗就打。敝乡好吃狗肉，这些长棍们吃狗肉吃得满嘴火泡。
我当时傻想，狗本是忠诚的象征，古时为臣者说自己乃圣前走狗，是种荣耀。直到近世，走狗才渐渐沦为贬义词。词义虽然贬了，但有些人走狗照做，洋洋得意。往往在那种很体面的场合，总有些很体面的人，自以为很体面的谈资，就是吹嘘他同某某高官如何如何铁杆。他们所说的铁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某某官员，把某件最隐私的事密托给他，让他去摆平了。
狗作为人类的仆从，忠心耿耿了几千年，怎么说疯就疯呢？听说天才与疯子，只隔着一层纸；捅破这层纸，天才就成了疯子。凡高每疯一次，就有一波创作高潮。据说这位天才画家流传下来的艺术杰作，都是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我当年不闻有疯牛，只知有疯狗。狗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动物。由人推及狗，我相信凡是疯了的狗，都是天才的狗。当狗聪明得像人，就疯了；不再忠诚于人，而要咬人。有些做上司的宁愿任用庸人和蠢才，忌讳重用聪明人，是否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咬呢？
我的好钻牛角尖，中学时代就有前科。有回我同政治老师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相信天上肯定有神仙。老师大为惊诧，说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你怎么回事？我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生命起源，最初是无机物，再发展为有机物；又从低等生命，进化到高等生命；具体到人，经过若干年进化，先有了类人猿，再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类。那么，人类最后要进化成什么物种呢？只有羽化成仙了。老师口讷半晌，说，今天的人类比古代人类智力发达，这就是进化。我说，今天的人未必就比古人聪明，不然为什么很多前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埃及金字塔，有人就提出假想，说是外星球高智能生命建造的。哪怕我们承认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也只是量变呀，最后得发生质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所谓质变，就是进化成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不是神仙还能是什么？老师没法接下话去，恨恨地望着我。我顽皮道，老师，你可以批评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庸俗的理解。老师接过我自己提供的炮弹，体面地下了台阶，说，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现在仍然在想，这世上真有某种哲学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吗？我有了质疑，便没了科学头脑，只有满脑子荒诞的幻想。九天之外，没有神仙，肯定也有比人类聪明若干的高等生命。姑且称之为天人。自以为万物灵长的人，不过是天人们用来作实验的物种而已，好比人类实验室里养的那些小白鼠。原来，天人关于自己进化的早期资料缺失，就拿人来做实验。两千五百多年前，天人给一个名叫孔子的东方人赋予特殊智慧，想看看非凡的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过了很多年，一个叫朱熹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算是勘破了天机。这是后话。孔子诞生后的五百多年里，天人发现东方出现了神奇变化。那些黄皮黑眼的东方人智慧、文明，创造了很多奇迹。而西方那些白皮蓝眼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于是，天人又给一个名叫耶稣的西方人赋予特殊智慧。耶稣承担的试验项目不同于孔子，他的使命是设计一种叫做宗教的游戏。基督教便庄严诞生。此前天人曾设法让释迦牟尼创立过佛教，也许因为负责这个实验项目的天人渎职，没有达到满意的研究目的；后来天人又让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用不同的教义试验不同的人种。这些不去详说。单说基督教，这可是天人的得意之作。他们发现此教流布之地，人们慈爱、忠诚、勤奋。西方很快赶上东方，并超过了东方。这时，天人学术界发生了争论：引起人类东西方不同变化的因素，到底是宗教同世俗的区别，还是人种的不同？各种观点相持不下，天人最高当局只得提出新的方案：找一位和耶稣同种族的犹太人，赋予他特殊智慧，让他创造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且看验效如何。天人发现不管圣洁的宗教或世俗的哲学，都会生成许多变种，犹如病毒的变异。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广泛、最持久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就连愚蠢的人类自己都已察觉，人类最新的灾难，就是两个犹太人的对立。天人得出的结论是：种族、肤色、语言、地理位置、气候等等都不是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决定因素，理念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这种理念表现为哲学、宗教、世俗学说或者谎言和巫术。天人终于后悔了，大声疾呼：够了，够了，该死的理念！不要再让人类玩什么理念了，叫他们好好活着吧。
越来越多的疾病降临人世。人类连感冒病毒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艾兹病汹涌而来；艾兹病尚未被征服，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了萨斯病毒。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低能、脆弱和无助。我们竟然是那样狂妄自大，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人类发疯似的自我膨胀，总以为强大有力就可以君临天下。可是时时要取人小命的恰恰是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人类有着杰出的微生物和病毒专家，他们的研究手段也日益先进。可是，人类却一天天沦为微生物的玩偶。相传古代中国，一位将军率部出征。不幸瘟疫流行，三军将士尽数瘫倒。将军见战车前面有株野草，随意拽来咀嚼。过不多久，将军感觉身子硬朗起来。他猜这种野草也许正是救命良药，便命将士采而食之。果有奇效，一株野草即令瘟疫遁身而去。因将军于战车之前得遇良药，便叫这种无名野草车前草。车前草现在仍是中药一味，却再无当年显效。野草还是那株野草，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不必说远了，我小时候住在乡下，若是泻肚子，只须采篱上野刺嫩尖，洗净生嚼，就万事大吉。如今遇病得赶紧吃药，却没有哪种药能立竿见影。
萨斯病毒肆虐几个月了，人类仍束手无策。有幸活下来的患者，居然并不是靠什么有效药物，而是全赖调动自身免疫力。这几个月，我窝在家里躲避瘟疫，脑子里尽是些怪异的想法。罢了，罢了，我实在不忍往不吉利的方面去想。只祈祷上苍早开法眼，普救众生。
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王跃文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含量”也许要请“会计师”来计算。又比喻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生存”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嘘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无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可是中国的“告状”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官员们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上。那么，上法院呢？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最终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总扼守“街头”要津，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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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想与胡说王跃文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巴上继续吃去。兔子故作沮丧地说，我的尾巴太短，没这口福。猴子拍拍胸脯说，你等着，我吃饱了，带些回来让你尝尝。狐狸听罢，心中窃喜，飞奔下山。果然见有白马一匹，正躺在草地上酣睡。猴子窜上高树，兔子爬上山顶，等着看好戏。只见那狐狸逡巡片刻，便如猴子所授，如此如此。忽见白马长嘶而起，狂奔如风。可怜狐狸拖打在地，遍体鳞伤。从此以后，狐狸的毛色灰红杂乱；马儿再不敢躺在地上，睡觉都是站着；猴子拍胸大笑，乐极生悲，摔下树来，屁股落下个红疤；兔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自己抓成了三瓣嘴。
这故事蕴含的其实正是老百姓的认识论：他们就是这样凭着想象解释世界万物。很长一个时期，我正是照着这种逻辑胡乱想些事情。随意附会，天方夜谭。不怕方家笑话，只图说出来好玩。
比方疯狗是怎么回事，我自有一番糊涂想法。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县政府专设了狂犬病防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家犬捕杀队。三个机构的正式名称都很长，如果简称狂防领导小组、狂犬办和狂犬队，听着都不顺耳；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县里新成立了打狗办。一时间，打狗办的人手持五尺长棍，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见狗就打。敝乡好吃狗肉，这些长棍们吃狗肉吃得满嘴火泡。
我当时傻想，狗本是忠诚的象征，古时为臣者说自己乃圣前走狗，是种荣耀。直到近世，走狗才渐渐沦为贬义词。词义虽然贬了，但有些人走狗照做，洋洋得意。往往在那种很体面的场合，总有些很体面的人，自以为很体面的谈资，就是吹嘘他同某某高官如何如何铁杆。他们所说的铁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某某官员，把某件最隐私的事密托给他，让他去摆平了。
狗作为人类的仆从，忠心耿耿了几千年，怎么说疯就疯呢？听说天才与疯子，只隔着一层纸；捅破这层纸，天才就成了疯子。凡高每疯一次，就有一波创作高潮。据说这位天才画家流传下来的艺术杰作，都是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我当年不闻有疯牛，只知有疯狗。狗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动物。由人推及狗，我相信凡是疯了的狗，都是天才的狗。当狗聪明得像人，就疯了；不再忠诚于人，而要咬人。有些做上司的宁愿任用庸人和蠢才，忌讳重用聪明人，是否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咬呢？
我的好钻牛角尖，中学时代就有前科。有回我同政治老师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相信天上肯定有神仙。老师大为惊诧，说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你怎么回事？我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生命起源，最初是无机物，再发展为有机物；又从低等生命，进化到高等生命；具体到人，经过若干年进化，先有了类人猿，再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类。那么，人类最后要进化成什么物种呢？只有羽化成仙了。老师口讷半晌，说，今天的人类比古代人类智力发达，这就是进化。我说，今天的人未必就比古人聪明，不然为什么很多前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埃及金字塔，有人就提出假想，说是外星球高智能生命建造的。哪怕我们承认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也只是量变呀，最后得发生质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所谓质变，就是进化成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不是神仙还能是什么？老师没法接下话去，恨恨地望着我。我顽皮道，老师，你可以批评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庸俗的理解。老师接过我自己提供的炮弹，体面地下了台阶，说，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现在仍然在想，这世上真有某种哲学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吗？我有了质疑，便没了科学头脑，只有满脑子荒诞的幻想。九天之外，没有神仙，肯定也有比人类聪明若干的高等生命。姑且称之为天人。自以为万物灵长的人，不过是天人们用来作实验的物种而已，好比人类实验室里养的那些小白鼠。原来，天人关于自己进化的早期资料缺失，就拿人来做实验。两千五百多年前，天人给一个名叫孔子的东方人赋予特殊智慧，想看看非凡的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过了很多年，一个叫朱熹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算是勘破了天机。这是后话。孔子诞生后的五百多年里，天人发现东方出现了神奇变化。那些黄皮黑眼的东方人智慧、文明，创造了很多奇迹。而西方那些白皮蓝眼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于是，天人又给一个名叫耶稣的西方人赋予特殊智慧。耶稣承担的试验项目不同于孔子，他的使命是设计一种叫做宗教的游戏。基督教便庄严诞生。此前天人曾设法让释迦牟尼创立过佛教，也许因为负责这个实验项目的天人渎职，没有达到满意的研究目的；后来天人又让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用不同的教义试验不同的人种。这些不去详说。单说基督教，这可是天人的得意之作。他们发现此教流布之地，人们慈爱、忠诚、勤奋。西方很快赶上东方，并超过了东方。这时，天人学术界发生了争论：引起人类东西方不同变化的因素，到底是宗教同世俗的区别，还是人种的不同？各种观点相持不下，天人最高当局只得提出新的方案：找一位和耶稣同种族的犹太人，赋予他特殊智慧，让他创造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且看验效如何。天人发现不管圣洁的宗教或世俗的哲学，都会生成许多变种，犹如病毒的变异。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广泛、最持久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就连愚蠢的人类自己都已察觉，人类最新的灾难，就是两个犹太人的对立。天人得出的结论是：种族、肤色、语言、地理位置、气候等等都不是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决定因素，理念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这种理念表现为哲学、宗教、世俗学说或者谎言和巫术。天人终于后悔了，大声疾呼：够了，够了，该死的理念！不要再让人类玩什么理念了，叫他们好好活着吧。
越来越多的疾病降临人世。人类连感冒病毒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艾兹病汹涌而来；艾兹病尚未被征服，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了萨斯病毒。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低能、脆弱和无助。我们竟然是那样狂妄自大，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人类发疯似的自我膨胀，总以为强大有力就可以君临天下。可是时时要取人小命的恰恰是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人类有着杰出的微生物和病毒专家，他们的研究手段也日益先进。可是，人类却一天天沦为微生物的玩偶。相传古代中国，一位将军率部出征。不幸瘟疫流行，三军将士尽数瘫倒。将军见战车前面有株野草，随意拽来咀嚼。过不多久，将军感觉身子硬朗起来。他猜这种野草也许正是救命良药，便命将士采而食之。果有奇效，一株野草即令瘟疫遁身而去。因将军于战车之前得遇良药，便叫这种无名野草车前草。车前草现在仍是中药一味，却再无当年显效。野草还是那株野草，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不必说远了，我小时候住在乡下，若是泻肚子，只须采篱上野刺嫩尖，洗净生嚼，就万事大吉。如今遇病得赶紧吃药，却没有哪种药能立竿见影。
萨斯病毒肆虐几个月了，人类仍束手无策。有幸活下来的患者，居然并不是靠什么有效药物，而是全赖调动自身免疫力。这几个月，我窝在家里躲避瘟疫，脑子里尽是些怪异的想法。罢了，罢了，我实在不忍往不吉利的方面去想。只祈祷上苍早开法眼，普救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