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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文《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小女孩名为李瀛仙，乳名“贝贝”。为了生活，二人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
其实庐隐拼命写作也是为了养家，“小爱人”李唯建一脑袋浪漫主义思想，有了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庐隐劝他努力上进，他权当耳边风。这哥们儿也真是人才，在庐隐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里，租住屋里出现盗贼的动静，庐隐建议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帮忙，李在慌乱之中竟然打不开门“……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
现在很多人都把庐隐与李唯建共处的四年奉为其最幸福的时光，而据张昌华先生考证“他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庐隐的朋友担心李唯建胡来，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邵洵美在《庐隐的故事》里写道“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虽然生活有压力，但庐隐情绪变得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地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地反对旧势力，我大胆地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做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摒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地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
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
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中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里说：“20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眷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拼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可惜天妒红颜，1934年庐隐意外去世——为了省钱。
平法文《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小女孩名为李瀛仙，乳名“贝贝”。为了生活，二人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
其实庐隐拼命写作也是为了养家，“小爱人”李唯建一脑袋浪漫主义思想，有了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庐隐劝他努力上进，他权当耳边风。这哥们儿也真是人才，在庐隐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里，租住屋里出现盗贼的动静，庐隐建议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帮忙，李在慌乱之中竟然打不开门“……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
现在很多人都把庐隐与李唯建共处的四年奉为其最幸福的时光，而据张昌华先生考证“他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庐隐的朋友担心李唯建胡来，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邵洵美在《庐隐的故事》里写道“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虽然生活有压力，但庐隐情绪变得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地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地反对旧势力，我大胆地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做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摒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地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
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
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中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里说：“20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眷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拼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可惜天妒红颜，1934年庐隐意外去世——为了省钱。