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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他用这个名字、这本护照可以在当地的各家银行开设账户，而且是东国国内查询不到的，与此同时，耿凡健还保留了东国护照和身份证。
那是2017年底、2018年初的事情，然后耿凡健回到了国内，中介方告诉他只要安心等待就好。当时身边没人知道他已成为几里国的公民，还换了一个新名字。
可是转眼到了2019年初，承诺中的每年百分之五的投资收益并没有打到账户上，于是他又找到大安洋公司。客户经理让他看协议，投资收益是在酒店建成并营业后才有的，如今酒店还没有竣工，当然尚无收益。
但是客户经理也安抚他，酒店再过一年就可以竣工，届时五年投资回报以及五年后全额返还投资款的条件不变。而且这两年并不计算在入籍等待时间内，他只要再等四年仍可以成为别利国公民。
耿凡健也不傻，当即拿出原协议条款核对，合同上写着半年内就可以完成酒店建设，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而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
中介方则解释由于投资人数较多，酒店需要重新设计，扩大规模和接待能力，所以才推迟了工期。
这时候耿凡健就感觉不对了，但他还是不太敢相信大安洋出国这么大的一家企业，已经在移民行业经营了多年，还会搞公然欺诈的项目。就算有欺诈行为，合同在手他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可是又过了一年，他不仅没有等来酒店竣工的消息，该项目的相关宣传已经从大安洋公司的官网上删除了。
耿凡健再找上门，当初那位“专人专程一站式服务到底”的投资顾问已离职，接待的人只告诉他酒店仍在建设中。
耿凡健当即就要求退回投资，否则就诉诸法律，而对方却说大安洋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责任，言下之意就是让耿凡健尽管去告。
耿凡健联络了这个项目的同一批投资人，大家拉了一个维权群，又出资在尚海请了一位代理涉外经济纠纷的律师，名叫奈特。
奈特律师看了他们手里的全部协议资料，包括很多外文资料，告诉他们这个官司在国内几乎没可能打赢，甚至都没有办法起诉。
奈特律师指出，这些年这种移民项目很多，这个行业目前也很无序，有的中介目的就是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与佣金，至于项目本身会不会坑人，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包邮了。
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专业法律问题，比如大安洋公司只是中介方，而不是项目的开发方，他们收取的只是咨询费和推介佣金。
奈特看了所有的协议文本，指出大安洋公司承诺的服务其实已经完成了，就是给客户办理了几里国的国籍。
这里面最大的坑有两个。其一是持有几里国护照确实可以免签进入别利国，从而免签进入罗巴联盟二十六国。但他们只能以游客身份，既不能在当地工作，也不享受任何福利。
至于五年后能否加入别利国国籍，政策是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需要每个人自己按别利国的规定提出申请，批不批准是别利国的事情。这不是中介机构能够保证的，合同的附录上也有详细的外文介绍。
第二个大坑就是那个酒店。工程建设与项目管理方都在几里国，他们签的是一份投资协议，这属于工程延误方面的纠纷。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死扣，这一批投资人都已经拿到了几里国的国籍，而工程所在地也是几里国境内。几里国公民在几里国境内的纠纷，东国的法院也无法审判。
理论上他们也可以在国内起诉大安洋公司，主张对方在推广项目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只要上了法庭就存在另一个问题，这些人自身也已经违法了。
东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他们办了几里国的入籍手续，却没有向公安以及外交部门报备，仍保留了东国护照与公民身份。
在起诉提交证据的时候，这些信息必然要提交，那么在开庭之前他们就面临一种困境，东国护照会被没收并剪毁。
东国语几里国公民，这两个身份届时只能保留一种。假如他们还想保留东国公民身份，那就不要闹到法庭上，至少不要自己去撞东国执法机关的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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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可行的维权方式，就是到几里国以几里国公民的身份，起诉酒店项目的建设方与管理方违约，要求收回投资或索赔。
但是奈特律师不建议他们这么做，而且想打这个官司，还得拿到项目方确实没有将投资用于酒店建设的证据……她提供的专业建议大体就是这些。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扯皮。站在耿凡建的角度，他总共付出了一万五千东国币的咨询费、五十万东国币的第三方中介费、十万米金的投资，合计东国币超出了一百三十多万元，仅仅拿到了一本几里国的护照。
酒店项目遥遥无期，投资恐怕是打了水漂，至于入籍别利国的承诺也是一句空头保障，还需要他自己按规定去申请，中介方顶多帮忙填写资料，并不能保证申请通过。
耿凡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同样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一百多号投资人也都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因为疫情，很多事情都延误了，直到去年秋天，东国境内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这边的大雨季结束后，耿凡建又一次辗转来到了非索港。
律师劝他不要来，但耿凡建还是来了，而且他居然真的敢来！他是来搜集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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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这个名字、这本护照可以在当地的各家银行开设账户，而且是东国国内查询不到的，与此同时，耿凡健还保留了东国护照和身份证。
那是2017年底、2018年初的事情，然后耿凡健回到了国内，中介方告诉他只要安心等待就好。当时身边没人知道他已成为几里国的公民，还换了一个新名字。
可是转眼到了2019年初，承诺中的每年百分之五的投资收益并没有打到账户上，于是他又找到大安洋公司。客户经理让他看协议，投资收益是在酒店建成并营业后才有的，如今酒店还没有竣工，当然尚无收益。
但是客户经理也安抚他，酒店再过一年就可以竣工，届时五年投资回报以及五年后全额返还投资款的条件不变。而且这两年并不计算在入籍等待时间内，他只要再等四年仍可以成为别利国公民。
耿凡健也不傻，当即拿出原协议条款核对，合同上写着半年内就可以完成酒店建设，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而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
中介方则解释由于投资人数较多，酒店需要重新设计，扩大规模和接待能力，所以才推迟了工期。
这时候耿凡健就感觉不对了，但他还是不太敢相信大安洋出国这么大的一家企业，已经在移民行业经营了多年，还会搞公然欺诈的项目。就算有欺诈行为，合同在手他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可是又过了一年，他不仅没有等来酒店竣工的消息，该项目的相关宣传已经从大安洋公司的官网上删除了。
耿凡健再找上门，当初那位“专人专程一站式服务到底”的投资顾问已离职，接待的人只告诉他酒店仍在建设中。
耿凡健当即就要求退回投资，否则就诉诸法律，而对方却说大安洋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责任，言下之意就是让耿凡健尽管去告。
耿凡健联络了这个项目的同一批投资人，大家拉了一个维权群，又出资在尚海请了一位代理涉外经济纠纷的律师，名叫奈特。
奈特律师看了他们手里的全部协议资料，包括很多外文资料，告诉他们这个官司在国内几乎没可能打赢，甚至都没有办法起诉。
奈特律师指出，这些年这种移民项目很多，这个行业目前也很无序，有的中介目的就是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与佣金，至于项目本身会不会坑人，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包邮了。
这其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专业法律问题，比如大安洋公司只是中介方，而不是项目的开发方，他们收取的只是咨询费和推介佣金。
奈特看了所有的协议文本，指出大安洋公司承诺的服务其实已经完成了，就是给客户办理了几里国的国籍。
这里面最大的坑有两个。其一是持有几里国护照确实可以免签进入别利国，从而免签进入罗巴联盟二十六国。但他们只能以游客身份，既不能在当地工作，也不享受任何福利。
至于五年后能否加入别利国国籍，政策是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需要每个人自己按别利国的规定提出申请，批不批准是别利国的事情。这不是中介机构能够保证的，合同的附录上也有详细的外文介绍。
第二个大坑就是那个酒店。工程建设与项目管理方都在几里国，他们签的是一份投资协议，这属于工程延误方面的纠纷。
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死扣，这一批投资人都已经拿到了几里国的国籍，而工程所在地也是几里国境内。几里国公民在几里国境内的纠纷，东国的法院也无法审判。
理论上他们也可以在国内起诉大安洋公司，主张对方在推广项目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只要上了法庭就存在另一个问题，这些人自身也已经违法了。
东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他们办了几里国的入籍手续，却没有向公安以及外交部门报备，仍保留了东国护照与公民身份。
在起诉提交证据的时候，这些信息必然要提交，那么在开庭之前他们就面临一种困境，东国护照会被没收并剪毁。
东国语几里国公民，这两个身份届时只能保留一种。假如他们还想保留东国公民身份，那就不要闹到法庭上，至少不要自己去撞东国执法机关的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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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奈特律师不建议他们这么做，而且想打这个官司，还得拿到项目方确实没有将投资用于酒店建设的证据……她提供的专业建议大体就是这些。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扯皮。站在耿凡建的角度，他总共付出了一万五千东国币的咨询费、五十万东国币的第三方中介费、十万米金的投资，合计东国币超出了一百三十多万元，仅仅拿到了一本几里国的护照。
酒店项目遥遥无期，投资恐怕是打了水漂，至于入籍别利国的承诺也是一句空头保障，还需要他自己按规定去申请，中介方顶多帮忙填写资料，并不能保证申请通过。
耿凡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同样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一百多号投资人也都咽不下这口气。
后来因为疫情，很多事情都延误了，直到去年秋天，东国境内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这边的大雨季结束后，耿凡建又一次辗转来到了非索港。
律师劝他不要来，但耿凡建还是来了，而且他居然真的敢来！他是来搜集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